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014年，农历马年，春节前我的外甥全家从北京飞来加利福尼亚州旅游，借此机会特意来探望蜗居家中养病的我。外甥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名叫旺旺，恰巧属马，在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就读小学五年级。听外甥说旺旺不仅是班干部，而且还是学校的大队长，三条杠袖章的大队长！看着眼前这个聪明伶俐的本命年的“小马官”，我的思绪不禁穿越时空，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青岛，回到我们那些“小龙人”中间。
1959年与我一起进入大学路小学一年级的同班同学们大都生于1952年，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代龙男龙女。按照中国古人对属龙生肖的算卦，1952年的龙属于行雨之龙，是长流之命。虽然劳碌奔波一生，却可以利达近贵，名利全双，衣食足用。另外，一生中还会有十年平顺，晚年大吉。
然而，命运似乎对共和国第一代龙男龙女们开了一个玩笑，这些福气并没有在我们身上应验。当我们十四岁读完了初中一年级，正值人生中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共和国所有的学校却对我们关上了大门。我们没有迎来本应有的“十年平顺”，竟迎来了十年浩劫。
度过了表面上风调雨顺的三年小学时光，1962-1964, 在我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期间，学生生活有了变化。学校开始向我们洗脑式地灌输阶级斗争的政治思想教育，让我们这些辨别是非能力还很有限的十岁至十二岁的孩子们产生了许多困惑不安。这些困惑不安后来转化成心灵上的创伤，它所产生的心理阴影，一直伴随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四年级起，我们班上来了一位新班主任，蔡培业老师。截然不同于我们的前任女班主任肖一言老师温文尔雅的个性，这位男性新班主任嗓音粗狂沙哑，性格喜嗔于色。他很年轻，个子不高，思路非常敏锐，是一位很敬业的老师。与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教育工作者一样，除了教我们语文课之外，他把学校领导让他贯彻执行的党的教育方针、政治路线、忠实地带入我们的课堂生活中来。
在蔡老师的教导下，我们被要求向雷锋叔叔学习，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无限热爱党，无限忠于党，党叫干啥就干啥，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正当我满腔热血地学习雷锋，在幼小的心灵中立志去做一个革命的“螺丝钉”时，却发现这小小的“螺丝钉”竟也有生锈与闪闪发亮的优劣之分。原先由肖老师在一年级至三年级挑选的小“螺丝钉”干部们开始生锈，一个个地失去了他们昔日的光泽，被免去他们的班干部职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学习成绩並不太好，但家庭“出身好”的同学。所谓“出身好”， 即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女。而“黑五类”，这个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统称，尽管当时还没有像文革年代中那么如火如荼地盛行于社会，却已经开始在中国千百万父母子女身上打上了“贱民”的烙印。“红，黑五类”，成为学校老师们在那个年代选择班干部的“潜规则”。
记得第一个被撤换的生锈“螺丝钉”是我们的学习班长杨智慧。这个一年级时的尖子学生到了四年级时已经被后来居上的男生们超越。她被免去学习班长的头衔，並不出乎我的的意料之外。但我不晓得失去了学习班长荣誉光环的杨智慧是否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现实，也不晓得她自己是否被告知丢失了学习班长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因为她的学习成绩落后了？还是因为她出身于一个资本家的家庭？在那个人人都被要求向雷锋那样无限忠于党的社会风气下，没有人会关心一个孩子心灵上的需求。
