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朋友，早年与我一同来到密西根大学，是我始终坚持在密大研究领域内硕果仅存的几位朋友之一。象我一样，因为没有美国的学历（不，应该说他有，他在美国读了个硕士学位。可硕士学位在研究领域内是不够的，不说也罢。因此长期以来也就把他的硕士学位给淡忘了），加上没有在好的老板、好的实验室工作的机会（在美国，如果你幸运的话，跟对了老板，跟对了实验室，你的研究水平会跟着老板一起水涨船高。因此，只要你有几篇好的文章，即使在密大拿不到正式位置，成不了PI，也可以往中西部大学外流，成为这些大学的正式职员。我的很多朋友都是走的这条路线。由此可见，在研究领域，名校的效应同样具有实用性，开始的起点高将是成功的一半），因此，长期在PI的圈外徘徊，从一个系换到另一个系，从一个老板手下转到另一个老板手下。
因为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和这位朋友联络过。一天，去新建的神经学研究大楼里办事，突然在一楼主厅里遇见了他，便拉着他坐在咖啡厅前的圈椅里，透过巨大的玻璃钢窗、面对草坪上晒太阳的人们和大街上过往的汽车拉起呱来。他先问我过得怎么样，我笑了，说还能怎样？一切照旧！是的，搞科研，如果不谈课题，不谈细节，十年不变，确实没啥好谈的。他觉得很奇怪，问我怎么还在这，为什么不动一动？朋友圈子里谁都知道我已是完成任务了的人。孩子大了，毕业于名校，而且又有让人羡慕的职业。从生活过日子的角度，我确实已是自由人了，没有负担一身轻松。从职业角度，其自由程度也到了想干啥就干啥，想到哪儿发展就到哪儿发展。他问我，现在是回国潮，许多人都回国谋职去了，你条件那么好，为什么不回去？
所谓条件好，除了自由人之外，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外科医生，出国前就干得不错。我虽然在美国没有行医执照，但我颇有临床试验，因此，朋友加朋友，凡是患有我专业内毛病的，都到这里来咨询。说是咨询，实际上就是看病。美国医生看后不放心，再找个中国医生看看，双保险。时间久了，大家都说在我这儿看得好，比美国医生强多了，于是，名声大振。我笑了，摊着手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谁要我啊？朋友瞪大眼睛说：什么这把年纪了？这种年纪正是做医生的黄金年龄，谁不要？我说，国内制度一刀裁，超过四十五岁就没人要了。
说归说，实际上在我心里，科研做久了，心里便温出了一点科学情感，即使是朋友（在美国的朋友多半是半道朋友，知你今天，未必就知道你的昨天，彼此了解得并不太多），这种情结也难以出口。研究做久了，不能说有经验，对许多问题都有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却没有机会和条件去验证这些想法，因此，心里总窝着一口气，总想再找找机会，试试运气。再说，我也不是随波逐流的人。我心里始终清楚明白，哪儿好了往哪儿去，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这么个逐法最终必然是一无所获。既然跟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就铁了心在科研领域干吧。
是的，国内的外科医生是不错，加上这种年资，过起日子来够舒服的，再也不要象在这儿一样，无事巨细，事必恭亲，这么大年纪了还象个餐馆里跑堂的（实际上我对很多一做上PI的人就远离了实验很有看法，以为动动脑子动动口就是大学问家的派头，就有大科学家的风范，实际上真正的科学家是一辈子不能离开实验室的。注意，我说的一辈子不能离开实验绝对不仅仅指身体不离开实验室。事实上，很多人虽然没有离开实验室，可因为雇了人，长期不做实验，实际上也就等于长期远离科研了）。这种诱惑虽然很大，可始终不能改变我的初衷。
我是有这么一种情结，但不知朋友是怎么个情况，为什么还一直呆在大学里，不找找其它出路？过去，长期限制他这种自由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迟迟没有拿到绿卡，另一则是他的儿子要进大学。如今，听说他的绿卡已有了眉目，儿子也已大二眼看要进大三。也就是说，他也快和我一样成为自由人了，所以才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以为他有，可他笑笑否认了。也许是因为我先对科学讲了一通不近人情的痴话梦话使得他无从开始，比如说想做点生意开个小店什么的。他是否会以为这种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打算跟我的所谓科研情结不搭调，所以才顾虑重重。可他却认真地说，想是想过，但一直没有实施，并且以后是否实施也无从知道。想做什么？他说想成立个小的生物制品公司，做抗体卖。做研究的人都知道，抗体是实验的最大耗材，一些热门蛋白或肽的抗体四五百美金一支，贵得吓人。想想，确实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只可惜公司再小，成立起来也需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如何筹措？他说等绿卡下来后回国看看，如有人感兴趣可出钱投资，他出技术、出人力、找市场。他说做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圈子里那么多的朋友，这是难得的自然资源，只要抗体质量好，价格合理，一定做得起来。
