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澄清，科学家也是人群中的一员，也有世人相同的情感世界。可事实是要让人们认同这种观点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因为在一般人的眼中，科学家就是另类，就好象一说起艺术家就必然是生活放荡、不修边幅、行为不检、拉里拉塌，这难免不是一种印象的歪曲。因此，要把科学家从一群不通情理的书呆子还原成情感正常的族群，确实要费一番口舌，毕竟，人们已经受先入为主的影响太深了。
在这里，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还原科学家的本来面目。说到底，科学家根本没有什么特殊，就是一群普通简单的人，与正常人没有丝毫差别，象正常人一样都得吃喝拉撒、都有七情六欲。既往任何有关科学家传记文学对科学家的过于拔高、崇拜甚至神话都是不合时宜的，都是对科学家形象不负责任的扭曲。我坚持认为，只有把科学家还原成生活中正常的人之后，才能更深刻地感悟到科学的献身精神，才能更贴切地体会科研的艰辛，才能激起内心深处对科学贡献的敬佩、渴望和追求。那种把科学家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传记文学与其说是歌颂科学家，不如说是诋毁科学家、诬蔑科学家。因为这样一来，在客观效果上，科学家的一切牺牲和献身精神就都打了折扣，变成了理所应当。既然不会享受不想享受，那失去这些享受又有什么值得同情和惋惜？
对于科学家这种在公众印象中已成了一种程序化了的刻板形象的现象，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早已给予了关注，认为这完全是那些传记作家的过错。他写道：“长期以来，科学家就一直被置于受人尊敬的地位，他们可以没有七情六欲－至少其中思想较深刻的人是如此。这并不是某种阴谋的产物，仅仅是因为大家虔诚的行为把科学界的男人和女人们神化了，描绘成一群超人，他们的创造性犹如神灵。因此，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活态度和他们与一般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关系都被剥夺了。结果，在公众看来，科学家根本没有人情，是完全理性化的，甚至这种人性还受到顶礼膜拜。对这种源远流长的歪曲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正是虔诚的传记作家，他们在味同嚼蜡的文章中毫不置疑地把科学伟人变成‘完美无缺的妖怪’。”
当然，并不能因此就把责任完全推给传记作家，这是科学的普世价值观的作用。因为作为传记作家，他们也是人，也有人的软弱。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不得不搀杂着自己的感情，不得不迎合读者的口味。而用自己的感情代替科学家的感情，迎合读者心理以增加作品的卖点，则是传记作家最大的两个忌讳。但很少有作家能免了这个俗。尽管如此，科学传记文学中还是不断有好的作品问世。近来读的几部就不错，如哈格的《二十世纪科学怪杰－鲍林》。之所以说它不错是因为哈格打破了世俗的观点，完全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把一个性格复杂、魅力无穷的科学天才呈现在读者面前。他认为，在很多人的眼里，尤其是在许多科学家的眼里，一直把科学研究看成是不受个人品格和周围社会环境影响的创造性的活动，而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鲍林的经历就说明了，在科学发现和发展中，基金组织、公共关系、政治环境和个人品格等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在这种大背景下考察鲍林的科学活动，才能更真实准确地反映科学家其人其事。因此，他笔下的鲍林就活了起来，成为有血有肉、既平凡又伟大的科学奇才：他是一个天才，但母亲却曾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同时却又拥有穿甲弹的发明专利；他是一个忠诚的人道主义者，但对自己的子女却到了漠不关心的地步。
德布雷的《巴斯德传》也是一本好书，好在不仅德布雷本人也是个免疫学教授，能够从相同的职业角度去认识巴斯德的成就，在与人类今天对爱滋病斗争的比较中去体会和认知当年巴斯德面对霍乱、狂犬病以及桑蚕病蔓延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面对的困难。还在于作者以赞扬的笔触塑造巴斯德完整形象（自信、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同时，又不乏挪榆的笔墨。他曾幽默地自述：“在某种意义上，我应当承认，当我在他的笔记中找到一些毫无意义的实验、可疑的方法或不值得推荐的观点时，真有点如释重负。巴斯德说：不对称就是生活！本传记作者再加上：错误造就了人！因此，我尽力使本叙述清晰明白，它既不是偶像化的传记，也不自栩揭开了真相的面纱。”应该承认，光是这段自述我就爱上了这本书，而且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可救药的喜欢，因为他讲了真话，也悟到了传记文学的真缔。
