写作需要静思沉淀，更需要阔野远视
———宋晓英、融融对谈录
宋晓英 ［美国］融融
摘要：融融与其他华人作家写作的立场与视野略有不同，她的“一代飞鸿”意象有着创造性，她的自然观、生命观焕发出新意，对“文化震撼”的描述更加深刻，写出了“脱胎换骨”、“落地植根”过程的艰苦卓绝与灵魂放逐。她提出了以下问题：一，看待异国文化，“平视”还是“敌视”，“对抗”还是“交流”？把留学移民者定位为“一代飞鸿”，还是“无序飘零”？二，是仅仅“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从人类大同的立场出发拥抱异族文化？融融认为，华人作家应具有文化“重构”的自觉，在写作中体现出生命的“个性”与“融合”；华文文学只有吸收了外来的酵素，才能变幻出“新态”。
关键词：融融；宋晓英；访谈；一代飞鸿；阔野远视
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6-0103-07
访谈嘉宾简介：融融，原上海《解放日报》记者，现《星岛日报》副刊专栏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夫妻笔记》、《素素的美国恋情》；中篇小说《梦里梦外》、《海上生明月》、《两小无猜》、《黑猫情人》、《萝卜夫人》等；短篇小说见于北美《世界日报》、《侨报》及《中国作家》、《香港文学》《世界华人作家》等杂志，多篇获奖。出版散文集《感恩情歌》、《开着房车走北美：历时三年北美野生圈生动纪实》、《吃一道美国风情菜》，被誉为“生态写作”及对美国生活逼真写照的典例。
2014年获得首届新移民国际研讨会优秀创作奖。
时间：2013 年12 月11 日下午
地点：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融融家中
一、“飞鸿”还是“孤鸿”？
宋晓英：在我眼中，您是一个较有特色的、不可重复的华人作家。大部分华人作家都谈到自己的漂泊，评论家都用“放逐”这样的字眼，华人自传中都写到对归宿或港湾的需要，因为不安全才移民，但移民后更找不到安全感。而您被公认是一只“候鸟”，有着“身之所在，心之所属”的独特人格。从您的生命轨迹与创作看，您爱旅游、勤迁徙，从上海到夏威夷到加州再到加拿大边界的华盛顿州，在德克萨斯州也有自己的房子，用引小路的话就是“飘来飘去”。
我认为这里有两种寓意，引小路小说《飘来飘去》是漂泊的，就是“只有那支孤零零的小鸿雁”，存在主义的虚无与幻灭；您所推崇的是大鸟一样的“逍遥游”，天之茫茫，野之苍苍，您早年命名自己主编的书《一代飞鸿》，您《开着房车走北美》，文字有女性少有的恢宏与阔朗。我们先把问题细化：您觉得美国的地域人情与中国相比是怎样的呢？
融融：我到美国的第一站就是夏威夷，从心底讲，那里真是天堂，风光旖旎，民风淳朴，不像美国大城市人与人关系紧张，竞争激烈。其文化的独特，是一种“波利尼西亚的生活方式”①，人在那边松松散散，不急功近利。总体上，美国文化地域性很强，大城市节奏紧张，环境逼仄，小地方，特别是南方乡村崇尚自然，少求功利。
宋晓英：您觉得这种美国文化体验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融融：不可避免地有影响，特别对散文和游记。美国的地域风情、土俗民风，还包含理念、世界观等都对我有影响。如我在旧金山“半月湾”住过十几年，那里恬静、逍遥、水魅山丘礁石冷，后来随着硅谷的扩展，那里越来越拥挤。我的白人先生宁肯住到寒
冷的北部大森林，偏僻乡野，我也渐渐体味到这种环境对生命的益处。
宋晓英：有些华人喜欢住在亚裔“飞地”，即唐人街等华人集中的地方，认为那里母国色彩浓重，生活方便，语言相通。相对而言，其他族裔居住的地区是陌生的，他们有强烈的“己群”与“他群”的概念。而您却愿意对美国母体文化积极投入，热爱赞赏，这说明您有自我“涵化”（the acculturated self）的自觉意识吗？
融融：当初来美国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出国前虽然是“无冕之王”，但是，对自己非常不满意。
宋晓英：在我看来，这影响了您创作的主题、题材与风格。如主题上超出了华人的“自传色彩”、“家国记忆”与“伤痕意识”。题材上，我所阅读的大部分华人作品，即使写美国当代人生活，也集中于“财富”或“生存”，或强调身份漂泊、灵魂分裂。您的作品也写中西文化的巨大碰撞与心灵的强烈震撼，主人公也面临生存问题，但远远超出了生存，甚至超出了身份，溢出到人类的生命意识，人与自然，族群间人与人的和谐等，是不是因为您不大用面临大的生存危机，就能思想得更深更远一些呢？