我知道，这仅仅是设想，距离实施还相差很远，遥遥无期。便问他最近有什么打算？他说一般做做，混混日子。说完抬起头来望着我，申辩道：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做事比较认真、比较讲究，搞研究不是不能搞，只是要碰上一个真正做学问的老板才行。真的碰上了，我也许就能做出点事来，否则，只有混混日子了。接着，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一个人在走进这座宫殿之前必须仔细想好了，整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只有想明白了才能搞科学，否则，就不要进来。
我一听，表示了极大的兴趣，愿闻其详。他说，现在的科研已经走上了一条歧路，不想清楚，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无端地增加自己的苦恼。具体说是把它当成一块跳板呢还是真正献身科学？当跳板呢就有当跳板的做法，无论追逐名利扎根美国还是打算回国发展，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紧跟自己的老板，把马屁拍好了，否则，就象我一样混混日子。
我说我能理解把科研当成跳板的行为，许多中国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过上了小康之家的幸福生活。我也能理解混混日子的想法，成千上万做研究的人有几个能做出来点真东西来呢？至于要追名逐利就要调整自己心态该如何理解，我还有点茫然。他笑了，说，人各不同。实际上如果你真是那种性格的人，这句话也是白说，因为你已经很会见风使舵、很能适应环境，无须再调整什么心态。问题是象我这样的人，研究的环境并不好,又想在科研上搞出点名堂，不调整怎么行？知道吗？许多老板的科研假想都是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我能理解，不如此就拿不到基金，可拿到基金后又怎么办？实验结果和课题设计南辕北辙,根本就不是老板所想象的那样，这台戏还怎么唱下去？这就是一个现实而又尖锐的问题摆在你的面前？为了生存，为了活下去，你必须选择。这样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我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只是许多事心照不喧而已，不说不等于不存在。不过，说到底，这句话从他嘴里出来，我确实感到意外和震惊。我知道这位朋友不乏能力，不乏聪明，也不乏吃苦耐劳,可从性格上来讲，却又太直率太固执太倔强，说出话来常常不合时宜，连个弯都不转，直冲冲的一针见血，无以回旋。
他是实在人，讲得又是实在话，我不得不认同他的看法。可从那以后，好几天里我的心情一直都很沉重，缓不过气来。我不由想起初来美国时与小老板之间的矛盾。那时，他曾明目张胆地叫嚣：要编谁不会?去看看发表的那些论文吧?究竟有多大的价值？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垃圾！当时听了这话特别反感。反感的理由是为什么不向上看,比比那些百分之一有价值的文章？反感的是他只所以敢胡编乱造就是因为看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论文是垃圾,刑不罚众嘛!为此，我着实小看过此人。可是，前不久另一位朋友也曾在我面前发表过感叹，当时，他挣扎在是继续搞科研还是去做住院医生的训练之间，拿不定主意，徘徊不定，优柔寡断。他苦着脸对我说，实际上，他还是喜欢搞科研的。这点我确信无疑，因为他在很好的实验室里得到了很好的训练，而且研究的眼光确实也不错，一般实验室的课题还入不了法眼。他对我说他很痛苦，选题的时候，不看参考文献不行，看了也不行。我问看了何以不行？他说百分之九十五是胡说八道，无以重复。他的苦恼是，想做科研，可无法判断这条路究竟能走多远？
这已经是第三个人在我面前直言不讳地道破科研中大家都心知肚明却又谁都不愿戳破的纸糊窗户了。问题是，对以前的小老板，因看不起他的人品，所以对他的强词夺理反感厌恶。可眼前的这位朋友是个很不错的人，也热爱科学，其心里的挣扎和真实感情的流露不能说对我的情绪不是很大的刺激，为此，我陷入了长考：科研既然如此不堪，那究竟是什么力量引导人类走到如此辉煌的文明的呢？为什么那些科技大国还要投入如此巨大的经费进行科学研究呢？
