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照片。2014年3月，摄于新西兰。那时候，还没有“出书”这件事。
20150211：自序就是自说自话
由台北秀威出版的这本报告文学选集，名字叫《向前走，别回头》。这个名字，源于对袁庚的采访。
2006年1月，我飞赴深圳，采访“中国特区第一人袁庚”。文章结尾是这样写的：
“将近一个小时，对于年近九十的袁庚来说，已经是相当长的待客时间了。我向着袁庚和袁庚夫人告辞。袁庚起身，握着我的手，以大大抬高了的声调，看着我说：往前走，别回头！
"临到房门口，袁庚再次对我说了一句：往前走，别回头。我应答：是，往前走，别回头。
“走出房门，袁庚和他的夫人共同站立在门外，我走到楼下，回头望去，袁庚夫妇俩依旧站立在阳台上，向着我挥手。我高扬起合十的双手，说：回去吧，太谢谢了！猛然间，再度听得袁庚以放大了声量说道：小陆，往前走，别回头！
“台阶已经在后，中国南方温暖的住宅小区里绿草成茵，有红色的花朵在开放。
“往前走，别回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经验，更是经历了惊涛骇浪之后的一位聪慧老人的历史嘱托。”
三番嘱咐，殷殷深情，历历在目。
这本书的封面上，摘录了我在自序中的几句话，放在这里：
“我相信，迟到者能够衍化成独到者。
频繁的抢点飞行，我‘把飞机坐成了大巴’。
再用严格的标准训练自己，让手中握有一支听话的笔。”
附：
自序
感謝緣分，感謝遊走
陸幸生
( 一)
2010年末，我關閉了博客。約是十年前了,我給博客起名：相送柴門。“桃李競華開又落”，“自掩柴扉咬菜根”（元.呂思誠《無題》），人在職場，心向八荒，提前“相送”後的“自掩”意思，已是相當明顯的。關閉博客，以示與自己三十年的記者“錄播”生涯告別。猶如一個演員，大紅過的，小紅過的，沒紅過的，都會有個封箱的日子，從此不再打開。
未料想，第二年到臺灣旅遊，高雄港的早晨，正望著那棵銀光粼粼的金屬大樹出神，接到原黑龍江兵團的滬籍“知青”劉國強手機短信，特告：“荒友”子蘊——戶口姓名為劉湘——出書，代我要了一本，書不是白給的，約寫書評。
這位劉湘是京城貝滿才女，當年身在“上層建築”，是農場政治處報導組的大筆桿子。我只是個跑基層連隊的物資助理員，在那時的“政治概念”裡，農場報導組與“市委寫作組”級別相同，是翰林院，是禦書房，是殿前跨刀行走，是兩報一刊社論。北國寒徹，塵世雲彌，三十多年過去，驀然間劉湘大作問世，真是應了“機遇從來只青睞有準備的人”這句話。
回上海，讀子蘊書。在作者轟轟隆隆又清清淒淒的傾述裡，當年的她“不回家，不回城，獨一人，向荒原，迷蒙的路上，蒼穹呼嚎”，以決絕的勇敢去尋找自己的“未來”。對“知青運動”，子蘊的“不歌唱”，與我的“不歌頌”，站在了同一塊歲月的基石上。我寫完讀後感，用郵件發給劉國強，他在“阿劉”博客上刊出。子蘊的感謝，也在第一時間出現在博客的留言欄裡。
我在“子蘊文本讀後感”的第一段裡，這樣寫道：大陸書稿出版在臺灣，大陸人行走在臺灣，途中，被約寫“大陸人臺灣版著作”的讀後感，這是屬於海峽兩岸今天的巧合。昨天，前天，都不可能；“背景的天幕已經更迭”。這樣的開場白，有點高飄的時政味道，而心中更想表達的，是我對朋友的和一己的那份滄桑，紮紮實實的飲泣和並不高亢的慶倖。
網路世界，萬裡咫尺，友人間有個“感”，道個“謝”，還要勞駕仲介（當然是免費的）傳來遞去，讓“瞬間，我們就老了，我們老了，但並不麻木”的我，面子上實在OUT了，於是再開博客，重登江湖，把讀後感登上自家“版面”。老朋友紛紛蒞臨指導，我才明白，原來“黑幫”們在高科技領域的熱鬧，早已不是一天兩天了。一個個認識的人兒，都起了網名，貌似潛水，弄得像從事地下工作的。這般的假面舞會，誰蒙得了誰啊。
滬上柴門和京城子蘊的聯繫，就這麼結束失聯，連結上了。
