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过去与未来（二）
2. 西欧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政治路线
布莱尔，吉登斯和新劳工党的理论家们不仅在本国推广和实践第三条路线，而且号召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把它作为21世纪的共同改革方向。然而由于国情的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社会政治结构诸多方面的区别，西欧各国的改革方式及其内容因此也千差万别。如果从政治纲领，战略决策和具体实施办法去考察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走向，至少可以归纳出如下四种不同的模式：英国新劳工党的市场经济模式;荷兰的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泼德尔”模式; 瑞典和丹麦的福利国家的改良模式; 法国的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模式。四个模式彼此胜负不分，各有其优劣，引人注目的是各个社会民主党政府不尽相同的政治侧重点和行为标志。下面笔者从财经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等三个方面去探讨上述四种模式的特点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2.1英国新劳工党政府的市场经济模式
与西欧其它社会民主党政府相比，英国新劳工党政府享有最为雄厚的政权基础。鉴于英国实行的相对多数的议会选举制度，新劳工党以43%的得票率就可以轻获议会178个多数席位，从而形成“一党执政”的优势。劳工党政府既无须依赖任何盟党的支持，又不必顾及势单力薄的反对党的声音。尽管采取了适度的权利转移和下放，英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仍然根深蒂固：名存实亡的上议院，不具备摄政能力的最高法院，缺乏成文的宪法，没有能够发号施令的银行等等，客观上都给英国新劳工党的政府行为和体制改革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加之英国保守党在1979-1996年执政期间推行并完成了的一系列改革项目，尤其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工会权利的限制，雇佣条件的宽松，为现劳工党政府贯彻推行自己的改革路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财经政策
90年代，英国新劳工党与西欧其它社会民主党政府一样，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道，新劳工党在大选过程中曾做过如下许诺，即当政之后两年期间继续保留使用前保守党政府的两条经济政策：
其一、政府部门所有的日常支出全部由日常收入支付;借贷只服务于投资性项目，不服务于消费性项目。
其二、限制债务，稳定财经。新的国家借贷不依赖于经济周期发展的走势，不用于以调节或控制短期反经济周期现象为目的的投资。
事实上，英国的财经政策比西欧其它任何社会民主国家，包括资产阶级当政国家的财经政策都要宽松。此外，财经部部长高尔敦·布朗没有将全部税收都用在偿还债务之上，相反，却将税收的大部分资金投放到教育、就业与医疗卫生等特殊项目之上。
在税收政策方面，新劳工党对低收入阶层实行了减税或免税，使只有一个全劳力家庭的最低年收入保证在一万英镑以上。经济收入低于该标准的家庭则按照累减所得税率得到政府补贴，收入高于该标准的家庭的起点税率被规定为10%。在此，英国新劳工党搞活劳工市场，刺激人们就业的用心显而易见：一方面改善了低收入环节就业情况，另一方面提高了低收入雇佣人员的经济收入，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底层“美国化”。（尽管如此，英国仍属于西欧拥有贫民最多的国家。）
与此同时，英国新劳工党政府还降低了企业的税收标准。英国目前是欧盟企业收税率最低的国家。布莱尔政府对所得税和企业税的两项改革旨在搞活经济，发展劳工市场，防止公民因长期失业而坠落为社会边缘人员。1996-1999年期间，英国的就业率平均每年提高了1.03%，1997年时就业率上升到75.2%，成为欧盟（65.1%）就业率最高的国家。此外，英国的失业率亦从1996年的8.7%降低到1998年的6.3%，显而易见成为欧盟失业率最低的国家（欧盟平均失业率：1996，11.6%; 1998，10.9%)。英国新劳工政府对税收政策的系列改革和宽松态度，给劳工市场带来了一派生气，明显走在西欧其它社会民主党以及资产阶级执政党政府的前头。
新劳工党在制定劳工市场政策时把如何解决青年失业的问题放在了首位。对此新劳工党政府采用了鼓励和强制两结合的方针：国家一方面资助青年失业者到私立的或国有的企业就业，抑或出资为失业青年组织职业培训，另一方面通过奖惩制度和压缩福利补贴的手段强迫失业青年就业。譬如降低失业金，以避免失业金高于工资收入的现象，克服依赖福利国家，指望靠吃社会救济度日的寄生虫倾向。该举措使28万失业青年中的10.5万青年得到了工作岗位。新劳工党政府在执政的三年期间成功地使青年 失业率和长期失业率减少了50%，但是英国政府对劳工市场的开支却远远低于西欧和北欧劳工市场开支的平均水平。总而言之，通过提高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资，青年人对劳工市场的适应能力得到明显的改善，由此也取得了较好的就业机会。至于第三条路线的就业政策是否能够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收效还有待于长期观察和考证。
社会福利政策
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目的是以物质刺激和施加压力的双重手段充分调动人们参与工作的积极性，鼓励就业，惩罚懒惰，逐渐地将被动的福利国家改变成能动的福利投资国家，而学校教育，医疗卫生和儿童是福利国家重点的投资目标。譬如，通过提高子女补贴费鼓励妇女参加工作; 通过对低收入家庭的减税免税力图帮助1250万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70万个孩子摆脱贫困。
