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西欧社会民主党执政党的政府行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英国以托尼٠布莱尔，安东尼٠吉登斯为代表的新劳工党推出的第三条路线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本文中笔者以英国，荷兰，瑞典以及法国社会民主党四国政府为例，分别从四国不同类型的财经政策，就业政策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等三方面入手，研究和探讨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现存状况及其发展动态。就四国政府的具体施政情况而言，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英国新劳工党与荷兰劳工党采取紧缩社会福利开支的手段“换取”就业岗位，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瑞典和法国虽然在就业方面成绩平平，尤其是法国的就业状况几乎接近乎于不好，但两国的社会福利条件却保持着上好水平。尽管四国社会民主党所选择的政治路线不尽相同，但在一点上他们却完全一致：即低估了欧盟的政治作用和地位，忽略了欧盟将属于21世纪的一个重要战略空间的事实。因此，在本文结尾时，笔者对社会民主党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合作实力也稍作考察和评论。
前 言
纵观欧洲社会民主运动20世纪的发展进程，有一条主线清晰可见，即从最初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生产方式，坚决否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过渡到坚持以福利社会 为宗旨的凯恩斯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接受全球经济，认可由于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而造成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失衡。也就是说，欧洲社会民主党放 弃了对持续了百年之久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的追求，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背叛了工人运动“原始”的奋斗目标。类似的谴责之辞从“古”到今，自始至终地伴随 着欧洲的社会民主运动，只不过20世纪初“对工人运动的背叛”的责骂之声到20世纪末被“新自由主义”的攻击之辞给取代罢了。
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和战略决策之所以发生变化，有两个因素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社会条件和时政的变化迫使社会民主党改变其政治行为，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行为又制造了新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也就是说，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决定了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战略决策以及不同的走向成功的“政治路线”。而欧洲的社会民主运动只有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不仅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而且拥有共同的奋斗目标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成功。为了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布莱尔和吉登斯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改革路线，掀起了 一场西欧社会民主党之间具有世纪意义的政治大讨论。
下面，笔者试着从三个角度对所谓的“第三条路线”进行探讨和分析：1）从第三条路线的理论基础出发，比较英国，荷兰，瑞典，法国四国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在财经，就业和社会福利诸方面的优点和弱点。2）系统总结英国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改革政策，荷兰的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泼尔德模式”，瑞典的福利国家的改良路线，以及法国传统的国家干预（计划经济？）方式。3）以四国不同特色的“第三条路线”为基点，找出西欧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共同之处以及达成合作的可能性。
第三条路线的理论基础
安东尼٠吉登斯是第三条路线的理论奠基人，他所定义第三条路线不再是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林荫大路，而是挤插在80年代问世的，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和二战后老牌的国家干预方式之间的一条羊肠小道。吉登斯和英国新劳工党重新定义的第三条路线，不仅走出了本党的历史，告别了过去，也明显区别于欧洲大陆其它的社会民主姊妹党：经济市场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欧洲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地点竞争不再被看作是对社会民主党政府行为的束缚，相反，它被看作为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响鞭。第三条路线的理论家们认为，货币与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将会大大地冲击本国的货币市场和经济市场，因此，对宏观经济意义上的就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对现存体制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社会民主党把经济的全球化既看作为约束力，又当作改革的动力，以十分现实的态度接受了全球化的挑战。然而，第三条路线常常被社会民主党内的新现实主义者抨击为“新自由主义”，所以，笔者认为在此有必要先搞搞清楚，第三条路线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究竟有哪些异同，然后再比较一下第三条路线和战后国家干预方式之间的差异。