融融：也不能说更深更远，我也要面临生存危机，一点不比别人少。只是因为情况不同，大家所思就各异。我喜欢过得散漫、悠闲，也有条件这样生活，所以对纽约、洛杉矶比较反感。我耐得住人间的寂寞，跟大自然比较接近，跟人的灵思也比较靠近，你让我写职场小说，曼哈顿华尔街我写不出来。
宋晓英：您的“野生圈”写作崇尚每一只鸟，欣赏每一片云，您热爱摄影，拍了数不清的一般人肉眼无法见到的稀罕照片。与人高于动物，贵族高于民众，白人血统高于其他族类的观念不同，您的作品强调上帝造物物人平等，情爱也不分种族。是不是您认为人就是人，不分白与黑，黄与棕，宇宙万物，一个人与一棵草、一头猪是一样的？
融融：人和动物以及花草树木都是自然界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不是谁高谁低，而是互相依赖的。在我看来，神对人是非常优待的。人一生出来就有了大自然，生存所需都准备好了。所以，人是高级动物，极其精美，从体型到精神都按照理想被创造。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高于一切，为所欲为，而要更加感恩和珍惜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可以付很小的代价过富足悠闲的生活，为什么人不谦卑一些，感谢这种美妙的创造者的恩典，自然的恩赐，还要暴殄天物，甚至竭泽而渔呢？
宋晓英：是不是因为大部分人到不了你去的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特别是大部分华人住在工作机会较多的城市，面临先生存、后发展，虽然职业移动，地域变更，但由于精神囿于生存与文化隔膜，就无心去分辨夏威夷与纽约、旧金山与斯波坎有什么不同，甚至认为西雅图还比不上自己的来处———北京，或上海更加繁荣？在我看来，您是能闹也能静的人，家人三代聚会的饭您也常做，圣诞春节参与组织很大活动；但热闹以后，您也能心归深山老林。如果说从前是不得已随夫而行，这一次您自己选地方
盖房子，还是选田野森林，昨天在我看来就是远离人烟的地方。人家出国是为了到大地方，繁华热闹，为什么到美国的村里，甚至野地里来呢？当然，就我此前接触的华裔人群，比如我的亲戚，越来越热闹扎堆，天天包子馄饨川菜粤菜大交流，聚会时像顶
级品牌研讨会。您这样穿衣不讲品牌，静守乡野森林的华人多吗？
融融：不多，但大部分华人也度假，亲近自然，来的年代越久的就越爱上了钓鱼打猎远足攀岩等。因为人一天到晚都呆在热闹的地方，对自己的身心是有伤害的。现在人们喜欢利用周末假期往乡下和往风景点跑，因为内心感受到一种“缺乏”，缺乏自然生命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神造人时安置在人心中的。我们造房在乡下，天天鸟语花香，闲云野鹤，避免车船劳顿或者周末大堵车，不是天天在度假？
二、闲赋无功还是生态有为？
宋晓英：但我觉得他们度假与您这日常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呀！人家是偶尔为之，且呼朋唤友的，您住在森林里寂寞吗？
融融：开始，我和大众一样曾经对繁华有着很大的认同，因为我在上海生上海长么！你看我的《美国弄堂》，旧金山南部的半月湾，第一章写弄堂晚上没有灯光，周围一片野地，我经历了心理煎熬。熬过去以后，“孤独给我的礼物，是一副生活的放大镜。如果说我的过去，曾经像一条大标语，曾经像一张大字报，线条粗糙，那么现在，生活变成了艺术，变成了文学。”《吃一道美国风情菜》自序中我谈及“人的视野”。现代都市人与人摩肩接踵，北京或纽约的地铁里，有什么视野可言？大自然中你看得远，心情就阔朗，大自然中什么都没有，野地里你要生火做饭搭帐篷防野兽，人的敏感度增强，身手矫健，智力开掘能力扩展，越来越发现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自己的头脑还灵活，充实，有力量。
宋晓英：对，“文学的生态观”的意义好像就在于人不仅与自然交融，而且感知自然后还能以新的视点认识人类，重塑自我。您的看法好新鲜，很少听人这样说，您是有意把它贯穿到创作中，就是说，您在自觉地把“生态意识”融入写作吗？
