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的经历，促使我人生的巨大转折，不是说有多少收获，却是许多事让我对生活和工作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新的判断，新的选择。我最后来到美国，虽然为此吃尽苦头，但无怨无悔！
我去巴黎，是由中国美院送去的，就这一点，我是要感谢美院的，但是，也确实因为美院没有处理好与之相关的事情，把这一“恩惠”化作乌有。
在巴黎的心脏地区，巴黎市政厅的右侧，塞那河的北岸，对着著名的西地岛和圣母院，有一片不那么古典的楼房，为巴黎艺术城。她每年邀请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来这里住宿、参观、工作和展览，被邀请的艺术家即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艺术协会成员获得专家的证明，可以免费参观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中国美院在巴黎艺术城保有固定的工作室，每年派教师去那里进修学习。
然而，请注意这个“然而”！这样本来很好的事，却有点复杂：中国美院本来和巴黎艺术城的约定是选派中国美院自己的教师，非盈利地组织去那里工作学习，而事实上，至少在我去那里的时候，美院把一部分的名额给了愿意出钱的“校友”，变成为盈利的事，而且是瞒着巴黎艺术城做的。
我当然不会计较和我同去的人的身份，都是画画的，何必区分那么多，人家愿意出钱，也应该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么。可是，我自己的心态正常了，没有了戒心，不等于人家的心态会正常，不会计较。结果呢，跟我同去的人一直在抱怨自己出钱多了，应该有更多的好处，跟我闹了矛盾，就到美院去告状。而美院呢？因为先前收了人家银子，当然不会坦白，又背地里恼怒我，把责任统统推到我身上，那是后话。
巴黎的生活，当然什么都是新鲜的，这是世界艺术之都，不是当代的，也至少在近代是这样的。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就走了许多地方，歇不下来。我的工作室是和另一位艺术家合用的，他叫陈某某，原来从美院师范系毕业，在浙江省海宁县做事，严格地说，这师范系和美院本部是不一样的，当时美院是文化部直属的，全国招生，而师范系呢？是浙江省教委委托美院代培的，是地方招生的，师范系后来就撤了，因为浙江金华的师大办起来，就并过去了。所以，虽然是“校友”，却从不认识。他是画国画的，抽象水墨画，虽然看不出什么攻底，也有一些现代水墨的套路给他摸到了，我当时也搞些抽象画，被他一夸，也以为志同道合一般。
现在想来好笑，我在国内的时候，也稍有坏习气，请客吃饭只求个爽。而他呢？其实是个生意人，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他在当地有许多的“文化”方面的工程在做，许多方方面面都有打点，跟他比来，我是不一般的”嫩“了。他不会一丁点外语，在法国（他现在是艺术家居留在那里），不要说法语，英语他也不会，所以他当时有用得上我的地方。过去常有人说：到外面，不要和中国人混在一起！我尽当耳边风了，还一直帮助他，为自己做了陷阱。
首先，我帮助他在跟巴黎艺术城的副主席叫河内的见面的时候，做了翻译，还眼瞅着他送东西给后者。外语好的中国人注意了：这是一种经常发生的事，如果因为你的外语好，就好像有义务要为别人作翻译的时候，往往在事实上贬低了自己。在老外看来，我就真的成了一个翻译（河内不知道陈其实不是美院的，我当然从来没有挑明这点），而我自己呢？则不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了，因为即使是我自己的意见，在别人看来也是让我翻译的内容，另外，如果有不妥和唐突的话，我也很难不说过去，说了过去，自己的脸发热了，而他的脸皮却会越来越厚，因为老外觉得诧异而紧盯着的只有我的脸。陈某某还利用我联系了画廊，一样的状况，我甚至都没有给自己作任何介绍，法国人都以为是“中国艺术家”带着“翻译”来了呢。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当时根本不在乎，自己以为机会多的是！