谁都知道，英国能成为百年霸权地位的日不落帝国正是因为十七世纪的工业革命。什么是工业革命？说到底就是瓦特的一部蒸汽机，是那部能制造力量的机器。美国建国不过二百多年，却主宰着世界经济达一个多世纪。二战以后，更是走向了颠峰，一极称雄，长久不衰，靠得是什么？科技！无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牢牢把持着科技的制高点。造成美国如此强大的理由和原因很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唯一大家公认的原因就是美国首先是个科技大国，然后才是经济大国、军事大国。数数最负盛名的科技大奖—诺贝尔奖吧，根据2010年前的资料，物理、化学和生理学-医学三大主要科技类诺贝尔奖项中，全世界总共469人荣获殊荣，仅美国一家就占204人，将近一半。整个亚洲仅十二人获得过三大科技诺奖，其中日本六人，澳大利亚四人，印度（钱德拉塞卡拉·拉曼）和巴基斯坦（阿卜杜勒·萨拉姆）各一人。为什么让人目眩迷离的科技世界、为什么笼罩着如此光环的科技皇冠却让无数莘莘学子在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之后又面临如此的尴尬境地呢？究其原因,就在于许多走进科学宫殿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走进这座宫殿之前究竟要做好哪些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呢？我以为，最根本的是必须要正确面对三种挑战和经历三个过程，只有经过这些挑战和过程，你才会改变自己的心态，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和对自己的把握了解。
那么，究竟要面对哪三种挑战呢？这就是名利挑战、生存挑战和自我挑战。
什么是名利挑战？首先，必须承认，人不可能摆脱名利，摆脱了人也就不成为人了，做什么事也就没有了动力。过去，中国曾批判过成名成家思想，实在是对人性的一种反动、对社会进步的反动，是政治上的一觸滑稽剧。回头看看人类的发展史、进步史，什么时候也少不了名利的驱动。大学教授只有在中国的文革时期才臭不可闻，除此之外，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是名利的化身。有一定的知识和才能才能成为教授，当了教授则必有身份和名望，有了名望、有了教职，则必然就摆脱了生活的窘迫和穷困。
居里家族被誉为诺贝尔奖家族，可居里及夫人在得奖前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当时，居里只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一所中专学校里的实验室主任，年薪只相当于当时一名法国的产业工人。而居里夫人则在很长一段时间连职位和薪水都没有，仅仅依靠丈夫那点薪水维持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他（她）们在获奖后急切的需要部分奖金来改善拮据的生活，否则，他（她）们连基本的健康状况都维持不了。获得诺奖之后，居里被聘为巴黎大学的教授，成为科学院院士，薪水一下从五百法郎攫升为七万法郎，翻了一百多倍。
纵观世界历史，五百年来，不论是早期的殖民者还是今日的霸权者，在撬动科技革命巨轮启动时都少不了一个支点，这就是专利。什么是专利？就是金钱的作用，把利益和发明创造捆绑在一起。为了打通向西寻找东方的贸易之路，西班牙女王坐下来和意大利人哥伦布讨价还价。哥伦布狮子大开口，要了这条通路所有利润的八分之一作为条件。从现在的眼光看，哥伦布不仅是最早获得专利的人，而且还是科技界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典范。
据说瓦特是最早因科技创新而获得专利的人。在发明蒸汽机之前，瓦特的家势已败落。子女众多，又痛失其妻，家境艰难，难以为继。后来，他因蒸汽机的专利而成为巨富。应该说，没有博尔克急需提高工厂竞争能力的需求，没有瓦特绝地逢生的拚搏，蒸汽机也许就与这位天才失之交臂了，其结果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也许就要延迟几百年。
人类今天的光明是爱迪生带来的，而爱迪生一生上千项发明却源于他最早一台机器的专利带给他的四万美金的丰厚收入。与他学徒工颠簸的生活相比，他无疑从这里找到了改变人生的法宝和动力。今天，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也无论是在学府还是在村舍，美国人对专利的热情始终如腾腾烈焰，经久不息。我过去说过，美国科技创新的动力，其真正的源泉正是这种旺盛的社会热情。许多人喜欢在中美两国教育体制中去寻找科技创新的差距，这种观点虽有一定道理，却不免以偏盖全，有失偏颇。对开放性思维的训练，学校不是不重要，不同的教学法不是没有差距，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差距。如果从因果关系去分析这种差距，只能说正是巨大的社会热情所创造的效率在教学方法上有所反映，而决不是因果倒置，是教学方法导致了高效率的发明创造，这样的认识只能是舍本求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既然名和利对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这么重要，那就用这根杠杆撬动呗，为什么还要说在走入科学殿堂之前或在科学研究中要面对名利的挑战呢？