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承传中，不乏对献身精神的崇敬和颂扬，但献身一词却多用于为国家民族而捐躯的英雄，至于科学献身精神，人们的感情色彩就不免黯淡了许多。即使对我们这种与科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所谓科学家而言，科学献身精神也不是一下就能完全接受的口号。
科学研究不象时代交替的剧烈动荡，不象战争的硝烟迷漫，可以推出波澜壮阔的背景，勾画惊心动魄的画面。科学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和摇篮，象一首小夜曲，多少带有温馨的色彩、浪漫的情调，令人神往，让人陶醉，以至于很多时候不得不把她与宁静的教室和肃穆的实验台联系起来，也不得不把她与掌声和鲜花混为一谈。因此，把科学和献身精神联系起来，总不免让人感到牵强附会，心里别扭,别有一番伤感。
实际上，献身精神并没有特殊的内涵专属于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震撼和悲壮,它同样适用于没有刀光箭影的战场，同样可以融入平凡琐碎的生活。对于科学献身而言，涵义多注重于奉献，这种奉献不仅仅是生命和鲜血，更包括青春理想、生活品质、时间金钱、名誉地位等等。相较于悲壮的生命奉献，凡人庸事中的牺牲精神更加不易，因此，也更加值得推崇和仿效，否则，为什么许多战场上不辱使命的战斗英雄却都过不了金钱美女或权势的关呢？正如过去背颂的毛主席语录那样：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因此，谈科学献身精神就不得不从不同的层面来探讨。
首先谈谈真正意义上的献身。科学史上，为科学献出生命的科学家们层出不穷，他们的品格伟大丝毫不逊于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大义凛然、一身正气。在我眼里，他们的“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更令人钦佩感动，因为他们的贡献超越了国家民族，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点亮了人类的光明，无论到了哪里，全世界的人们都要向他们脱帽致敬，献上崇敬的哀思。
为科学而献身的科学家有两种，一种是面对传统思想和黑暗势力的挑战不屈不挠，直致献出生命。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当推布鲁诺、塞梅尔维思、塞尔维特、维萨里和伽俐略等。
布鲁诺是意大利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早年学神学，也曾传过教，后接受哥白尼的地动说，叛逆了教会。为了宣传哥白尼的思想，布鲁诺曾在欧洲四处游说，著有《论无限宇宙和世界》，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日心说，遭到宗教迫害，在威尼斯被宗教裁判所逮捕。由于不妥协教会势力，坚持真理，八年后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术后感染是禁锢外科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而最早提出感染概念的人则是匈牙利产科医生塞梅尔维思。当时，许多产妇死于产后热，塞梅尔维思经过仔细观察认真研究后发现接生前用漂白粉洗手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因此，他提出了产褥热的病因是感染。但是，他的这一观念却遭到了同行的耻笑和社会的攻击，甚至被剥夺了行医的权利。为此，他非常沮丧，心情郁闷，渐感绝望，以至精神崩溃，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被感染夺去了生命。后来，英国的外科医生约瑟夫·里斯特接受了巴斯德的细菌学说，第一个提倡用石碳酸给手术器械和手术区消毒，从此奠定了外科无菌操作的基石。值得悲哀的是第一个提出感染的人却遭受迫害死于感染，不由使人对传统势力的腐朽和愚昧而愤然，为科学献身精神而沧然涕下！
血液循环可以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几千年来，血液到底是什么又如何在体内流通一直是个谜。亚里士多德一直被认为是仅次于神的科学权威，可他却认为血管里充满的是空气。盖伦提出了血液运动的理论，但他却认为把心脏分为两半的中隔上有人眼看不到的小孔，血液正是通过这些小孔从右侧流到左侧，然后再流经肺部。盖伦认为血液的流动是以肺脏为中心，在血管中来回流动，开始从一个方向，接着又向相反方向。一千多年，人们都把这种理论传为经典，奉为神明。米凯尔·塞尔维特是西班牙的医生，他通过解剖发现血液是经过右心室流入肺部，经空气净化后再经肺部流入左心室，推翻了盖伦的理论。但他同时也违反了教规，被当作异教徒烧死在日内瓦。