一個後來接著一個後來，劉湘的書很快再版，我的讀後感榮幸地成了再版序。再隨後，呼朋喚友，京滬重逢。兩年中，子蘊多次提議：你應把自己多年的文字編輯成冊，再出本書。年初一日，她與臺灣出版界朋友在京聚會，從席上打來電話，直接請秀威的朋友與我通話。我明白，微醺的語言是發燙的，更是真摯的，撿拾昨天，打理成輯，裝訂成冊，這事情要做起來了。
今年六月，西藏歸來，用一個多月時間，從移動硬碟深處和報刊泛黃的版面上，搜尋曾經的署名文字；手頭實在找不著的，就到市級圖書館去，向陌生人付費申請，“打撈”自己。郵件來往，秀威老總和同行言簡意賅，動作專業而迅捷，透出我非常熟稔的業內氣息。
我請劉湘寫序，理由充分：她既認得昨天的我，也認識今天的我；當年知青，當下的“檻外人”，早沒有業內業外的界限；三十餘年的相隔，生疏孕育了一份新鮮，重逢會發酵一份對比，推薦人作序，“這活就你來幹了”，且“不許推脫”。
君子之交淡如水，但也得有幾個喝酒的朋友。荒友阿劉連通京滬，約寫書評，後來成為《我的名字叫知青》的再版序，我的千字文由簡體變成了繁體字。京城劉湘手牽兩岸，讓我的20多萬字轉換為繁體字。短短而匆匆的三年，老友新朋愉快往來，這就是緣分了吧。
( 二)
遙遠年代，我離開學校去東北兵團，給初中同學寫下留言：站在最前線。這是真話。其中一半的真，是我在“火紅”歷史中下定的決心。另一半的真，就是小小年紀的我，以為去到“最”什麼的地方，也就是與被審查中的父母距離最遠，肩負的家庭陰影也就會越輕。這般無邪，知青真是無知。
務農十年，高考恢復，當年政策限制，25歲以上的考生，只許報考文科。27歲的我，就這樣踏進了大學中文系。畢業“鳥獸散”，彼此揮灑筆墨，我寫下的留言是：真實是很難寫出來的。十年曠野，四年宿舍，即將脫離“前線”再回家鄉，涉過冷酷冰封和逼仄喧囂，多多少少積澱起薄薄一層社會經驗的我，在心頭默念：直面巨變，我擁有審視的資格，囿於震盪，堅持自衛的警戒，對以後可能的“書寫”職業，樂觀些；但心頭更有“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慨歎。
從兩次留言可以看到：影響我，以及我們這一代人行動的根由，都是當時的“輿情”指向。把這兩句話連接起來，可謂一語成箴，描畫了我後三十年的軌跡：到“最前線”去，很難地採訪和記錄“真實”。
30歲出頭的“大齡青年”，我轉輾來到上海青年工作系統的一家報社。人生誤差總是疊加的，大學教授說，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也培養不出作家，而當年大陸蓬發的政治反思，對翻天覆地大變遷的勾勒，“說真話”在贏得最高尊敬，這般的中國，在締造有史以來最多的作家和“寫字愛好者”。喜好文藝，成為當齡女性徵婚的必須條件。作家主旨是闡發內心感覺，記者任務則是記錄外部世界，前者唯恐不細膩，後者就怕太小氣。我初到報社寫下的幾篇稿件，就被“譽為”：這個大學生好像不大行。
我不會再回“前線”了：人們只有退至無可再退，歷史才會念起它的魔咒——這裡就是羅陀斯，這裡才有玫瑰花，你就在這裡起步，就在這裡起舞（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打量是互相的。
當年報社有篇範文，稿件名曰《祖國，您的兒女回來了》，報導一對從事科技研究的夫婦，從境外回內地“報效改革”，讀者效應轟動。相隔年餘，我想再去探看他們的現狀，來到上海科學院所屬研究所，卻被告知，這對夫婦又回去了。