在真实生活中，科学家的情感世界是丰富的，而且这种感情一直伴随着他们的研究生涯。最近在网上闲逛，一部正在拍摄中电视剧的剧情介绍引起了我的兴趣。电视剧叫《中华魂》，介绍的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们的感人故事。在这些元勋当中，我只知道钱学森、邓稼先，其余一概不知。于是，出于好奇，我上网检索了一下，找到了一篇介绍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的文章，读后很为老一代科学家们的奉献精神感佩。应该说，不是专门检索，不是依赖互连网的方便，我根本就不知道谁是彭桓武。没想到就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科学家，却有着那么强的教育背景。从小聪颖不说，十六岁时便考入清华，并以出众的天赋、学识和才华与王竹溪、林家翘、杨振宁一起并称“清华四杰”。1938年，在周培源教授的鼓励下，彭桓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公费留学生，赴英在马克思·伯恩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后又经伯恩的推荐在大名鼎鼎的物理学教授薛定谔门下做了两年博士后。薛定谔不仅是量子波动力学的创始人，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而且知识渊博，多才多艺。荣获诺贝尔奖之后，他又以敏锐的洞察力将物理学理论应用到生物学当中，出版了一本通俗读物《生命是什么》，从此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成为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开山鼻祖。这样一位多学科都能成为巨匠的科学家已经是世间罕见、凤毛鳞角了（尤其是在近现代科学家当中），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还是一名抒情诗人，出版过一本诗集。在这样教授的门下受训，实在是一种幸运。名师高徒，其见识和学业水平不想而知。之后，新中国成立，彭桓武毅然归国，应招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从此消声匿迹，钻山沟，住沙漠，默默奉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和才华。别的不说，光是这段简历就足以傲视今天所有的留洋教授。这种教育背景也足以说明他是人中之杰、天之骄子。不仅如此，文章留给我的感动还有他对祖国对亲人的那份深情厚意。没有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他何以在见识过西方文明之后还能够安下心来，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一干就是几十年？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总理曾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召见了这些国宝级的科学家们，为的就是能让他们吃上一顿肉。这个故事不仅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当年生活的艰苦也由此略见一斑。今天，留美的一帮朋友们聚会的时候，不免慷慨激昂地表白爱国之心，有的还为政见不同吵得脸红脖子粗。其中有位朋友整天嚷嚷报国无门，另位朋友见嚷心烦，质问他何以报国无门？曰：没人要哪！另位朋友也不留情面，直喊：怎么没人要？北大清华不要，新疆西藏还不要吗？五十万、一百万年薪没人要，十万年薪还没人要吗？关键是真爱国还是假爱国、有条件报国还是无条件报国罢了！我听了，并不表态。选择是个人的事情，也无从表态。但是，不争的事实是，时过境迁，一切都变了，在做抉择的时候，这也要想那也要考虑，谁都得掂量来掂量去。老实说，十万年薪确实也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我这里并非指的是日常用度，而考虑的是住房和孩子教育问题。仅这两项开支，恐怕这点薪水确实难支），可问题是我们究竟还有没有老一辈科学家们的献身精神？扪心自问，想到这层自己就感到脸红。经济条件不讲，就是从此隐姓埋名、默默无闻我们又能做到吗？先不说国家机密问题，就造原子弹一事，能不能接受？大家都明白，科学是干什么的？是造福人类的，科学研究是最神圣的职业，可原子弹却是杀人武器。历史上，就关于科学家的道德观问题也产生过激烈的辩论，有些科学家因牵扯到为纳粹帝国制造原子弹而遭到世界舆论的遣责，而同样是这些科学家，一旦为美国造出了原子弹扔到日本（美国的很多原子物理学家和资料都是从德国掠夺去的），几十万生灵瞬间灰飞烟灭，就马上得到普世的尊重、无比的荣耀。我至今也没想明白，同样都是科学家，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我还想不通的是八国联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他们手中的洋枪洋炮又究竟与原子弹有什么区别？是原子弹的威力与洋枪洋炮的火力没有可比性吗？不都是科学家造出的先进武器吗？