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 也是教会势力的牺牲品。他对科学的最大贡献是他二十八岁时所著的《人体的构造》，冲破了以盖伦为代表的旧权威们臆测的解剖学理论，从而触犯了教规，遭到了迫害，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诬陷用活人做解剖，判处了死刑。
伽俐略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一生有众多发明和发现，人们熟知的天文望远镜就是出自他手。他虽没有直接发明钟，可著名的钟摆理论却源于他年轻时一次教堂礼拜时的灵感。不过，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捍卫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天体运动学说，为此，他受到了教会势力的迫害，对他进行了审判。慑于他当时的威望，教会多次诱导劝说他放弃哥白尼的地动说，只要认错就可以免遭处罚，但他坚持真理，始终没有向教会势力低头。他虽然没被迫害致死，却被判了八年徒刑，被剥夺了最后时日的人身自由。因此，说到为科学献身，伽俐略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家。
另外一种实质意义上的科学献身是指非迫害致死的科学献身，这种献身又分两种情况。一种属于突发事件的偶然因素，彭家木为科学献身是考察罗泊湖因寻找水源而迷失，培根则因一次冷冻实验而罹患感冒。他们的献身虽然可歌可泣，但也难免搀杂了不少不尽人愿的遗憾。相形之下，另外一种献身则显得更加悲壮感人，这就是明知有险偏要行，明知有难偏要干的无畏精神。莫瓦桑是近代史上法国著名的化学家，曾因制取单质氟（F２）而荣获190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莫瓦桑就是这种为科学献身的典型代表。人人都知道氟是一种有毒气体，在他之前已有人连续在实验室里被氟气毒死，连他的老师也差点为氟气送了命。一时之间，氟气成了“死亡元素”，业内人人谈氟色变。尽管如此，莫瓦桑还是决心揭开这个奥秘，制取氟气。从此，他连睡梦中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经过反复失败之后，他决定用电解法制取氟气。实验开始，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安装好电解装置，接通电源。气体产生了，但实验很快就出现了故障，正当他想排除故障时，突然感到全身无力，呼吸急促，心跳剧烈。“难道我也要象以前的化学家一样被氟气毒死？”当死亡的阴影掠过脑海，他的头脑还很清楚，艰难地抬起手来，关掉了电源，接着便昏迷过去。当他醒来时发现妻子坐在身边哭泣，第一句话就是责备妻子不该来实验室，因为这里有毒气。妻子抹着眼泪责备他说如果不是她及时赶来打开门窗的话，真不知他是否还能醒得过来？
我相信，无论谁听了这个故事都会被莫瓦桑的精神所感动，感人之处是他完全清楚自己所冒的风险有多大却还要偏偏去做。我坚持认为，无思想准备的献身精神固然可贵，但意识到危险的献身精神更为可贵；同样是意识到了危险，来不及多想的献身精神可贵，但在充分认识到风险又经过深思熟滤后的献身精神尤为可贵；一事一时的献身精神可贵，但长期甚至一生一世的献身精神堪称可贵楷模！不知我的观点是否过极？
具备莫瓦桑这种献身精神的科学家可谓不乏其人。二零零五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得主马歇尔是位澳大利亚的医生，因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胃溃疡疾病的发现而获奖。胃溃疡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困扰着几亿人的正常生活。既往都把病因归咎于饮食习惯和精神紧张，正是马歇尔和他的助手纠正了这种错误。当他们发现这一罪魁祸首时，却苦于人类是这种细菌的唯一宿主而无法用动物实验证实。情急之下，马歇尔不得不“以身试法”，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喝下了满满一杯细菌培养液，从而揭开了这一人类之谜。
当然，无论哪种献身精神都是难得可贵的，都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但在实际生活中，人生真正能有一场这种轰轰烈烈的献身机会却是绝无仅有的，即使你有这种献身精神也未必就能赶上这种机会。因此，这里真正值得探讨的是那种平平淡淡生活中的献身精神，辛勤地耕耘，默默地奉献，于无声处耗尽自己的生命。