他們回去的原因簡單，內地行政程式繁瑣，從專案預算到4S紙的文本複印，級級請示，層層彙報，科技研究和“口腔運動”格格不入，實在“難以適應”，故而“又回自由世界了”。為鄉情計，為成就感，也為謀生故，憑一技之長來往於世界，這是個成年人的當然課題。“回來”一文，為解脫劫難的大陸做了注釋，很自然，但因陌生和差異的離去，同樣自然。媒介的標籤文字，地球村裡俯拾皆是，另具隻眼的報導，應該自然且漂亮地擲下一文：理解離去，對自家土地上的落後和不足給予檢視。回報社探討，為什麼“祖國，您的兒女又回去了”，無人呼應。當年思維的單向慣性，回來是愛，回去就是“不愛”；作為萬物生靈之首的一個人，其形象似乎只能類同月球，永恆的非正即反，黑白分明。
幾十年來，世界頂尖的科學家、文學家以及普羅大眾，無數次地往返於中國大陸，回頭看當初，那是我們多麼幼稚的重生童年。
一艘名字叫“神州號”的貨輪在港口泊位維修，因底艙電焊不慎起火，一名青工墜亡。市內媒體記者蜂擁而至，我連夜趕工，撰寫了四千餘字的稿件，卻被說為“分量不夠”。當班編輯將我的小標題刪去，改成“我們來了，我們來了”，說：這樣改動文章氣勢就出來了。清樣即被取走，報紙付印。
這至少是歪曲。也許，在撲滅火災的現場，會有人呼喚“我們來了”，跌跌撞撞的口吻源於驚慌，也含有救人的勇氣；而我採訪中聽到的，是救援人們在煙霧中的大喊：有人嗎？！人是都懼怕災難的，人是會互相拯救的，可為什麼要無中生有地將災難“昇華”為一幕豪邁的風景？
第二天翻讀各家報紙，另一報社的報導標題是“神州輪大火燒出神州精神”。初來咋到，人微言輕的我，在心裡說：人命關天，全世界有哪家企業願意用火災來培育職工“精神”的？用一個年輕生命的消亡製造光環，讓企業運行的管理缺憾在光環中淡出，甚至故意省略，媒介的職業規則又在哪裡？
世情蕪雜，業態搖曳。我對紙面的一切確定持不確定態度，就是這樣開始的。
對真實的頑強尋找，即使是對殘缺的局部真實的尋找，也在同時開始了。
( 三)
三十年特稿記者的生涯，我不承擔專門條線的任務，沒有單位“線人”（即基層報導通訊員）的提前告知，也少有被優先發送到郵箱的相關資料。我依靠的，是每日報紙和電視播發的漫天資訊，在閱讀中大海撈針，捕捉“我有興趣”的“只紙片語”。上帝關上一扇門，同時也打開了另外一扇窗，對報導範疇，我沒有條條限制，也沒有塊塊桎梏，處在大轉型時期的中國大陸，天地翻覆，既雲蒸霞蔚，更雨驟風狂，任何引動我注視的人事冰點、熱點、焦點，都是我的“落腳點”。
還有，“功夫在詩外”，對社會著作的超量閱讀，是我挖掘和修煉業務能力的重要路徑。隨著資質遞增，逐步積累的朋友網路，是提供各類通報的人脈資源。
我相信，遲到者能夠衍化成獨到者。
頻繁的搶點飛行，我“把飛機坐成了大巴”。
再用嚴格的標準訓練自己，讓手中握有一支聽話的筆。
報紙版面是千金之地，性格“吝嗇”，千字文往往已是“大作”。所處年代，慶賀重生是天然的，詛咒劫難也是必定的。沒有人說要選擇性遺忘，但報導必定經歷嚴格地篩查，文字審慎，乃至“統一”。兩類報導的相同處，標題常常是結論式的，文中簡述前因後果，而過程和細節，在字數的限制下一掠而過。如是報導帶來的另一個陋習是，簡略成為表面化的當然理由。
上世紀80年代大陸的報告文學，一隻腳站在言之有物的新聞界裡，一隻腳站在有感而發的文學圈內，身兼兩職的社會效應，就是這樣起始和被成就了的。我這個“記者兼作家”形而下的記錄曲線，與所處時代形而上的求索曲線，兩者是疊合的。
我關注一個人的命運轉折，我關心某件事的成敗緣由。轉折，就是揚棄；緣由，就是辨析。當針砭的，針砭，該讚美的，讚美。人性幽深的，探究幽深，前途明亮的，奉獻歌唱。
2007年盛夏，我讀到版面縫隙裡一條不到百字的文藝消息，按照慣例，廣東在年末舉辦國家級音樂金鐘獎頒獎儀式，“屆時將舉行馬思聰先生骨灰安葬儀式”。馬思聰先生當年“外逃去國”，被定性為“國字第一號叛國案”，他遺骨的今日歸來，此中“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唐.杜甫《鄭駙馬池台喜遇鄭廣文同飲》）的萬千曲折，是大陸近四十年世事的風雲縮影。我即刻飛赴廣州，找到已經躺臥在病榻上的機構辦事人員，追根尋源，寫成近一萬字的報告文學《馬思聰去國返鄉記》，公開刊發。