吉登斯和新劳工党的第三条路线与新自由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稳定保守的财经政策，主张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反对国家对宏观经济市场进行干预，反对提高社会福利开支。第三条路线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譬如吉登斯批评新自由主义不考虑市场开放之后可能引起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他认为，单凭富裕的资本主义“慢慢流油”是远远不能帮助社会底层脱离贫困。除此之外，极端的，利己的唯市场功利主义行为不符合通行的经商道德。市场贸易应该建立在遵守合同，相互信任，恪守诺言，尊重商法税法等一系列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公共道德和民用法例条文的基础上。人文资本只有在被充分融会到社会资本之中的条件下，才能够充分发挥出它的经济效益。由此看来，吉登斯和新劳工党对公有社会的“发现”并非如某些评论家所说 是他们缩小福利国家的诡辩。另外，吉登斯认为新自由主义设计的最小范围的社会保险制度不能够确保普通公民的社会福利保险。
从吉登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中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与第三条路线之间存在着一条的清晰的分水岭，由此把第三条路线抨击为新自由主义的说法纯属黑白混淆。第三条路线与老牌的鼓吹国家干预者之间的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其分歧的要点是对福利国家结构与作用的理解不同。第三条路线的理论家对提倡国家干预者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批评：
—— 提高社会福利开支并不等于可以直接缩小社会经济分配的不公平。
—— 被动的福利国家形式使人变得自私懒惰，依赖性强，纪律松懈，缺乏动机，不能迅速地适应变幻无常的劳工市场。
—— 传统的福利国家产生于工业第一现代化时期，而面对着后工业第二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福利国家就显得死板有余，灵活不足。它错误地维护着社会上的一批人群的利益，而将新生的面临着滑向社会底层危险的另一批人群拒之于门外。
20世纪末的福利国家无法满足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参差不齐的个人需求。新劳工党的第三条路线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即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但第三条路线认为平等并不意味着平均，强调福利国家的侧重点应是消除贫困，避免两极分化，防止更多人滑向社会边缘。于是，吉登斯提出了以下四个，实际上偏离了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目标的方针：Inclusion（主体社会），Exclusion（边缘社会），Beschaeftigung （就业）und welfare to work（福利刺激），以此取代社会民主主义“实现社会平等”的口号。
吉登斯不仅对传统意义的社会平等概念进行了一番修正，并且使之具体化。在他的“新政策”里平等被定义为主体社会（Inklusion），不平等被定为边缘社会（Exklusion）。他是这样解释主体社会的：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政治权利和义务，每个公民必须履行其政治权利和义务。而公民的均等机会取决于公民对其法律权益和义务的实际履行。具体到每个公民身上，取得就学，职业培训以及就业的机会便是取得机会均等的关键。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险费用是 不能够取代机会均等的，更不能为其制造困难。机会均等，职业培训和学校教育因此被视为第三条路线的理论基石。吉登斯认为，通过读书受教育而取得相等的机会，从而也就取得了就业的机会，同时也获取了生存的机会。
吉登斯将边缘社会分为两类群体，一类为自愿脱离社会的上层社会群体，一类是被迫脱离社会的下层社会群体。前者被吉登斯称之为 “精英分子沉默的革命”，因为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富豪脱身于各个公共机构，逃税漏税，拒绝为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系统出资纳税。后者则因为长期失业，陷入贫困，从而失去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机会，大批的社会边缘群体和城市贫民窟应运而生。由此，吉登斯指出，克服社会边缘现象是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为了避免更多的公民被甩出主体社会，滑向社会底层，新劳工党把工作的重心放到解决就业的问题之上。新劳工党认为，唯有创造就业机会才是帮助公民走出贫困， 回归主体社会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创造就业的机会不再是传统的，由政府方面不惜赤字贷款的资助方式，而是通过提高公民微观经济的就业可能性。新劳工党一方面强调加强个体责任，一生学习不断，一方面要求国家能动地为个体创造相应的就业环境。国家和个人共同为教育投资，制造最大限度的机会均等，是第三条路线的重点之重点。第三条路线认为，被动补充式的福利国家体制滋长个体对国家的依赖，无利于个性发展，客观上导致了有意无意的长期失业和吃社会救济现象。
为了加强个体责任，促使失业人员重返工作岗位，重新获得学习新技能的机会，新劳工党认为必须改革旧的福利国家体制，变福利国家为投资国家。布莱尔提倡的“教育，教育，再教育”，和“以物质福利刺激人们工作”的原则显示了英国社会民主党脱离了老式的，以税收制度为主的国家再分配原则，开始实行新型的社会分 配制度，即让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得到接受教育和参与工作的机会。经济市场不利所导致的失业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再是被动地以福利贷款和社会救济的方式去调整平衡，而是通过加强职业教育，改行培训，和不定期的就业资助，帮助失业人员重新返回劳工市场。这种用能动的就业政策取代被动的失业救济的手段，在50年代，60年代的瑞典曾经取得过良好的效果，挽救了众多的公民没有滑落到社会边缘。英国新劳工党认为，社会福利必须最小范围地投用到真正需要的公民身上，不能无限制地扩展到整个中层社会，国家不能慷慨地施舍社会救济金而人为地助长人们坐吃山空，懒于工作和转行的依赖行为。第三条路线一改过去团结互助的职业道 德和社会道德，充分强调个体责任和个人的积极性。
英国新劳工党虽然否定了传统的，多元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但却十分清楚第三条路线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犯罪率增加以及日益扩大的社会底层。为了防止英国社会“美国化”，实现英国社会“一体化”的目标，新劳工党认为国家有义务为公民创造公正合法的社会条件，而如何利用这些框架条件实现自我则是公民自己的责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新型社会公约。但缔约（公约）的基础不再是慈善的，家长式的，单元的福 利国家体制，而是既保证个体拥有自由平等的机会，又维护公共社会利益的双元的福利社会体制。由此可以看出，吉登斯的搞活市场的经济原则战胜了福利国家的互助原则，并成为第三条路线的理论主导。尽管吉登斯等人并不否定国家对经济市场的积极干预作用，然而他们好像认定了市场经济，并时刻准备接受由市场经济带来的政治后果以及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