这种人生说起来很让人伤感，世上有几人愿意过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的呢？我的生活态度一直是注重过程，不必过于看中结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没有大的失落，承受孤独与寂寞。再说，即使在那些幸运的成功者当中，又有几人会事前就能料到自己一定成功呢？因此，为科学献身就必须具备荣辱不惊的承受能力。
说到这里，我还是对那些默默奉献的科学前辈们怀有无比崇敬的心情。在我的心目中，居里夫人是位伟大的女性，她的伟大就在于她在选定自己的生活道路之后能倾其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中去。她的这种秉性早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她生活清贫，专心攻读，几乎与象她这种年龄女孩子所追求的生活绝了缘。在她遇到居里之前，竟然从来没谈过恋爱。婚后，他们又把自己微薄的收入及全部身心投入到镭的寻找。当时，他们穷得几乎一无所有，不要说生活享受，就连基本的健康状况都不能维持。就是凭借这种献身精神和坚强的毅力，他们最终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当代法国科学家伊夫·肖万是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他是一个工作非常勤奋而又做人非常低调的科研人员，用同事们的话说，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没有任何野心。”他曾在级别最低的技术员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几年，并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整整工作了四十年。四十年没挪地方，这在以前的中国尚不足为奇，十亿国人哪个不是如此？可在美国，这却是件不可思义的事情，以此可以略见肖万的生活态度和科学的献身精神。
耐得住寂寞，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生命是离不开碳的，可以说碳是生命中最核心的元素，并能以不同的方式与多种原子连接，形成复杂的大小不等的分子结构，奠定了生命的基础。肖万的研究方向正是这种以碳原子为主的分子结构。原子之间是通过键相连结的，一个碳原子可以通过单键、双键或三键的方式同其它原子（包括碳原子）连接。有着碳－碳双键结构的有机分子称烯烃。在烯烃的分子里，两个碳原子就象双人舞的舞伴一样在跳舞，但没人知道它们之间是如何交换舞伴的。正是肖万在几十年的默默研究中从理论上解释了烯烃复分解反应是如何进行的，并给出了这种复分解反应的催化条件。二十年后，肖万的理论才被两位美国科学家所证实，再过十五年，肖万才意外地得到获奖的消息。当时他早已解甲归田，隐居乡里。在听到获奖的消息后他说：“我在获得新发现时的感觉要比听到获奖消息时要好得多。”听听，这是什么样的胸怀？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当然，无论是居里夫人还是肖万，能获得诺贝尔奖这种殊荣，即使付出再多的献身精神也值得。事实上，千千万万个走上科研道路的研究人员都是在付出毕生心血之后默默无闻地走完生命旅程的。因此，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身上的科学献身精神才是凡人庸事的科学工作者们的楷模。
实际上，在他们之中，也不乏胸怀大志、造诣高深、洞悉分毫、睿智惊俗之人。
邓稼先是中国的核物理研究先驱者之一，对中国的核能利用、卫星上天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长期与放射性物质的接触以及缺乏有效的保护，使他的身体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最后罹患绝症，英年早逝。毫无疑问，邓稼先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由于中国核工业发展的特殊性，邓稼先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人知。邓稼先不仅是那种真正意义上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而且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既是科学大厦的奠基石，又是科学道路的铺路石。