制造洋枪洋炮的科学家受到尊重，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却要受到遣责，世上有这样的统一标准吗？别再自欺欺人啦！因此，千万别再拿什么制造原子弹去非难无辜的科学家们。在讨论科学家的职业道德的时候，我不喜欢从广义的概念上去讨论这个问题。海森伯参与纳粹帝国原子武器的制造而遭世人的遣责，拉瓦锡因卷入法国大革命而被送上断头台，这是一种政治、是战争、是一种无论处于社会哪个阶层都难以避免的选择。因此，以此来作为评价科学家这一特殊族群的行为标准是有失公正的。我对科学家职业道德的讨论喜欢定位在狭义的科学道德范畴，即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行为。这点，我在其它章节都有叙述，在此掠过，不作展开。以我看，这与科学家们根本不相干，要说相干，也应该歌颂他们、赞扬他们，没准，就是因为他们造出了原子弹才真正避免了人类再次遭受原子弹的塗炭。谁都清楚，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是唯一使用过原子弹的国家，也必将是最后一个使用这种武器的国家，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拥有，一但有了，美国就不会再用了。别问为什么，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千万别用什么国家制度来说事，也千万不要相信那种欺世盗名的霸权民主，连挥舞这根大棒的人自己都不信。未来的世界和平必定源自一种力量的平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是担当起了这种平衡的重任。没有这种平衡，世界每时每刻都会遭受战争的威胁、每时每刻都有遭受灭绝性武器袭击的可能。这里，只想表示一种心愿，就是向那些默默无闻为国家作出贡献的科学家们献上一份敬意。当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访问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祝贺他荣获诺贝尔奖，为华人争了光，他却回答：中国的两弹元勋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比起这些挺起中华民族脊梁的人，我算得了什么？尽管杨振宁老来绯闻缠身，就为了这句话也要向杨老致敬。
彭桓武不仅深爱自己的祖国，也深爱自己的亲人。他的爱人因身患绝症早早离开了人世，二十多年，他独守着爱妻的一片天地情缘。彭桓武43岁才经外甥女介绍认识爱人，第一次约会是在香山之上，时值深秋季节的11月2日。爱人去世之后，每年的11月2日，他都会独自来到香山，在红叶小径之中寻找当年的感觉，重温爱妻的音容笑貌，年年如此，从不间断。81岁那年，老人又上香山，遗失了当年妻子买给他的一顶草帽，第二天他返回香山，寻遍昨日的足迹，直到找回那顶草帽。83岁那年，他又在香山上丢失了妻子病重时他送给她的礼物：一根手杖，次日，他还是返回香山把那根手杖找了回来。没有人能理解一顶破草帽和一根旧手杖在他生命里的意义，也没人能理解对于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上一趟香山意味着什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可他对爱妻的那份情意，却让任何人都掂量得出那沉甸甸的份量。对比刚结婚时，为了工作，他不得不抛下妻儿，转战在戈壁沙漠、深山老林，那种付出怎能不让人感动，怎能用科学家机械呆板、不通人情世故去解释？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要有牺牲、要有奉献、要有割舍，没有这种精神做什么事都成不了，科学研究更是如此。但对这种亲情的割舍，虽值得敬佩，却不值得效仿，因为科学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今天，科研确确实实已成为了一种职业），与情感因素联系紧密，对科学家能否出成果影响极大，是任何其它行业都不能比拟的。曼纽尔应用精神分析法来研究牛顿的传记，主要着墨于亲情关系来探讨牛顿的性格形成以及对他科学生涯的影响。精神分析理论把人的一生分成几个特别的阶段，主要强调早期的生活经验对后期行为的影响。牛顿的案例分析也不例外。在曼纽尔的眼中，牛顿的早期经历非常适用于这种精神分析法。牛顿出生前三个月父亲就已经去世，出生时身体非常虚弱，这给了牛顿追求父爱的动力。当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父亲原型时，天父上帝便成了父亲的替代。因此，牛顿一生都醉心于神学的研究。牛顿三岁时母亲改嫁，又使牛顿失去了母爱，从而产生了极度的焦虑，这种焦虑后来发展成对自己的科学发现优先权以及科学地位的焦虑。同时，他把母爱被夺的憎恨从继父的身上转嫁到了科学竞争对手（胡克，莱布尼兹等）身上，这就是后期的牛顿传记作者们为什么开始对牛顿的人格品行产生怀疑进而病诟的原因。事实上，牛顿的晚期行为确实并非许多传记作者笔下的高尚人物：性格孤独暴燥、为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利用自己的威信和权利任意打压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构成威胁者、痴迷神权、钻研炼金术等等，都是他作为一个伟人身上的缺点和瑕疵。更加令人信服的分析是，这种强烈的恋母情结又同时是他科学创新的巨大动力。作者认为牛顿最伟大的几个贡献都是生活在母亲身边时完成的（牛顿第一次对数学的盎然兴趣有证据可查的是1664年9月，第一次对动力学的活跃兴趣可查到1665年1月。在1664年12月和1665年4月的剑桥大学图书馆里有慧星观察常见书的阅览登记）。而当他母亲于1690年去世以后，牛顿竟不顾当时学术上的激烈竞争，突然全身而退，完全终止了他的所有科学研究。从提供的证据可见研究者的工作做得多么细致，其结论也不能完全用巧合来解释，不由你不信。