往往什么事也不往脑子里去。后来，又带他去欧洲列国旅游，我们没有去参加什么团，因为我有把握去哪里都不怕，我现在来美国许多年，也从来没有担心过人生地不熟。可是他很怕，语言不通嘛。当时一开始我打算去买欧洲的火车通票，可以去任何地方，他马上跟进，要一起去。在巴黎艺术城还有其他一些艺术家，包括也是从中国美院去的人，许多人都说要跟我一起去（我算是个香馍馍了），陈某某就尽说这批人坏话，目的是把我系在自己身上。而我呢，很想有点”自由“，确实不太愿意带个大老爷出去，可是经不起劝，也不想太丢风度，就答应他了。火车通票里有一种，是主要给夫妇的，捆绑式的票，但是价格比两张单的合算一些，我不喜欢这样的票，太不自由，加上哪里在乎一点差价？陈某某却一定要买这样的票，我想大概是为了有个我跟他一起的保证吧，也挺可怜的，就买了。不想，这就埋下了祸根！
我和陈某某从德国回来的时候，还有两次票没有用掉，想下次去西班牙用。接下来，是我帮助陈某某把太太接来巴黎的事。巴黎艺术城的中国艺术家一般都会在自己呆了一个时期以后，申请太太来巴黎，有巴黎艺术城作担保，签证是极容易的。我的太太因为担心可能和其他人同屋的尴尬，领了签证也不肯来巴黎。陈某某太太的申请都是我替她们一起办的，当时除了去当地的警察局开证明外，很重要的是在艺术城写下保证，当我和他两方面的家庭都来巴黎以后，要有一个时间表，证明我们能够错开在工作室（其实也是宿舍）的时间，当时宋建明也来巴黎，还帮助我们用法语写了时间表，虽然陈某某改变主意许多次，一会儿早，一会儿晚，反正他答应我们各自家庭在工作室呆一半时间，至少是写下来的，后来他觉得自己是缴了钱来的，跟我不一样，好像应该照顾多呆几周，我也是完全理解的，但是他指责我因为英文好，在时间表上作了手脚，就完全没有根据, 也完全昧了良心。何况，我太太后来知道他太太来了以后的情况，干脆再也不想来了。
欢天喜地地把他太太接来，接着就麻烦了，因为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应该不可以共住一室的，我于是马上去了西班牙，等我回来的时候，按约定，陈某某夫妇应该已经离开工作室了，我盼望着美美地躺在自己的床上解解旅途之乏。你们知道这样？他们根本没有走，还把我的床挪到最外边（大门边），说：他们不在乎跟我一起呆着，也不必遵守什么巴黎艺术城的规定，那份时间表是给老外看看的，我们中国人有什么苦不可以吃吗？我没辄，只好别别扭扭地住下来，毕竟不方便嘛！每天早上跑到艺术城的办公楼去上厕所。我揣摩着他们总该去别的什么国家玩玩吧，就是语言不通，参加个什么中国人的旅行团总可以吧？总得给我个把月方便吧？但他们的意思是去旅游太贵了，哪里也比不上巴黎好，再呆几个月吧（我现在猜，其实他们一直在忙法国居留的事）。
我又作了让步，报了个中国人的团，去了比利时、荷兰、德国的三国游。同团的小刘在旅行结束时在前面队伍里问我想不想在巴黎一起过新年，我同意了，就去巴黎北郊一个盛产香槟的地方买酒，又在巴黎一起逛逛马路什么的，也一起去了工作室－陈某某夫妇还没有走，我也不奇怪了，我就自己掏钱住饭店，陈某某认为我因为有了“临时情人”才住出去的，实际上，小刘在芬兰留学，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来的巴黎，他们过了年就都一起回赫尔辛基了，我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但他后来把这一项也告状到美院去，实在牵强了，何况我后来自己掏钱住外面，也是照顾他们夫妇，可他们不领情。总之，陈某某夫妇挺能熬的，买菜做饭，在工作室过上了他们自己的“家庭生活”。
扫他们兴的是，我在临结束的那个月有个展览，在艺术城, 本来就是应该做作品的, 压缩到最后做些作品，倒是正事，根据原则，我完全应该也必须在工作室做作品了。我因为还有一些绘画的材料留在瑞士DaVatz家，去取了临时的签证要去一趟瑞士，就和陈某某商量，因为我们还剩两次（每次两人）火车票可以用，我们不可能在一起出去了，是不是可以每人用一次，虽然有一半（一人）作废了，总比全作废好吧？他同意了，可是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又反悔了，说我一定是带着哪个女孩子一起去的，明明把票用了，还要“诈”他。简直荒唐！大家都知道那种火车票是对着护照用的，而另外一个是中国人，而且是男的，怎么可能冒充？