新劳工党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巨额投资和小心翼翼的改革，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尤其是老年保险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条件愈来愈苛刻的社会福利政策明显地背离了原始的社会民主主义分配原则：严格了获取福利救济的条件，加强了监督管理措施，把社会福利限制到最需要的人员身上。福利政策的改革虽然赋予了社会福利费用支出的针对性和有的放矢，缩小了社会福利被滥用的可能性，然而新增设的监督检查机构又添增了办公的繁琐性和官僚性。新劳工党对此做出了如下解释：公民们有权了解，他们所交纳的税款都被用在了什么地方。政府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社会福利的被滥用，真正让社会救济用在最最需要的人和地方。唯此，福利国家方能长治久安。 在逃税漏税成风，纳税道德日趋败落的今天，该说法乍听起来甚为理性，颇具说服力，却给布莱尔政府带来一个可能会得罪中层社会的风险。中层社会作为国家税收 的支柱，会因为自身得不到社会福利的好处，而不再去支持受到高度限制的社会福利国家。而那些真正受益的社会下层本身并不具备举足轻重的参政能力，他们的命运完全于政治家股掌之中。如何把握好高度限定的福利国家与唯下层社会的福利国家之间的尺度，新劳工党政府至今尚未找到令人信服的解决途径。
新劳工党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
——对福利国家体制施行了大胆的变革，克服了影响经济发展的障碍，新劳工党设计的改革方案比西欧其它社会民主党的更为现实可信。
——承接并继续实践了撒切尔对劳工市场的开放政策，提高了社会边缘群体（青年与妇女）的就业机会，加快了雇佣工人从传统的大工业行业向新型的服务行业的转行。
——放弃社会中层，保护社会底层的社会福利重新分配政策，虽然有些牵强，但仍在情理之中。
——强调教育，职业培训和学习进修的重要性，确认对人的投资既是对个人也是对社会和经济的投资的观念。政府的这种把压力转嫁给个体的行为，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都是公正的。
劣势：
——对经济市场和货币市场大面积的开放政策，使政府很快地失去了对风云变幻的经济市场和非法行商的控制能力。
——放弃古典的以重新分配为主的税收制度将会引起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将会破坏公民之间的凝聚力，削弱公民对国家的信任。
——搞活劳工市场的反面是老年雇佣工人受到冷遇，由于求职地点大幅度的跨越性，工会的软弱，迫使求职人员屈从（当地的）低报酬工作，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向资本收入的重新分配。
——把社会福利公正地限制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的政策，比继续缩减社会福利的要求，更不利于福利国家的发展。中产阶层会因为享受不到福利社会的好处而失去对福利 国家的兴趣，从而要求更多的减免措施，因为是他们交纳的税款支持着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存在。英国面临着失去这支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队伍的危险，变成一个 “三分之二社会”。目前，英国是西欧贫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统计，在英国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公民是德国贫民的两倍。
2.2 荷兰的“波德尔模式”
鉴于议会行政主权之特点，撒切尔之前对劳工市场的改革，以及其他利益集团弱势等诸种因素，英国新劳工党得以由上而下相对轻松地贯彻实施以市场销售为宗旨的经济改革路线，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运气却没有如此之好。以荷兰劳工党为例，其政治目标与英国劳工党可谓最为接近，但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却无法同日而语。布莱尔政府可以凭借在议会里的多数议席强性规定或推行本党的改革方案，而荷兰政府则须首先通过各个党派之间的民主讨论和协商。此外，还有社会经济部门和劳资双方代表的参与。
荷兰的民主协商制虽然不能使本国的经济改革像英国那般迅速彻底和大刀阔斧，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却比较稳妥扎实。荷兰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对政府的决策形式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通过强制性的辨论和谈判最后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的决议或决策。也就是说，英国人的方式在荷兰的议会上根本得不到通过的机会，而荷兰的方式对英国人来说简直就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所以，尽管荷兰和英国无论于政治目标还是于政治结果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其形成过程和操作方式却相去甚远。与其英国劳工党政府不能相提并论的还有，荷兰政府所取得的“经济奇迹”非非荷兰劳工党一党莫属， 其盟党——基督教联盟党，左翼的或右翼的联盟党亦有各自的一份汗马功劳。
财经政策
荷兰劳工党在财经方面也采取了紧缩银针的政策，继1989-1994劳工党与基督教民主党联盟政府之后，紫色联盟政府在财经政策方面又进行了以下两项重大改革：1）降低国债，减少财经赤字; 2）降低税率以吸引投资、扩大就业市场。硬性压缩对中央政府部门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开支，便是其中具体举措之一。由此，在紫色政府首个执政期的四年期间，政府开支平均每年递减了0.4%。具体措施之二，把所有的特别收入一律用于平衡和补偿财政赤字。该项措施使得政府在1994-1998期间的财政支出减少了5%还多，降低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2.6%。具体措施之三，压缩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尤其是通过严格病退条件的手段，以保证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与稳定。具体措施之四，降低所得税税率，最高所得税率从70%（1989）降低到60%（1996），最低所得税率从14%降低到6.35%。该项改革给劳务市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尤其是改善了低薪环节——服务行业的就业情况。