基于这种分析，牛顿的情感世界是情感因素对科学研究致关重要的观点所提供的又一有力的证据。因此，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对科学家而言，什么都可以割舍，惟独不可割舍情感。居里夫妇因发现放射性物质镭而荣获诺贝尔奖，但镭却是在八吨沥青中一点一点筛选出来的。那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没有对这种物质的准确判断、没有常人所不及的吃苦耐劳和顽强毅力、没有夫妻之间的信任和恩爱，就没有今天万口皆碑的居里夫人。须知，这几种因素对她的成功无一不是缺一不可的。从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情感因素对科学发现是多么重要。毫无疑问，情感因素的缺失或强制性地压制个人情感的表达，不仅使其科学研究的能力大打折扣，科学家也就不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科学家了。
在现实生活中，科学家也绝对不是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传记作家笔下的光辉形象，事实上，无论对科学作出的贡献有多么巨大，作为人来说，科学家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科学家是人不是神，因此，当你听到心目中崇拜的科学家偶像身上有瑕纰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心情沮丧，因为这样才真实。同时，科学家人性上的一些瑕纰也不应该影响科学家的伟大，这不仅因为科学家的行为与科学上的贡献毕竟是两码事，而且小事情上的缺点有时反而能反衬人格上的伟大。原来，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都在我心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对于居里夫人，我不仅敬佩她科学上的贡献，而且也敬佩她人格上的高尚。当我读到不同的传记版本记述了玛丽在居里去世之后曾经与她的学生朗之万陷入过一段感情旋涡的时候，我简直惊呆了，不相信曾令我敬仰的玛丽居然还有这样的丑闻。后来一想，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居里先生去世的时候，玛丽还很年轻，在与既是学生又是朋友和同事的朗之万交往中擦出些感情火花也在情理之中，这正说明她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女人，并不能因此就减少了居里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正如这本传记的作家吉鲁所说：“我们要玛丽既是圣人又是殉道者。所有迹象表明，她两者都不是，至少从性的意义上不是……当我们试图把她变成圣人或殉道者时，我们不仅伪造了她的形象，而且掩盖了她的真实一面，也就是当她的私生活展示在公众面前时，这个沉默寡言和谦卑的女人所陷入的内疚的经历和戏剧场面。”仔细想来，也许吉鲁的话有点过份，但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即她既不是圣人也不是殉道者。如果玛丽真的能活在今天，你又希望她是个圣人吗？如果是，任何生活在她周围的人便全部失去了机会，你敢或者你可能去爱一个圣人吗？记得上次回国时住在旅馆里看电视，一个节目正在采访生活中的少男少女们，让他（她）们谈初恋时的感受。一个女孩子说自己在中学时暗恋一个男生，有一次看到这个男生去上厕所，感到很惊讶，也很沮丧：他怎么还上厕所？看的我忍不住大笑。初恋的少女居然能把暗恋对象塑造成仙啦，连吃喝拉撒都不要。可见理想和现实相差多远！我们总不会重蹈这个痴情小女生的复辙吧？
过去对爱因斯坦的印象不仅惊叹他是想象能力的天才，而且相信他必是个重感情的人，否则他那些四溢的激情哪儿去使？可《爱因斯坦的私生活》的传记作者海菲尔德和卡特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在家庭生活中是个极不负责任的人，不仅对妻子不负责任，而且对孩子也是如此。在作者看来，长期以来形成的高高在上的科学圣人形象，掩盖了爱因斯坦作为男人的激情和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弱点。事实上，生活中的爱因斯坦对女人确实不乏激情，但遗憾的是缺乏责任和信赖，以至于他的后半生几乎过着有点糜烂的生活，实在让人揣摩不透、想不明白。但其它的传记作家却对爱因斯坦的故事写得非常简单，似乎在刻意回避他的私人生活。