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讲的所谓“偏房心态”，其实就是跨界书写的母语作者的一种困惑、一份尴尬，一个有待突破的心结。
近年来，提到海外文学就会提到“跨界”这个词。10月在厦门召开的海外女作家双年会的大会主题就是“跨界、多元、我们的书写”。可惜大家多谈及跨学科跨行业的“跨界”，我则提出质疑：我们海外华文作家面对的跨界并非在学科与行业之间的跨越，而跨国界、跨文化、跨语境的迁徙，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面对的挑战，也是我们的书写无可回避的。我以一个海外中文写作者的立场十分固执地强调地域迁徙、文化迁徙与心理迁徙给移居到海外的写作者带来的自由与纠结，却不料国内的部分学者则对我的“跨界”不以为意。
从厦门飞到郑州，接机的河南报界的朋友在路途上聊起他最近正忙于拍摄微电影。看我诧异，他连声说“俺是跨界”。接着我在当地电视上就看到“跨界整合，创建新媒体”之类的广告。我这才意识到“跨界”在国内是很时髦的呢。不过国内朋友的“跨界”显出跃跃欲试和踌躇满志，颇有婚姻之外还可以公开情人的喜悦，完全没有我们海外华文写作者的心理纠结，或者说因“跨界”而面临两难。所以，原乡母语语境里所讲的跨界与进入到异域的他乡语境里的跨界，就像围城里和围城外的人在说各说各的。
对于身在海外的母语写作者，跨界是个自然的存在，写作者远离自己的原乡文化，而于另一个文化和语境中写作，其安身之处的改变，自然要带来立命之不同。以往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终究还是在同文化同语境之中，如今迁徙到海外的中文写作者，则是在他乡文化的别个语境里。生命的迁徙、心理的迁徙、文化的迁徙带给依然以母语写作的人一个特别的命题——“跨界书写”。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以往早就有那么多中文写作人远赴重洋，却并未有“跨界”这个概念，而当今我们谈到海外华人的写作就时不时地提到“跨界”？我觉得，这就关乎母国的强弱对于海外作者的心理暗示。
早期海外文学主要是乡愁主题，之后有《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描述海外创业奋斗题材的作品，这类自我奋斗励志类篇章，与文学还是有着点距离的。那时候，中国在物质生活和国际地位上的落后，使得出国这个地域跨界行为本身就显得比未出国的更为优越，那么尽管去了他国的作家比现在的新移民作家们更为辛苦地打拼生活，为建立在异国他乡最基本的生存和必须的社会身份而奋斗；不过同时，物质上超越于原居地的优越感则暂时弥补了文化身份上的失落。
但是当今的新移民作家则不同以往，母国的强盛，包括物质生活上的，和国际地位方面的，使得移居海外者已日渐丧失了以往的优越感，因此更需要寻求文化身份在新的居住国的确立。作为一个作家还有什么比写作和拥有读者更能显示其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的呢？但仍然使用母语在他国写作的海外中文作家们显然不在当地的主流，也无法仅仅靠母语的写作去进入移居国的主流，顶多还是在自我族裔的同语境圈子里获得一点有限的被认识，但这是及其不能令一个作家所能满意的，也不应该就此满意的。因此，频频回望母国、甚而返归母国成为“跨界”作家的一个常态。可以举出一长串的名字，这些冲出了“围城”、又再度钻进“围城”的作家们，在他们的书写中当然会带着“城外”的经验和来自另一座文化坐标的视角，但同时他们在书写时也不得不顾及“城里”的眼光和规则。
再回来说到海外的中文写作者， 虽说是在思想与话语均为自由的生存空间里， 但是他们中不少人却主动选择了一种桎梏，其实是自我囚禁，为什么要这般跟自己过不去？却是为了文字上的生存，或者说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文字，于是就情愿让原本自由的文字被强奸过，或者自行阉割过。再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人看到， 或者让人看到的渠道受阻，那再怎么样体现自由思想的文字也是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意义甚微了。这可真是一个无奈的死结。
我说的海外写作人的于自由中的不自由，直接的原因是出版的问题。在海外的中文出版，市场无疑是狭小的，受众面之小， 本身就大大消解了写作者的思想和话语的问世意义。所以海外的以中文母语为工具的写作人，自然是要渴求在自己的母语国度里获得认可和共鸣。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出了“围城”再入“围城”。然而母语国里的思想和话语倾向与限制，又同写作人所获得的自由空间是相悖的，于是海外写作人为了获得自己的文字在最多读者环境里出生的可能，便难免有意识地去迎合去讨好，以便被接纳，这样下来还剩下多少自由的思想与心情留存在可以顺利出版的文字里呢？比较当年在上海躲在各个外国租界中的文人， 如鲁迅等。如今真正生活在海外自由世界里的写作者却是大大不及当年鲁迅们的思想和话语的自由。