融融：是的，有意识地写在散文和游记中。我读《瓦尔登湖》，梭罗写一个桌子，到了星期天搬出来，让它晒晒太阳。把桌子看做另一种生命，至少看成一棵树，这就是“生态文学”吧。生活需要阳光味儿、青草味儿，才能嗅觉敏锐，才思流动，想象力喷涌，这对写作不是很有用吗？写作也是关乎灵魂的事情吧，需要阳光味儿、青草味儿，静思，沉淀，才能有远视的空间。
宋晓英：这话让我想起冰心的《往事二之三》，“今夜的美，决不宜于将军夜猎”，还有“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左牵黄，右擎苍”那样的古意来。
融融：还有“千骑卷平冈”，我儿子结婚，带着近百人多人去中国，农场主啊，他的猎友啊，各色人种。
宋晓英：我也认识到美国休闲文化中驯猎、垂钓、园艺等元素。您的散文独树一帜，写房车生活极为生动。即使是您的小说，人物的心情命运也与世俗民情相关。如《来自美国的遗书》里那个男记者，驾车一路走，路过座座城，小镇休憩采访，野地里抽烟看风景，那风景美得像萧红的《火烧云》，风俗浓得像《追忆逝水年华》。且您的运思与神笔说明这些不是闲笔，后面让记者在没故事的地方找新闻，甚至造新闻，华人来到后宁静变热闹，是故事发展、命运逆转的伏笔与铺垫，等待照应，揭开谜底的那一天。美国的景致、风俗、理念确实从大的角度上改变了您的视野，塑就了您的风格，从文字生动形象这个角度去看，你都快赶上“神笔马良”了。
融融：真正的文学关注灵魂，关注灵魂所依托的社会。有一位英国人写台湾，礼节、法律、政治、文化等什么东西都写得栩栩如生，但他从来没去过台湾，他观察了台湾在欧洲的生意人，去查了许多历史资料，写出了英国人眼中的台湾。我写“中国人眼中的美国”，我倒要看看它跟我们咋不一样。我还喜欢《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等把集权写得那么入木三分，血淋淋的现实，作者也没经历过，但靠灵魂力量去深刻挖掘。我受到他们影响，靠观察力想象力，用灵性去解剖素材，从皮肤到血肉到骨头再到内脏，一层层地剥进去，展露在读者面前。
宋晓英：对，您的《夫妻笔记》、《来自美国的遗书》是留学移民文学中少有的病理解剖书。您挖得深，但并不是死沉死沉的，您也有空灵的一面。想象是翅膀，看你飞多高；思想是云梯，看你怎么上天，再怎么落地。你作品中的人物带有极强的生命体验，甚至说是超验性。比如写人，您去世的先生仍被您写的大胡子红脸庞哈哈大笑出现在读者面前，他的灵肉穿越在您的作品中；您的景色描写也超越别的作家，有“远”的意象，悠远，深远，邈远。
三、“远庖厨”还是“围桌谈笑”？
宋晓英：你2005 年出版《吃一道美国风情菜》，用“食”把文化说得活灵活现。大家都说您是一位烹饪高手，而且中西合璧。据我所知，大部分女作家都是“远庖厨”的，精力有限，而且不认为那是一种高级的精神劳动，您怎么认为？
融融：我喜欢烹饪。首先，我在国内的时候没有机会烹饪，以至于我刚来美国时应聘一个“厨娘”的工作，不合格，只好打下手，我对烹调比其他人好奇；第二，当我学到了美国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菜系以及相应的礼仪文化，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一种艺术，一种创造。对我来说，创意，或具有创造性的劳动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宋晓英：我是从中看出了您的大爱。比如我现在天天看到您给先生做饭的《西雅图来信》。对我，天天做饭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您做菜欣欣愉快，一方面说明您热爱生活，另一方面说明您以大爱示人，天天做饭给所爱的人，不觉得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处于创作高峰期，灵感稍纵即逝的时期。
融融：我觉得饮食不仅满足人们胃的需要，也满足人的心灵、家庭、情感的需要，难道它不是在制造“其乐融融”的难得的氛围的最好的元素吗？全家围桌吃饭，吃出祖母在场的滋味，我认为这是一个坚守传统的过程。同时，对于美国与中国的食谱，也是一个学习与创新的好的机遇，比如你与我的丈夫都说这道菜好吃，那我就成功了。