那時，距離退休還有近三年時間，我卻有了一種身心“放空”的感覺。快三十年了，我經歷著：從京城到邊陲，從戰場到特區，從衙門到陋室；從高官到平民，從前輩到後生，從“鬼”到人或從人到“鬼”，等等，當下即成歷史，歷史卻從未隱身。也許是“國字第一號”的繩索，被我悉悉索索地解開，“一”的前面，真的就是零了。
在其後與職場“若即若離”的年頭裡，我邁入陌生的建設領域。我知道，經濟是基礎，是一切社會情狀如此而非彼的最終源頭，但對於“眼看著起高樓”的內裡情景，卻始終隔膜。應朋友邀，到滬上製造的第一支柱企業上海汽車集團公司採訪，為期16個月，從政府現職高階官員的訪談，到高幹病房談判元老的叩問，從董事長數次，每次長達七個小時的錄音交流，到每一任總經理的悉心述說，更有基層技術工人的聚會回憶；我見到了批准中德合資的原始電話記錄文本，做出這個批准的人，是鄧小平；我粗略地理解了資本和股比，懂得了溢價和雙贏，體惜到“壯士斷腕”的悲涼，也明白市場與技術的交換，是大陸與國際接軌的途中，一場必須平衡的經濟戰爭。
2009年，二十多萬字，嵌有一百多幅照片的《世界是圓的——上海汽車工業三十年》出版，被作為當年中秋節上汽集團全球合作夥伴盛大例會的唯一禮品。我把這本書，看作在職生涯的完滿句號。管中窺豹，國計民生、經濟建設、開放運行，我從中文系的“人文”終點，反向走過社會生活物質運行的全過程，抵達“資本”的起點，我覺得，雙腳落地了。
( 四)
教科書的立論，記者是個去魅的職業，筆墨客觀，確保真實。從我理解的“說文解字”講，記者乃“言己者”，在劫難泥濘中重複了十年翻滾運動，感觸頗多的我輩，進入到享有話語權的業界，不自言自語幾句，是不可能的。
讀回憶沈從文的文章，深有感觸：沈老購置舊式傢俱，多從“地攤”上購得，“別人求新，求完整，沈則注重式樣、花紋，至於有無磕碰反倒不大注意——他追求的，僅僅是審美價值和歷史價值”。記者筆下新聞，哪怕是前一分鐘發生的，實質都已是“損耗”過的舊聞，堅持追尋和複述，就為展示它的審美價值和歷史價值。身在職場，我能做的是：探索局部，接受殘缺；這世界沒有哪個人能夠觸摸到世相的全部，更何況我又遲到了十年。
從業越久，心中越明：個人太渺小了，腳頭快，筆頭勤，所涉領域也只能是滄海一粟罷了。天下風雲一報人，是業界理想；沉重的翅膀，是現實。
宋人張元幹曰：天意從來高難問，近人魯迅卻說：文章得失不由天；先人就“天”博弈，後輩立地惝恍。既然享有這片段的生命，那記者就是旅人，採訪就是邂逅，懂得源於慈悲，心證無須太多。感謝緣分，感謝遊走，不回頭。
2014年9月19日於滬上
又：多位朋友问购书网点，上百度，键入书名和作者名，显示：秀威资讯、GB国家网路书店，都有。谢谢。
| 司马冰 (2015-02-14 15:39: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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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很好，但是话题沉重语气凝重，还是更喜欢你的序。 |
| 子蕴 (2015-02-15 10:48: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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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这就是槛外人与槛内人的区别吧?!我可以想怎么说都行,人家需字斟句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