人人皆知爱因斯坦是科学巨匠，是现代科学最伟大的奠基人。尽管很少有人能明白什么是相对论，但他的相对论却家喻户晓。但有谁知道时空连续统一体并不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有谁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方程式E=MC2却不是出于爱因斯坦之手？又有谁知道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的许多数学难题却得自于别人的帮助？
时间作为第四尺度的想法出自于他的一位老师：德国数学家赫尔曼·闵可夫斯基。闵可夫斯基是四维时空理论的创始人，他认识到可以将过去被认为是独立的时间和空间结合到一个四维的时空结构中，后人将其称之为闵可夫斯基时空。闵可夫斯基时空为广义相对论的建立提供了框架。在爱因斯坦发表基本方程式E=MC2 之前一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奇·哈色罗尔就公开发表了这一方程式，其中E表示能量，M表示质量，C则表示光速。大家都知道，狭义相对论的灵魂就是质能转换，把光子同质量和能量联系在一起，这是人类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正是建立在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的。想想看，这是个意义多么重大的发现？可在这个世界上又有谁能知道还有个哈色罗尔呢？听起来这对哈色罗尔也太残忍太不公平了，可事实就是如此，哪怕你离目标只有咫尺之隔，哪怕你的手就要触摸到最神奇的宝藏，但你毕竟还是没有最终获取它。遗憾吗？懊恼吗？如果你确实这么认为，你就会真正理解何以从内心深处愿意为科学献身的意义和重要性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把爱因斯坦奉为数学大师，因为在他的广义相对论中运用了难以想象深奥的数学计算，可我万没想到他在数学计算上的难题都得助于别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马赛尔·格罗斯曼。当我读到这段史实时我才突然理解了爱因斯坦何以在广义相对论的初始计算中出现过那么大的错误？看来，人无完人，既使象爱因斯坦那么伟大的人物也难以避免。想来，爱因斯坦的运气也太好了，他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在那么低微的位置上（仅仅一个专利局的一个办事员）居然能得到普朗克青睐，实在是一件不可思义的事。普朗克是什么人，皇家科学院的主席，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在同朋友聊天中，我常常问朋友：假如爱因斯坦没有碰到普朗克会怎样？假如普朗克根本不理会这个毛头小伙子会怎样？世界上真的只能几百年才出一个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吗？会不会世界上本来就有成百上千个爱因斯坦，只不过没人能有他这种幸运而全被扼杀了？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中国不能出象普朗克这样的学术权威呢？
如果爱因斯坦仅仅是幸运地遇上了普朗克还不算奇，更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人类的灾难却成就了爱因斯坦的辉煌，原因是原本在一九一四年日食时检测广义相对论理论的计划被这次世界大战中断了。那时，爱因斯坦还没有发现初始计算中的错误，如果按时检测，其结果会怎样可想而知。我从来不相信决定论，但在爱因斯坦的身上我又不能不相信决定论。爱因斯坦的出现难道不是冥冥之中决定了的吗？尽管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知道格罗斯曼，可在爱因斯坦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中肯定含有他的贡献。爱因斯坦不正是在很多这种无名英雄的肩上站起来的吗？尽管无人问津，但他们的贡献却是不能抹杀的、是永恒的。如果苍天有知，定会代为转告，那么，象闵可夫斯基、哈色罗尔、格罗斯曼这样默默无闻的科学家们就会在九泉之下感到慰籍了。
在现实生活中，科学献身精神并不仅仅来自前人们的激励，还来自于一种热爱、一种执着、一种朴素的情感。科学献身精神也不需要那么壮烈、那么伟大，实际上，它还象茶，尽管各种饮料铺天盖地，可这种低廉的饮料依然以它独特的清淳攫取人心。于我，无论多少诱惑，我还是独爱一杯清茶。