实际上，在科研中，名利是一把双刃剑，既是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的巨大动力，却又能扼杀科学和创新的热情。为什么这么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客观自然规律的认识并不那么简单易行，揭示一个真理往往要经过多少代人不懈的努力奋斗，最后落在一个幸运者的头上。在科技发明历史上，许多重大发现都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其次，在主观上也需要研究者对研究的痴迷和执着，而这种痴迷和执着不单单是名利所能驱使的。过去总是提倡“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现在看来，这种提法仍然没有过时，非常正确，也非常必要。人之所以是人，不仅受着自然力量的驱使和支配，还受着超自然的力量驱使和支配。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就是精神力量！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试想，人如果没有这点精神，一味受名利思想的驱使，那爱迪生还能发明出电灯吗？那可是上千次的实验！别说上千次，又有谁能经得起十次八次失败的打击？哥伦布虽然讨价还价起来象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可他骨子里却浸透了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勇敢精神，没有这种勇敢精神，再多的名利也无法驱使以命相搏！而居里夫人首先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才能在艰难的岁月中克服研究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才能以柔弱的身躯承担从八吨沥青中筛选零点一克镭这种远远超出她体能所担负的重荷。
说到这里，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科学家呢？他（她）们不仅要具备精湛的业务、广博的知识，而且还要有敏锐的观察和慎密的思维；不仅要有严格的训练、良好的作风，而且要有坚毅的品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言，人们可以对他（她）提出许多苛刻要求，可他（她）们必需首先要有挑战名利的能力，因为在漫长、枯燥甚至是残酷的成功道路上，他（她）们必须忍耐坚持到最后一步才能踏上顶峰。而一个科学家所有的荣耀和光环都是在他（她）登上顶峰之后才能获得。这如同中国封建社会里的科举制度一样，一旦金榜题名，便跳上龙门，身价百倍。
相对于名利挑战，生存挑战更现实，因而也更干脆赤裸、直接了当。在自然科学被无限分割成一门门专门学科之前，科学研究几乎一律是富人的专利。正如兰花自然要由林妹妹这样的小姐去养一样，贾府的焦大混一天没一日，自然没有养兰花的雅兴。细数科学史上的先贤们，几乎无一例外。亚里士多德是贵族，达芬奇也是贵族。伽俐略出身富足之家，牛顿也是衣食无忧者。至于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人大概不会去关心地球究竟是方还是圆？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到了科学职业化、社会化的今天，科学又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成了一个饭碗。生存问题不仅是研究者的衣食问题，而且还有能否获得资助以维持实验研究所必须的开支问题。因此，对于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生存挑战便成了寄生在科研上必须面对的挑战，这与下面我们要谈的科学家的成长阶段和过程不无相关，届时我们还会讨论。
那什么又是自我挑战呢？有人曾说，人是什么都能战胜的，惟独不能战胜自己。这种警世格言自有流传的价值。不仅仅科研是如此，无论做什么事情，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首先战胜自己。对于科学家而言，挑战自己更有一番深意。立志搞科学研究的人不仅要过名利关，要过生存关，更要不断地完善自己。而不论哪一点，要真正做到做好，绝非易事。在过名利关中，不仅要让名利成为自己体内不竭的动力源泉，又不能为名利所困所惑。在过生存关时，既要活下去、活得好，又要把活下去活得好变成实现自己梦想的前提和手段。完善自己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贯穿于生命的始终，所谓“生命不息，完善不止”，永远没有终结。而这种完善，不光是研究经验的积累，而且是思维利器的磨砾，思想品德的历练。试问，上述各点，哪一点容易做到呢？