失去学习班长头衔后，杨智慧变得沉默寡言，不太与其他同学交往。听说她的家在文革中被抄家，而带领红卫兵去斗争她的资本家父亲的人竟然是她自己。尽管积极地“大义灭亲”，她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插队的噩运，被送到山东益都县的一个偏远贫困村子里务农。据说后来她在当地的一个液压原件小工厂当工人时自杀身亡了。她的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她是因为失恋而轻生，也有人说她是被人毒害死了。年仅二十二岁的她死后不久，她的母亲也跳楼自杀了。这个认真、单纯、一度是我学习的榜样的女孩， 最终成了我们这班龙男龙女中第一个英年夭折的同学。
小小年记的我，眼巴巴地看着出身“黑五类”的小班干部被一个个地拿下，换上成绩不怎样的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同学，让我一生中首次尝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不公平的滋味。班上有一位眉目清秀，喉清韵雅的女孩子，名叫唐新民。她不仅具有极高的歌唱天赋，学习成绩也不错，在一年级时被独具慧眼的肖一言老师挑选为文艺委员。可惜这么一个艺术天资极高的小龙女因是个“黑五类”子女，不可避免地成为清洗班干部过程中的活靶子。新上任的班主任蔡老师对同学们说：“听说这个唐新民功课不错，我倒是要考她一次看看她的学习到底好到哪儿去！” 蔡老师的预言果然神准，平时在考试中屡战屡捷的唐新民，在这次考试中一败涂地。当她拿到了她在小学班上的第一个相当于D的五十分时，顿时委屈得眼泪汪汪。没多久，她即黯然失去了文艺委员职务。
六十年代初期的班主任在课堂上享有极大的权力。班上大大小小的班干部，从学习班长、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卫生委员，到少年先锋队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无一不是由班主任独裁钦定，提升罢免。如果一个班上有幸碰上像肖一言老师那种任人唯贤的班主任， 这个教育制度也许会在孩子们心中产生些正能量 。可如果持有“生杀大权”的班主任任人唯亲，不分青红皂白只选择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孩子们当班干部，其产生的负能量则会影响社会上一整代人的思维与行为。
在班主任蔡老师三年任期内，我们这班小龙人们随着 “红，黑五类”的流行曲，顺服无声地起舞。那些在“潜规则”旋律中丢掉了班干部职称的“贱民”子女们，明知受到了不公平的处置，也只能自认倒霉，忍气吞声地把苦水往肚子咽。 班长杨智慧的命运，是许多“黑五类”家庭子女在那个动荡时代的一个缩影。她的父亲对于她在文革初期六亲不认的举动一直耿耿于怀，甚至认为她大义灭亲的举动是由于患有精神疾病，曾差人把她绑架去一家精神病院。 她死后父母也没有亲自去益都县追查她的死因真相，仅仅派了杨智慧的四姐前去草草料理了她的后事。
在任命班干部的“潜规则”中的既得利益者当然是那些出身于“红五类”家庭的孩子们了。他们当中尽管有些人学习成绩不是太好，却骄生出高人一等的优越。
五年级时蔡老师把少年先锋队大队长的职位任命给一个女孩子。大队长是班干部中的最高职位，令每一个孩子心之神往。然而，蔡老师所钦点的这个女孩子在班上同学们心中的威信並不高。她个头有些矮，在体育课上显然无法与那些龙头高大的孩子们竞争。她学习成绩平平，无法与班上那些学习顶尖的小龙脑子们相比。我想蔡老师钦点她为大队长的唯一正当理由就是“德”了。在中国，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强调的就是一个德字，但当时的德字已经变了味道。披戴着“红五类”光环的同学就是“德”，他们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因为他们的龙种优越，根正苗红，所以享有优先特权。
说到“优越感”，实际上我还是从蔡老师的口里面第一次听到这个新名词。记得那时班上有一位男同学叫陈士庆，他是一个挺调皮的男孩子。并没有担任过什么班干部的职务，有一次蔡老师在班上批评他时，当众揶揄他有“优越感”。开始时我不太懂得蔡老师的意思，后来才明白陈士庆出身于“红五类”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共产党的进城干部。我相信在蔡老师的内心深处，是具有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基本良知的。他心知肚明这种优越感会误导这些“红五类”孩子们。他之所以在那时仍以“潜规则”的方式去任免班干部，也是由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只不过是那个动荡时代的一个过路人，乘坐在由伟大舵手驾驶的共和国巨轮上，随波逐流地驶入极左方向的狂暴逆流。
思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回到眼下的2014年，我不禁把当年被蔡老师钦定为大队长的那个女孩与旺旺对比起来。