他当时怀疑我跟一个法国女孩子在一起，毫无证具的揣测（又是揣测！她只是来过几次电话）就认为我是跟她一起去的瑞士，把他的票当了人情（这件“事”后来也让他汇报到美院去了），所以无论如何要我退钱给他。那天我因为正要和他们夫妇商量用工作室的事，希望他们无论如何给我两个星期（原来的时间表已经毫无意义了！）在工作室画画，所以在火车票的事上也作了让步，把他的两次都算给了他，这实在是个错误！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了他的揣测是真的了，但我就是这样又幼稚了一回，也心里只是希望这是最后一回，我真的没有兴趣再和他们纠缠了，只想和他们商量本来就百分之三百属于我自己的那一份的十分之一的权力！
陈某某并没有因为我的屈就而满足，当听到我要求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已经在此前旅行了三圈，也没觉得太贵呀！），他们夫妇居然暴怒了，陈某某把他手里本来要找我的零钱重重地砸向我！两只“疯狗”扑上来对我又抓又咬，我好一阵都没有回过神来—他们俩口口声声做大生意的，让他们化钱报个旅行社竟会这样疯狂？！......我落荒而走，满脸是血(被陈某某抓的)，我马上去了艺术城的保安那里（后来他们说我告洋状），得以带我去附近的医院清洗、上药、包扎，我很遗憾，巴黎艺术城马上正式地要求他们夫妇离开一段时间，我并没有说明他们违规呆了多久，只是在那个时间，根据时间表，他们不应该在工作室。我知道为此他们非常怨恨我，可是难道我就应该照后来美院领导说的“顾全大局”再让他们欺负吗？他们走的时候，留给我的是脏！乱！臭！的房间，象逃难了一样。临走的时候，他们的一个朋友，好像姓沈（这个可恶的美国华人，就这样充当了爪牙的角色！），从美国去巴黎玩，正好赶到巴黎，他们马上带着他去了河内那里 - 艺术城忽然变了腔调，还同意让他们在我回中国去以后，可以延长在巴黎的居留－还可以再回工作室来住（好像他们声明了自己吃了大亏？？？）。而且在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办了清房手续，我都不知道这个手续是怎么办的，为什么这时候办（应该是在我们两方面最后全部离开的时候办的），房间、厨房都很脏，都没有看／或者视而不见，也给他们放行了，这件事很蹊跷，艺术城的工作室室友如果按照时间表分享，艺术城中途根本不应该做任何清房手续。
为什么我不怎么欣赏法国人？就是那时候埋下的看法。法国人不讲原则，很圆滑。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当然知道，我知道陈某某给他们过好处，但是想：不会那么黑吧？结果呢，那个艺术城叫河内的，后来不但没有证实事情的真象，还背地里给了我一刀，就是这样黑！话说回来，我在工作室做了许多作品，虽然在当地买材料画画很贵，许多中国画家就把带去的纸上作品拿去展览了，我却觉得非要当时当地画不可，纪录下来当时新的灵感，还好许多不愉快的事（和脸上的伤疤）在我拿起笔的时候就忘了，而后来的许多愤怒那时候还不晓得，我画得很成功，展览做得很好，作品的照片发到美国，当时就收到了访问艺术家的邀请，为自己以后的发展铺了条路。那时候，还认识了在巴黎的几个中国朋友，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有个朋友特地赶来送我，整理东西搞得很晚，暂时在工作室歇了一下，第二天早上要开车送我去戴高乐机场。
就在第二天早上，陈伟农夫妇突然开门进来——奇怪的是，他们既然已经办了离开的手续，怎么这么快就拿回了钥匙，我还没走就搬回来了？把东西大包小包的搬进来，还“嘿嘿”地喊，好像捉了贼一般，明明我的朋友只是合衣躺在另一张床上歇着，连床褥都已经叠好，马上就要去送我的（我的行李就在门口堆着），后来他竟告我在工作室留宿朋友，违反了工作室的规定。