留美以后，身边的同学朋友不断改变着身份和职业，先是读书，毕业后做研究，一俟拿到身份之后，不是去公司，就是去考医生执照。大学的研究室象个兵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过，我能理解朋友们的追求。说到底，于人，生存终竟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穷怕了的中国人更是如此。毕竟，公司可以高出几万块钱的薪金，做上了美国医生就可以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曰：“辛酸啊！一对大陆高学历夫妻的生活状况”。作者开篇就言：“我和老公，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我们虽然顶着高学历的光环，却穷的叮噹响。”文章说他们一个月的收入总共一千五百块钱，支付住宿费、生活费以及寒暑假回家的路费，省着点花，再加上家里补贴一点，勉强过得下去。最尴尬的日子是他们结婚后住在男生宿舍里。就这样的条件还是老公的室友搬回家住让给他们的。女生住在男宿舍里，最不方便的就是晚上上厕所，象打游击一样，憋到夜深人静时，老公在前面侦察好了，瞅准机会，立刻冲进去，速战速决。尽管如此，还是免不了出丑。一次正如厕时，忽然进了个男生，尽管躲在小隔间里，还是生生地把尿给憋了回去。那天晚上，她醒来好几次，总觉得还有尿没尿干净，从此得了个厕所恐惧症。半年后，他们父母去学校看望他们，见到这种情况，给了他们八千块钱，他们才结束这种尴尬的日子。文者写道：“当他们从老人手里接过那叠钞票时，羞愧得再也不敢正视父母的双眼，所有的骄傲和自尊都在凝聚着父母血汗的钞票面前深深地低了下去，像张爱玲说的，低进了尘埃中。”为此，他们彻底改变了观念，决定毕业后下海从商。这种决定不仅是生活所迫，还因为他们在学术界门边游走了这么久，已经对中国学术界彻底死了心。作者坚持认为，他们做出这种决定决非一时之气，其间经历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磨难，更多的是对整个学术风气的无奈和悲哀。但是，不管怎么说，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就此放弃，实在令人扼腕，更何况，他们当中不乏研究素质佼佼者。
究竟应该怎样选择人生道路，这是一个大课题，即使再花上十倍的篇幅也难以讨论清楚。当昔日的朋友们（也可以说是务实的朋友们）一个个离去时，当研究进展滞迟的时候，当实验结果和老板的希望相悖的时候，何去何从？我自己也有痛苦的挣扎，也在不断地问自己：这种研究还要不要坚持下去？人生难道就是为了多一点点生活实惠？每次挣扎徘徊之后，我终于还是留了下来。我始终坚持认为，人，终究还是要有点精神的，尤其在解决了温饱之后，这点精神就显得更为重要。
科学是不同于其它任何行业的一种职业，除了维持生计之外，科学确实需要一点献身精神。对于平常人而言，献身精神就是要有一种忘我的境界，不为物欲所动、不为名利所惑、不为得失所伤。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可望不可及，但是，只要你能静下心来，就一定会在你的身旁发现这种人。前面说过，我很敬佩我的大哥。他的学历很低，只是个工农兵学员，也没有受过很好的科学研究训练，但他却有一股从骨髓里渗出的对科学研究的热爱和痴迷。尽管没有惊天动地的发现，也没有很高档次的研究文章发表，他一辈子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和创新。他是搞良种推广的，研究过改良稀释配方冷冻保存精子；尝试过在配种中通过对精子免疫抑制进行繁殖的性别控制；实验过用特殊的非特异免疫方法对小动物的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钻研过应用远源杂交寻找稀有动物的保护方法；参与过动物整体器官的深低温冷冻保存；观察过超雌超雄环境下动物生理行为的改变。他对生活要求极低而又工作非常勤恳。他在单位里受到排挤，工作条件不断下降，但他对科学研究却始终保持着不变的态度，几十年如一日，什么时候看到他风尘仆仆地东跑西颠，我都会有一种特殊的伤感。我难以想象在物欲横流的年代，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对科研的如此痴迷？依他的技术和条件，只要他一撂挑子，拉出去单干，他一定会有相当不错的事业，可他就是无动于衷。而无论是谁，只要科研上有丁点屁大的事，一声招呼，忙得他屁颠屁颠的不亦乐乎。我自觉自己也算一个对科研非常执着的人了，可只要一到他的面前便有一种羞愧之感。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象他这样的人一定还有很多很多，正是这种人的痴迷和执着，才使得人类的文明走到了今天。
科学是需要献身精神的，但它决不应仅仅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付出，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对于尚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就匆匆踏入这个队伍的人来说，是难以体会这种人生乐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