宋晓英：那可不容易！其实现代人已经把“食文化”中的精华传统都破坏了，就像把菜的原汁原味都否定了，因为各种调料、半成品太多了。而且祖母吃的剩菜、妈妈吃的鱼头、饭桌上的交流都被我们忽视掉了，做饭就成了一件枯燥无味儿的事情，不再是弥足珍贵的事情，丈夫与儿女到处可以吃到美味儿，不像你们家的麦克，不像大部分美国人周末还做饭吃。中国的吃饭文化在演变。从前是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说话不礼貌；后来是在家吃饭，饭桌上交流；现在是平时快餐或下班聚餐，春节时团圆饭有时候都吃不成。即使围坐一桌，大家各看各的手机，交流也不太多，所以老人更孤独，更着急，有时会责令儿孙们关掉手机。
融融：在美国一些保守的家庭中很多传统是保留的，如妻子会陪着丈夫看球赛，吃饭的时候大家会交流一天过得怎么样，周末一起去教堂等等。吃饭不仅关系到夫妻关系，关系到家庭和睦，还体现了文化的发展，比如西方会融进东方的文化。每年复活节、圣诞节时我先生的儿女孙辈到这里过节，我做的中国食品也受到欢迎的。
宋晓英：您一个中国奶奶能够把麦克的孙辈都能吸引过来，大家庭能够融合起来，这真的不容易做到。我更喜欢您烘焙的西式面点、调制的色拉青菜等。我的中国胃与麦克的美国胃都能接受它，说明您的烹饪改革，中西合璧是成功的。
四、“魔鬼的释放”还是“人性的自由”?
宋晓英：另一个话题，“食色，性也”，孔子说的，即食与色是人的天性。说到“色”，我觉得评论家陈瑞琳有一段话概括了您作品中“性”描写的意义：“以‘性爱’的杠杆，如此撬开‘生命移植’的人性深广，展现一种人类生存状态的无限可能性，融融可说是第一人。”②2。我读了《夫妻笔记》后也有同样的感受。为什么说性爱可以成为杠杆，撬开生命移植中的人性深广呢？我感受最深刻的是，您小说中的性爱描写体现了一种生命移植过程中强大的文化震撼。这种震撼很大吗？
融融：非常大，都写生存问题，种族歧视，比较容易肤浅，写性观念所带来的文化震撼，直刺人心。《夫妻笔记》时，大陆已经出现很多性开放的作品，我难以苟同。移民之后，思想去除了束缚，就会发现自身埋藏的那种生命觉醒。从褒贬两种意义上去看，一是展示了一种人类生存状态的无限的可能性，比如“佩芬”认为自己是丑的，低能的，僵化的，到了美国这个新鲜的环境才发现自己可以是美的，有能力的，精灵发光的。消极的危害在于，去除思想的束缚后，会导致人性的无限张扬，把魔鬼从笼子里放了出来。在这个“放出来”的过程中，“佩芬”认为“自由”是无限的。她走得太远了，无节制接受新关系，所以她的悲剧结局是必然的。
宋晓英：“佩芬”这个人物起初的心理我可以理解，中国现实与文艺作品中这样的“灰姑娘”很多：自小被他人贬抑，父母认为她什么都不行，丈夫是“白马王子”，自己是丑小鸭，不被承认好多年，“多余的人”做了好多年，被家族、阶层、族群各种忽略，必然导致“爱”与尊严双重的“饥饿”。所以一旦得到“美国美人”房东格莱西雅的一点青睐，她就有了尊严的觉醒；偶然当一回美国的“人体模特”，被虚妄地赞扬，被诱惑，她就有了某种觉醒，开始诱惑别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说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一个大染缸，没有判断能力的话，生活就会变得乱七八糟，对吗？
融融：是的。具体到这个人物，起初的动因是好的。她要用保姆或模特身份换得夫妻两人的绿卡，证明自己是“有用”的，出于证明自己能力的急切，也是一种家庭责任，想让丈夫不再辛苦，两人有了身份、才有能力要孩子，对得起丈夫的多年苦读。
宋晓英：我觉得《夫妻笔记》体现了你创作态度的严肃认真，尊重生活本身的逻辑。你写到“佩芬”努力的这个过程中，一切都变了。两个人都太忙，就产生了隔膜；在“温室”里多年的男女，一接触到美国“性爱自由”的空气，欲望就膨胀了，变质了。最为
可怕的是，两个人都会觉醒，但它有阶段性，我爱你的时候是A 阶段，B 阶段变成了你爱我，有时候不可同步。夫妻俩同时醒悟，但触发的源头或说是衣原体却不是一个，必然造成爱人间更多的隔膜，以至于从此南辕北辙，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融融：对，两个人觉醒的落脚点不一样。“任平”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爱”，超越了功利与身份，一种真纯；“佩芬”一方面觉醒到在关系中男权的压迫，丈夫在关系中不够尊重她的感受，中国关系中一个弱势小女子的感受从来不被考量，有反抗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她短暂地成为了人体模特，出了名，尝到了繁华，实际上是虚荣的滋味。尽管两个人还是相爱，但灵肉分界，无奈与隔膜必然出现。