原来以为回到中国，不愉快的事就过去了，我很想打电话给宋建明，聊聊这些事，他在巴黎的时候，我们还关系非常好，可是他那时候刚刚升作副院长，不知道为什么原来的手机号也改了，联系不上了，加上又是中国新年，不想用牢骚冲了喜气，就按捺下来了。没想到刚开学，宋建明就气呼呼地赶来质问我：在巴黎你闯了大祸了！火车票是怎么回事？打架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去告洋状？为什么留宿外面的人？等等等等，最后还有，艺术城来信指责我把工作室搞得很脏，要求赔款！我听了这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尤其是卫生的事，我是个洁癖，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太井井有条了，不象个艺术家，这“脏”字从来和我无缘，过后想起来，这里面大有文章！这个陈某某一定是恶人先告状，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而宋建明呢，哪里听得进半句我的话？如果你听说过古代小人进谗言的事，一定不晓得为什么会有口难辩，我这次是彻底领教了。好在他宋建明不是君，我也不是臣，我不管他猪脑子里灌了多少水！
但是艺术城要求赔钱的事，我当时不同意由我出，我认为有三个可能：1. 可能是陈某某在我走后做了手脚，来证明和他的争执的人不值得信任，甚至扇风点火；2. 可能是法国人的敲诈，我已经回到中国，由他们怎么编都可以了；3. 最有可能是美院故意把问题推给我的，我知道在工作室有个房间，里面都是过去许多年来美院教师们留下的破烂，我打开看过一次，其中有前任的副院长（后来的中国美术馆长）留下的废画稿、画板，我当然不敢动用（其实工作室本身是美院的财产，里面的东西当然可以由美院自己人来决定丢或不丢），我记得临走签单子的时候我还特地备注那个小房间里没有我的东西（我来之前就那样），我知道以前的检查多是形式上的，这次因为我和陈某某的纠纷，引起艺术城的重视，查出他们觉得杂乱的地方需要整理，所以直接向美院索要银子，狮子大开口也是可能的；而美院一方呢，当然无法找陈某某要钱，因为陈伟农为了去巴黎，已经付了银子，而且极可能“有人”收过好处，艺术城并没有把事实报告给美院（谁最后走的？），但笼统地提到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和工作室的号码，我当然就脱不了干系，又是美院工资编制内的人，就来找我出气了。
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我这样的猜想是对的。宋建明说“许江（院长）知道这事后很恼火！”，给我一种心理上的压力，然后要我写一个情况的汇报（他们根本不看的），再跟外办的主任任道斌联系（任道斌是个史论系的教授，我过去很敬重的）。等我把材料交上去后，任道斌约我去外办“当面对质”，我很兴奋地赶去，以为任道斌会安排陈某某来当面说清楚事情，到了那小楼里（因为美院基建，当时大部分临时去了萧山，外办的小楼还在南山路）一看，只有任道斌自己，他说：情况他是知道的，不管你说不说（什么话？把自己当如来佛了）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赔款的事，如果你赔，学校会从你的工资里扣，以后不会追究，不记过不批评；如果你不同意，学校就要来硬的，要记过处分。如果是现在，我肯定不买帐，但那时候，学校利益方企图做实一个谎话，并让我一个人作出让步的伎俩，我明知道此中邪恶却也无法抗拒了；大多数生活在国内的百姓，不到万不得已都是不敢和达官显贵较真的。正因为当时还奢望在国内继续过下去，我只有违心地同意付款，签字，然后离开了那里。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学校扣了我多少钱，因为我从来不取工资卡里的钱，甚至那年要来美国的时候，想把钱拿出来了，却不知道为什么卡作废了，去财务科一问，原来早已换了新卡而我从来没有去领过。所以后来取出一大笔钱，也算不出扣过什么了。气人的不是钱，而是人格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侵犯，学校根本就清楚谁是谁非，却硬把黑锅让我背上，也不过是为了一笔钱有个着落，一件私下的买卖不被砸锅。而我作为一名教师，在外面被人欺负，他们不但不闻不问，而且宁可听信谗言，把脏水往自己老师身上泼，还要设计这样的“把戏”，真是叫人心灰意冷！
我后来一有机会就义无返顾地来美国，离开了这个学习、工作了十年的名气很大的地方，就是为了拾起我应该得到的最起码的尊重。
美国梦，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奢求平等的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