就业政策
荷兰政府的就业政策在20世纪末最后的20年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自1983年起，荷兰的就业率，除了1993-1995年间处于暂时停滞状态之外，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堪称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的佼佼者。1992-1996年间荷兰的就业率平均每年增长1.6%，而欧盟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只有0.4%。其就业人数的百分比亦由1982年的52%提高到1997年的71.5%，在世界经济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此外，荷兰女性的就业率也发生了大跨度的飞跃，由1973年的29%上升到1997年的60%。1997年荷兰以6.2%的失业率成为欧盟国家失业人员最少的国家之一，其失业率远在9.8%的欧盟平均水平之下。
荷兰社会民主党在就业方面之所以卓有成效，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一）节制工资增长幅度，二）着意开发服务行业，三）重新分配劳务岗位。对工资增长幅度的限制，改善了投资环境，由此衍生出新的工作岗位，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的可能性。而劳动岗位的重新分配，其重要手段之一则是发展和普及非全日制性质的雇佣工作。1989-1994年间荷兰社会民主党组织了多次有关劳资政策的谈判，确立了对非全日制雇佣工作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保护政策，鼓励妇女走向工作岗位，逐渐普及一个+半个劳动力的家庭模式。目前，荷兰是世界发达工业国家中拥有非全日制雇员（36%）——无论女性还是男性——最多的国家。
除了上面提到的节制工资增长幅度以及对非全日制工作采取保护措施之外，荷兰政府对劳工市场也采取了适度开放的政策，譬如放宽了对雇佣合同期限和法定劳动时间的规定和条件。背负着有违传统社会民主精神的顾虑，荷兰社会民主党顶着来自工会方面的压力，对劳工市场强行公正改革，为荷兰人民由此带来了勃勃生机的就业市场。尽管如此，如何解决长期失业的良方荷兰政府迄今为止依然没有最后找到。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荷兰，随着就业市场的开放，没有出现美国式的两极分化的严重贫富不等。
社会福利政策
60年代和70年代的荷兰是欧洲大陆典型的被动补充式的社会福利国家，它的经济来源是依靠收纳社会福利保险。在一家一个男性劳动力的传统家庭模式的社会条件下，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无劳动社会保险”现象及其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荷兰政府所面对的一大难题是，如何支付大量病退或提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问题。1973年在病退养老金政策初行阶段，荷兰社会福利部预估申请病退的人数大概在20万左右，而1980年时的实际数字已达到66万，到了80年代末，申请病退的人数猛增至将近100万，占整个就业人数的1/6。在不到10年的短短时间内，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由雇佣者、被雇佣者、医生、工会和政府部门组成的利益卡特尔。雇主借此机会辞去年长的雇佣工人，代之以年轻的劳动力; 雇佣工人则利用国家宽松的退休政策，顺水推舟地留在家中，不再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医生和相关机构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病退人员”大放绿灯; 工会竭尽全力为“自己人”说话; 政府失业统计部门也为病退人员“顶替”失业人员而欢天喜地。90年代初，面对着就业人数达到历史性最低点和国家无从下手干预的局面，荷兰政府对病退保险政策实行了坚决而彻底的改革并取得良好的收效。譬如采取Bonus/Malus的奖惩手段刺激企业主招工;此外严格病退条件，以控制雇佣工人早退病退之现象。1994年起，申请病退人数开始呈下降趋势。
为了变被动的福利国家为能动的福利国家，荷兰政府采取了如下四项重要措施：1）建立奖惩制度，实施经济刺激。2）开放私人保险市场，引进竞争机制。3）严格早退病退条件，避免养老金政策的滥用。4）加强国家对社会福利保险体系的监督和管理。
基督教民主党和劳工党的改革行动遭到了荷兰民众的严重抵制，在1994年的大选中改革党们因此丢失了1/3强的选票，也就是说，他们受到1/4选民的严厉惩罚。荷兰1994年的大选结果证实了保尔·皮埃尔松的论点：对福利国家制度的改革即就是在冒下届大选时落选之风险。
“泊尔德尔模式”的优势和弱点
优势：
除了拥有英国劳工党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诸多强项外，荷兰劳工党还具备如下优势：
—— 较为宽松的社会福利环境，新政策上马之后对劳工市场所形成的压力得以缓解
，因比荷兰的劳工市场较之英国的劳工市场更为温和。
—— 巧妙地应用奖惩机制来刺激就业，弥补了就业政策不够强硬的缺陷。此外，建立和健全了对非全日制就业的劳工保护。
—— 荷兰政府的改革方案既符合于社会民主党所致力的政治目标，又顾及到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各个利益集团和民间团体的利益，所以必将得到整个社会的长期支持。
—— 在就业政策方面，荷兰公民比英国公民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
弱点：
—— 靠吃社会福利救济的现象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荷兰领取福利救济的人数属于世界最高之列。
—— 在荷兰，作为衡量福利国家的尺度依然仍是保证生活水平而非保证基本生存，故此荷兰的福利社会水平依然停留在原有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上，而真正的需要者难免受到疏忽或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