宋晓英：就我所读过的当代作品中，您是写“文化震撼”最真切、最深刻的。现代文学时期郁达夫的《沉沦》比较深刻。华人作品，特别是华文自传中，好多作家把移民前期“文化震撼”的种种伤痕隐藏起来，或者视角只是功成名就以后的回望。虽然我们知道华人通过奋斗在美国成功的例子是很多的。但如果一味表现“洋装虽然穿在身”，但“中国芯”没变，“核”没变，只是“肉身”经历了一些苦。待他成功后，又变回到原来那个爱国的、有志的青年。这种“出离- 挣扎- 升华- 回归”的模式有些僵化，重复很多，有些根本不能触及灵魂，关乎命运的深刻，与国内“打工文学”或“官场小说”相似，似乎某种“上升”是“坐飞机”上去的，根本没有“螺旋”。所以，我看你的作品中写到“凤凰涅槃”，或者“脱胎换骨”的过程更加真实。
融融：对，还有帝国主义虽然强大，虽然是大染缸，但我“出淤泥而不染”，我用中国文化把它给打败了！即使我们中国人大部分洁身自好，这种模式也太简单了。我接触的移民在美国都经历了深刻的痛苦。就算经历了，成功了，我觉得作家也有义务揭示为什么更加爱国、爱家的深层原因。我的人物有的回不到从前，但也融不入美国社会，漂泊的灵魂是很多的。
宋晓英：我觉得你的作品与阎真的《曾在天涯》一样写出了出国留学后发现的真相，“自由”与“理想”的双重梦碎。此前，中国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一代一直被教育为自己是“知识精英”，“能孚大任”。可到了北美这样科学讯猛发展、技术条件较为完备的社会，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微乎其微，不像小时候被教育的那样“人定胜天”。白先勇、严歌苓的作品中“零余者”、“外来者”、“边缘人”的苦楚隐忍难言也较为深刻，不是一个用东方文化轻易打败美帝的“英雄”模式。你写的夫妻感情是真实的，那是在异邦强大的外在力下的“惺惺相惜”。“任平”的感受是那样真切：“佩芬”那么小的身材疲惫而匆匆地从“轰隆隆开过来很霸道的样子”的美国汽车中出来，“像巨人口中的一粒葵花子的壳儿，‘呸’的一声被吐了出来。”②3 这种拟物的象征非常真切，揭示出一个无奈地在美国寻找身份的“边缘人”心态。你的深刻之处在于，美国这个“庞然大物”不仅在物质上压榨了外邦来的弱者，而且异化了他们的身体，放逐了他们的灵魂，打乱了他们的关系秩序。
融融：另一方面，她看到了生命更多的可能，多种生存状态的可行性。如果欲望不只是一种放纵，也可以是一种适当的释放，一种生命的优势，你可以舞蹈，可以美。
宋晓英：但我看到的是“你可以出卖自己的美”。而且我觉得你非常公允地写出了西方女性同样面临的悲剧：性别关系中的失败者、弱势，尽管她们是白人，有身份、有财富、有美貌，还善良。你写出了人际关系中白人男子的冷酷无情：他们在生活中打开了生命的可行性的大门，在工作中榨取着女性的剩余价值，又毫不留情地抛弃她们。
融融：我看到的只是东西方在性别与道德关系上的不同观念而已。我觉得“贝利”这个人物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认同陈瑞琳说的这里只是“以‘性爱’的杠杆，如此撬开‘生命移植’的人性深广，展现一种人类生存状态的无限可能性”，我不想做过多的道德伦理评判。
宋晓英：那是好的方面，也就是挣脱了人性的束缚以后达到了人的才能自由发挥的境地，发现了新我。但中国读者还是会看到性解放带来的大崩溃，“佩芬”被解放之后就像被放出魔瓶的妖鬼。
融融：这就是小说要表现的一个主题：自由不是随性的，不是想要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宋晓英：你在用存在主义的理论吗？“他人的自由就是我的魔咒”？比如“贝利”的自由就是“葛莱西雅”的魔咒。美国在性自由上较少限制，但它的“法律”与道德自律跟上了吗？比如情爱自由的结果就是电影《永不妥协》中茱莉亚·罗伯茨带着3 个不同父亲的小孩子，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融融：所以我也写了“妮可”这个美国女郎的形象啊。她自然率真，真情而不虚饰，表面上不懂得，但现实中也做到了克制。我不认为她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人，她在“任平”生病的时候真心爱护他，甚至为了爱要照顾他，但也认为自己没有这个资格。许多美国人的行为出于自然天性，无关道德的。