他们认为爱因斯坦确实有道德方面的弱点，但是值得人们崇敬、欣赏或学习效仿的是他的科学天才，而不是那些生活中的弱点。《爱因斯坦全集》的主编舒尔曼在解释爱因斯坦的行为中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大家都习惯于把他当作圣人，其实不应该排除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的可能（我认为与其说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是个利己主义者，因为这样一来就更容易理解他的一些看起来非常矛盾的性格和行为）。他认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机会主义是个贬义词，其实这个词很中性，只不过表示某个人绝不放过估算利弊得失的机会罢了。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爱因斯坦，许多怪癖行为就都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他放弃了德国国籍却又不反对别人称他为德国科学家？因为德国有认可他科学理论的权威科学家，如能斯特、普朗克、费歇尔等；为什么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又支持美国制造原子弹？因为他认为如果纳粹德国更早地制造出原子弹危害会更大；为什么他支持犹太复国却不愿意担任以色列总统？因为他认为犹太人毕竟太少，在国际舞台上难有作为。结合他对家人和女性的态度，就不难看出他为何对女人有激情而对亲人没责任了。如此看来，爱因斯坦的行为准则与普通人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两样。
如果说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在感情生活里还没有超出正常人的行为的话，那数学情圣埃尔德什就算地地道道的怪癖了。他行为放荡、不修边幅。生活中充满了数学，而生活能力又实在太差。他对财产不屑一顾，认为那是生活的麻烦。他记忆力极强，却只限于数学领域。他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为科学而痴迷而疯狂的人，却不是拿自己的头去撞电线杆，而是会蓬头垢面地在半夜三更时敲开朋友的家门，不仅是为了一口热饭，而且也是为了讨论他突发奇想的数学念头。他一生与480多个人有过合作，写过1475篇高质量的论文，而与人合作中从不计较名誉得失，总是把别人的名字放在前面。埃尔德什的故事告诉我，世上并不是没有对一件事着迷到失去了正常生活能力的人，而是确实太少，真正的凤毛鳞角。
讲这些故事并不是没有目的，而是要告诉大家既不要为了什么事情痴迷到失去了自己的心智（哪怕是对待科学也是如此。如果人类的文明进步到了要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正常心智的时候，也是这种文明的悲哀），同时也不要枉自菲薄自己。即使那些曾经在你心目中是偶像的人，实际上也是个和你差不多的普通人。只要你鼓起了自己的勇气、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选定了自己的方向、脚踏实地地投入了自己的努力，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别人心目中的偶像。
| 司马冰 (2015-01-13 23:1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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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值得珍藏。 |
| 海云 (2015-01-14 02:5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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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家都是普通的凡人，人就会有优缺点。 |
| 默人 (2015-01-14 16:1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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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两位的评论。有人读便是作者最大的欣慰！ |
| 司马冰 (2015-01-15 07:0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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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跟读，很好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