尽管现在作为肉体的人的生存的自由度远远比以前扩大了， 但是对于依赖于中文思想和生存的写作人来说， 在自由世界里的生活经验在他写作的时候、或者要拿出来示人的时候却徒然增加了一层痛苦，因为事实上作为表达思想的话语形式的中文的出口是一个狭小的闸门，甚至不如鲁迅们当年的著作面世的宽度，尽管鲁迅一再用“曲笔”。这就很像中国当今的媒体，从表面看报刊不可不谓花样繁多， 但是在本质上还是一家之言，有某些话题是任何一家报刊都不敢触及的，这包括在海外的那些希望不会被母语国封杀的网站，也乖乖地遵守有关的禁令，为的是在那个中文最大的市场的国度可以被接纳，于是很情愿地放弃自己所生活着的自由世界里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更可悲的是， 因为海外写作人远离祖国， 与母语环境的空间距离， 毕竟不如在其中的写作人那么近水楼台，那么直接的关系， 还要带着点远距离的揣摩与猜度， 所以比起国内具有自由思想的写作人的胆略又差了一截。这种状态有点类似隐匿在外的偏房， 要得到在正式大家庭里露脸的机会， 便要比那正房谨小慎微， 难免显出巴结之相。因而海外的写作人的人格与精神分裂是在所难免的，如同一个海外的孕妇虽然生活在非计划生育的自由世界， 但是其肚子里的“孩子”能否出生却是要由一个计划生育的国家获得准生证。当然， 这是这个孕妇所愿意选择的；问题是她不愿意的结果又是怎么样呢? 当然她只要愿意那“孩子”在计划生育之外出生，那地方就多的去了， 只是那“孩子”的啼哭并没有几个人听到和捧场，那产后的母亲更多的是自娱自乐的成份，但这十月怀胎的辛苦和分娩剧痛之后的孤芳自赏慰勉有点凄凉。
当然，我不否认国内如今的种种伴随着经济迅猛发展的繁荣，包括文化艺术格局的开放。就说海外华文文学吧，以往我们国内大学里是没有这门课程的，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不少大学都开设了这门课程，我这次在本届大会上接触到一些来自暨南大学的志愿者，他们多是热衷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们，很期待他们如此年轻的面庞给海外华文文学及其作家带来全新的观照。也接触到当地新兴的出版单位和老牌的文学杂志，如《作品》的青年编辑，就热切地为该杂志即将开设的“海外作家”新栏目约稿。更有本届大会之空前的盛况，参加者海内外逾四百，人数之众，论坛内容之丰富，令到我等蛰居在海外某一似乎被文学遗忘的角落的中文写作者内心的干柴犹如碰到了火星。这些又似乎与我前文所说的海外中文写作的“凄凉”景象迥异，不得不反省自己：是否尚未与时俱进，与国内的“文学繁荣”脱了节？我希望是这样，我好奋起直追，让自己的写作也有可能进入到那繁华里成为一片哪怕小小的花瓣。
然而，我却想起了回到国内出席的种种晚宴，无论在所谓高档的华丽殿堂，还是熙攘的街边食肆，那喧闹热火中也就顾不得之前曾有警戒的什么地沟油什么化学添加剂等等不安全因素了，只管是推杯问盏觥筹交错吃个肚圆，尽享那一刻欢娱。若自己又是被招待的宾客，更不能扫了人家尽地主之谊的兴致。而这时候这场合即便是文学大家即兴赋诗作文，哪有什么思想的光芒心灵的感动？即使仅仅文字上给人的愉悦和口腔快感，怕也再难有王勃《滕王阁序》那样的传世名篇，基本上那些现场的赋诗就是给食客再多打一个饱嗝的。所谓当下国内的文化艺术繁荣，不知怎么就让我很不恰当也多少不识时务地联想到一些晚宴。
从表面看，目前国内的观念似乎比西方还要更开放，但里子不然，并未有真正的自由思想，从思想解放的程度甚至比不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比较具有思想文化先锋意识的朱大可先生近年有部《流氓的盛宴》，印量并不多，但很快就禁了。这次回沪想跟他讨一本而不得。他只好签名了另一本著作托夫人转我。不过《盛宴》里部分篇章我之前在网上读到过，甚为共鸣，当下中国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繁华颇有点虚张声势自我膨胀，在一个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不畏权贵不甘流俗的思想者眼里，就看到了那繁华背后的不堪。开上世纪“伤痕文学”之先河的著名作家卢新华在近年的一个文化访谈中提到当下中国“大道流逝，术数文化猖獗”，所言即是，我要再加一句“大爱遁隐，情色尘上”。这在目前中国文学、影视创作中比比皆是，包括目前在国内电视黄金档热播的尊敬的诺奖得主莫言先生的《红高粱》，所谓的民族大爱深情，只是一层糖衣而已。