宋晓英：我喜欢你这一点，不带任何框框或者任何种族、性别偏见地写作。你写出了自由的好处，比如“任平”具有中国传统君子正直的道德理性，但他也不能抑制自己的天性，无论是对于美国的对抗心理，还是被压抑的情感，都非常真实。“贝利”这个人很率性，他爱你的人、爱你的身体，但是他害怕婚姻，不想要孩子。一旦有孩子之后，他的无情抛弃有理有据，因为他想要找回自己，找回独立，找回安逸，也无可厚非。他还体现了美国人的“契约”原则，因为说好的不要孩子吗。你塑造人物时没有框框，无关判断，从生活出发，应该说揭示了生命与人性的真实的状态。我觉得结尾对“任平”与“佩芬”的命运的落脚点非常好，他们转了一圈，终于拿到了绿卡，但是心爱的故人还会回来吗？共同的梦想依然存在吗？所以，我觉得您的小说呈现了生命自然的形态，挖掘到精神的深度，那种灵肉分离、人格分裂，写得淋漓尽致。从东方文化往西方文化移植中如果拒绝承认被物质诱惑，被欲望诱惑，对贫富敏感，不承认这种分裂，那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留学、移民生活的伪饰。
融融：谢谢！我试一试小说能不能超越种族，超越意识形态。无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各种欲望和分裂都应该存在的，无所谓谁优谁劣。
五、“生命的残破”还是“天高任鸟飞”？
宋晓英：您落脚的这个地方很好，在我看来是“生命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生命的残破可以怎样随着人生流转”。您觉得您的人物有自传性吗？
融融：我不是“佩芬”。我比较乐观的，认为生命虽然在某个短暂的时候是残破的，只要能经得起折腾，总体可以不断地达到新的高度。
宋晓英：从某种意义上说，您超越了对留学移民生活叙述的常态，一方面，您已经深入到美国主流的工作与生活，成功地塑造了西方人的典型形象，如《来自美国的遗书》中的犹太“老板”、“美国美人”、“同性恋者”、“业余侦探”；另一方面，您对您这一代留学人的身份做了重新的定位，称其为“一代飞鸿”。“鸿”的翅膀是很大的，飞向光明的，拥抱飞翔的目的地即异国他乡的一个意象，而不是以边缘化的主体看异国这个客体。这与我以前读的作品有点差异。比如於梨华的“无根的一代”，记得《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描述的留学生活是一种隔绝的状态，“我是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一粒沙都是寂寞”。③51 当然牟天磊一代有特殊的文化身份，自小被流放台湾，在美国无家可归感更重。但那些没有像孤儿一样被流放过，从大陆来的作家，也是这样写的，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也是写处于两种文化之间，被历史抛出轨道的边缘人。您为什么认为留学移民者可以成为“飞鸿”呢？如您笔下美国人家里的中国保姆与於梨华、严歌苓笔下的就不一样，您的保姆或厨娘受尊重，她们的受排斥，为什么？
融融：我觉得要与不同文化做朋友，而不是异类，包容他们，同情他们，《夫妻笔记》中“佩芬”就是这样做的。而男主人公“任平”虽然接受美国女同事的关怀，甚至情爱，后来也住在女房东家里，他还是带有“有色眼镜”去看美国人，美国生活，美国人的家居的。对待异国文化，“平视”还是“敌视”，“对抗”还是“交流”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也导致了留学移民人自我定位的差别。女房东格莱西雅只不过比“佩芬”多一重身份，她也流产，失业，离婚，爱人离世，孤儿寄养，各种不幸。就像你文章所述，“任何个体的人在资本化现代化进程中均感受被动适应的压力较大，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可能较少”。美国本土人也面临种种困境。