她，共和国的第一代小龙女，青岛大学路小学五年级，右臂披戴三条红杠袖章，少年队大队长。他，半个世纪后出生的小马，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小学五年级。右臂同样披戴三条红杠袖章，少先队大队长。
她，未经同学选举，由班主任蔡老师一手在幕后“黑箱作业”，钦点为大队长。他，由同学们民主投票中高票当选为大队长。选举期间老师没有参与施加任何影响。选举规则透明公平——高票者入选，低票者落选。
她，没有付出任何竞选努力，蔡老师“潜规则”的既得利益者。他，不仅仅要拿到本班同学的最高选票数，还需要到五年级其它的班上拉选票。这就需要他毛遂自荐，面对着众多不太熟悉面孔，气宇轩昂地站立在其它班的讲台上发表自己的竞选演讲。
她，在班上学习成绩平平。他，是一个德智体都非常优秀的学生。他喜欢踢足球，是社区俱乐部少年足球队的前锋队员，经常参加社区的足球比赛。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例前茅，是个全优学生。 他能言善道，曾经在“叶圣陶杯”第六届全国中小学生听说读写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她，高处不胜寒，拥有出身的优越感，却无法赢得多数同学的信服。他，人缘特好，班里班外广交朋友，长得又眉清目秀，神清气朗，不少女孩子把票都投给了他。
她，昔日雷锋叔叔的好学生，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忠实班干部。他，思维清晰，有独立分析、辨别是非的能力。有一次做家庭作业，朗读课文《狼牙山五壮士》，读着读着他自己乐了，自言自语道：“光他们打，敌人也不打。”
“舅爷爷，我的这个大队长的任期只有一年，而其它班干部的任期更短，只有半年。” 旺旺润朗的声音打断了我穿越时空的思绪。在旺旺的眼里，大队长不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头衔。高票当选固然是个荣誉，但任期一年后若低票落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是按照明规则办事，没有“潜规则”式的黑箱幕后操作。
看着旺旺那甜美英俊的小脸蛋，我不禁思潮起伏，感慨万千。我没有告诉旺旺自己内心在想什么，因为我知道既使我讲给他听，他那天真无邪的心也无法理解半个世纪前在我的小学五年级里发生的事情。他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那班小龙人们，被硬生生地划分为“黑五类”与“红五类”两个对立的阶级；他也不会理解，为什么蔡老师可以用“潜规则”一手包办指定所有的班干部；他更不会理解，为什么我的班长杨智慧会大义灭亲，带领红卫兵抄了自己的舒适温暖的家，批斗羞辱了养育自己的亲生父母。
虽然我不晓得，以明规则选举班干部，在当今中国小学里属于个案还是普遍现象，但我分明已经从旺旺的身上看到了时代的进步，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我们当年在蔡老师班上的那些小龙人们做梦也不敢想的民主选举，半个世纪后的小马驹们身上实现了。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办到的事情，不正是他们的父辈们望眼欲穿，竭力去奋斗而无法实现的梦想吗？
我相信，当这些小马驹们长大成人时，他们将会把他们从小学习到的民主理念，去施政于他们生活的社区，服务于他们所热爱的乡镇、城市、企业、国家。他们会解开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精神枷锁，勇于追求理想，忠实于自己对普世民主的信念。一个真正享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中国社会，将寄希望于这未来新一代人了。
| 海云 (2014-11-28 15:34:07) |
|
文革前的教育已然那样了，文革开始，索性教育也不要了。一个时代的悲剧！ |
| 渺渺 (2014-11-30 12:23:24) |
|
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听起来很亲切！仿佛又回到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首先被归纳到“臭老九”一类的“可以被改造好的子女”，呵呵，这些当年时髦的名词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现在真该好好查一下了！ |
| 予微 (2015-11-17 06:09:04) |
|
这真是被忽略了一段历史。文革前的这一段，小学已经这样划分了，唉！ 我是72年读小学，牢牢切记家人的嘱咐：夹着尾巴做人！不要惹人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