当然，海外作家中也不乏在国内文坛走红的佼佼者，如严歌苓张翎们。不错，她们是有着出众的文学才华，又正当年富力强，加上跨界的生活体验与两种文化的背景，其作品频频在国内市场风生水起，甚为热闹。似乎她们就不受纯文学出版困难、意识形态制约，而如鱼得水地步入了“广阔的创作天地”。但我想你问一声:，她们的粉丝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读了她们的文字而变粉的？还是因了影视的热闹而趋之若鹜？着实可疑啊！作家为了当下的风光热闹，而屈就影视所需的卖点，那样的“媚俗”便有了在市场层面的“广阔天地”。就说那个《金陵十三钗》，把妓女与洋教士、血腥与教堂集结于民族悲剧之上，来博眼球戳泪点，从说故事的角度固然聪明讨巧，但却不那么厚道仁义。当然怎么说故事，说什么故事那是作家的自由，但那故事里究竟透出些什么却是读者可以追究批评的。《金陵......》里的思想底蕴以及作品传达出來的人类终极关怀到底有多少？与另一部若干年前同样写人类血腥悲剧的《辛德勒名单》相比究竟缺失了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充其量，前者是苦戏，后者才是悲剧。悲剧是具有崇高力量的和深刻思想的，把人们朝着高尚引领的。
而海外作家朝着国内市场媚俗的写作，也是“偏房心态”的一种吧。
真正的文学应该是“无界”的，就是说不应该有国家的、政治的、阶级的界线的，不管用那一种语言去书写，不管是寄居在哪方土地上去书写，也无论是用了中国的经验还是西方的经验，都应该是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类的普世价值。而海外作家原本因“跨界”应比国内作家更多一个文化坐标去关照世界，更多一些人生经验去丰富笔下的人物，可惜不少人囿于个体生命虽已“跨界”，但在语言、文化和心理上并未“跨界”，即使在所谓自由世界里是否就能消受得起那份自由，也很是可疑呢！所谓的中国经验，在另一文化坐标点上去观照，既可能成为宝贵的写作素材，却也可能是成为作家固有的心理定势而成一种陈旧的包袱。既失去了原乡文化的立足，又不得他乡文化的支点，故难免成了偏居一隅的小妾。小妾总是有点压抑的，小妾又总是心存不甘的，眼界也常常是只在眼皮子底下，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思考与关注的胸襟，更没有去书写的能力了。所以，除了客观环境和语境的因素外，海外华文作者需要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鲜活的生命力去体验异域生活及其文化？然后才是书写的能力。还有，不能不反省自身作为一个文学人所应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和坚守自身立场的文学品格。
什么是人生？人生说到底就是经验。而每一个体生命的脚步都是非常有限的，直接的人生经验自然是局限的，而文学作品则以作家独特的经验和想像，提供给平常生命在有限中的无限的人生经验，让普通人跟着作家笔下的人物又活了许多个不同的人生。这也就是文学于作者自身、于读者对象都趣味无穷的地方。而这种趣味则一定是存在于作家的文字与读者的眼睛谋面继而走进心灵之中的，就如音乐之于音乐的耳朵一样。
凡将写作就当作自己生命的一种存在的写作人来说， 文字如果不能问世， 或者不能在正式的台面上亮相， 就好比演员不能登台面对观众一样，其演艺生涯也就可想而知了。也许有人说， 写作人毕竟不同于演员，因为互联网的蓬勃， 写作人获得读者比演员拥有观众更便捷。这是不错， 可是文字在纸面上的意义毕竟还是不同于屏幕上， 那些网络写手最终不还是要以纸面的出版物为他们的作品和他们本身的身份获得界定吗？
尽管“跨界”经验所带来的书写之丰富性、多元性，还有更大的自由性，应该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之于母语文学的特别贡献，跨界文学也将为人类社会迁徙发展历史承担人性化最为形象的真实记录。但这也不是仅仅靠作家的个体的才智、思想和勇气所能抵达的。作家永远处在个体生命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之中，这是作家内心的郁结，而这郁结也恰是文学所必须。
写作的人总是愿意把自己的肉身放在一个宁静的地方， 却同时希望自己的名字跟着自己的文字绽放在那热闹的人群里。
2014年11月19日 于广州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
2014年12月05日 改订于温哥华
载《华文文学》2015年第3期
| 海云 (2015-07-09 23:0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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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温哥华的美女作家宇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