宋晓英：从生命存在的意义上或从族群意义上看问题是不一样的。我看到是“佩芬”夫妇毕业工作后仍拿不到身份，没办法拥有孩子，正如“作为一个无科技能力的外来者，高力伟无论怎样放下尊严，怎样以苦力积累财富，无论永久居留甚至居民身份的希望是怎样贴近，其对社会的贡献都微乎其微，而‘被弃者’与‘零余者’的绝望感愈来愈强”。④152 我觉得你把中国女留学生的“保姆人生”写得有点偏理想，他们的生活是生存的悲剧，格莱西雅的是存在的悲哀，前者是无可选择的，后者自主选择的可能性较大，不能同日而语。
融融：当然，个人的遭遇不一样，对留学人生的阐释就不同。
宋晓英：反之亦然吧，人生态度不同，命运结局也相异。您说住在森林里很安静，《小琳达》中的留学生保姆却感到害怕与绝望。阎真、严歌苓、张翎等解构了许多东西，不是你的“飞鸿”，是“无序飘零”的状态，呈现出文化上的一种苦，分裂、孤零的感觉。而你的，是以苦为乐的“乐感”文化，“落地生根”的意识。您还同样超越了“美国淘金”文学的模式。如《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的财富在澳洲》等也写放逐与漂泊，但读者看到的是留了洋发了大财，别管过程多苦，而且有一种我在异邦发了大财的炫耀之嫌。您赞美移民的落地生根，没有说太苦，也没有说大富，自自然然的生命移植，就像您的先祖从外地到上海。您赞美来自上海的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在美国清贫的生存，赞美她新的生活方式，这就给您的写作赋予了全新的人类意义。
融融：那种说来到美国不久就会变得富裕的故事才是童话，没有的事情。美国的先人拼死拼活创造了一个较为合理的、公平的社会，新移民不费一枪一卒，不加一锨一土，不纳税，不奉献，就能轻易成为巨富，这才是不真实的.
宋晓英：我对您写的中国知识女性的身份转换印象深刻。在我的概念里，女留学生多是女文青，精神贵族，您写的人物如此脚踏实地，热爱生活，接近泥土，在美国养鸡卖鸡蛋，没见这个人物原型以前我几乎认为她是假的，见到了她本人，看到你们的家，才知道这是真实存在的。
融融：我们那一代中国留学，多数来自于一个阶层，因为当时的中国可说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既压抑又自傲，一味的自豪就像瞎子，一味地模仿西方也是瞎子，看不到真实。
宋晓英：东方的年轻一代也吃麦当劳，在星巴克上网，看的动画片、玩的电子游戏几乎与美国的小孩一样。
融融：最低层的东西是最容易学的，最容易学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往往是一个文化中较低级的，最接近生理本能的东西。坚持自己的民族性与拥抱异国文化，吸收新鲜血液并不矛盾，不然，就不能解释汉民族也经历元与清，美国更是如此，多元共生的一个国家。
宋晓英：您给我的印象具有多面性，表面上善良、朴素、本色，像泥土一样，但心灵是飞扬的，精神是丰富的，创作手法像手术刀，风格明快又犀利。
融融：因为我是个记者嘛，长期被训练得精准快，这是我的基本素养。
宋晓英：“候鸟”式的生活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融融：说我像一只“候鸟”是陈瑞琳说的，她说我是“跟美国地域风土人情最接近的华人作家”，大概指我的迁移跨度很大，居住的区域与交往的人完全迥异，我觉得这当然扩大了我写作的疆域。
① 波利尼西亚的生活方式是指以生活在夏威夷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为主所坚持的一种生活方式：提倡Breath of
Life，即生命应该是简朴自然，生生不息的，尽量少受“文明”的束缚。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是夏威夷的一座民族文化博物馆，占地42 英亩。
② 融融：《夫妻笔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
③ 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④ 宋晓英：《阎真小说对精神建构的拆解与对生命价值的还原》，《齐鲁学刊》2011 年第3 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