这里，我们并不想从人格品质和思维艺术的角度来探讨自我完善的过程，而是集中在学业和经验的积累方面讨论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应该如何完善自己？我认为，一名成熟的科研人员必须经过这么几个阶段来完成自身的塑造，这就是初学阶段、自我复杂阶段和回归自然简单阶段。实际上，这三个阶段也是完成生存挑战和自我挑战过程的一部分。
所谓初学阶段也是作为一名科研人员的基础训练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是要学会如何做科研，也是培养良好技能和训练良好作风的阶段，因此，对于一个立志在科研上走深走远的科研人员来说，必须重视这个阶段的训练和培养。当然，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学，是受训，因此，在一个好的实验室，跟上一个好的导师至关重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台高起步就高，起步高下面就顺。中国有句老话，叫“名师出高徒”。因此，初学阶段，跟上一个好导师，在一个好的实验室，实际上就等于事业成功了一半（如果你自身条件不是太差的话）。所谓跟什么导师就是什么水平意即于此。从这个角度讲，找一个好地点、好导师应该是步入科学殿堂非常重要的一步。在这个阶段，你不仅能得到良好的专业训练，打下坚实的科研基础，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老师的方法，仿效老师的作风，形成自己的风格。
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深度不断拓宽，先后几十万学子奔赴世界各地留学研究，仅来美国的学子都不得少于二十万人。回头细数几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比较成功的华裔教授，无一不是经过了这种训练和熏陶。因此，如果能选择的话，一定要慎重选择，哪怕晚进一年两年都是值得的。
近年来，在回国服务的大潮中，国内用人的标准和眼光越来越高，其中一条就是看你发了什么档次的文章，在国外有没有独立的资金。实际上，有没有高档次的论文发表一方面反映了你个人的能力和水平，最关键的还是你所处的位置和环境。起点高了，就水涨船高，你的档次和水平自然也高。因此，这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你的老板和实验室的水平。
一般认为，要完成这一过程的训练需要3-5年的时间，少了不行。在这一阶段，不仅要强调受训的环境和条件，也必须强调个人主观上的作为，即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能力和毅力。因此，导师的严格要求是一回事，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则是另一回事，而且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从事这方面训练的人不是博士生就是博士后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种年龄都不是需要耳提面命的年龄了。
从专业训练上来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模仿，从作风培养来说，这一阶段主要特点是严谨、认真、细致。不了解这些特点，许多人就不知道如何约束自己，也就失去了目标性。在这一阶段中，我们见过许多急于求成的人,一心只想做大事，从来不把细碎繁琐的实验室小事放在眼里。这种人看起来是精明，志向远大，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目光短浅。我认为，不从洗瓶子配试剂开始，不知道如何准备实验，对一个真正的科研人员来说，是一种训练的缺失。一方面，在他（她）们成长起来之后不懂得如何管理实验室；另一方面，不从小事做起、不注意实验细节往往会导致与重大发现失之交臂，这种损失和代价对科研人员来说是惨重的。科学史上，细菌的发现、青霉素的发现、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现，无一不是从小事、从意外中发现的。因此，思想上不重视细节、行为上不拘小节都是科研人员的大忌。而良好的训练则必须在起步时获得，错过了便煮成了一锅夹生饭。
何谓自我复杂阶段？这实际上是一种研究人员的生存术，并非一个真正科学家所必须接受的训练。何谓自我复杂？我把它称之为编故事的本事和能力。简单问题复杂化，原始现象迷离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就是我的那位朋友所说的科学现今已走上了歧途所造成的生存环境。人人都知道，一名科研人员要生存下去,要发展事业，必须做两件事，一是发文章，二是申请经费。而这种生存压力往往给研究者造成了错觉，以为发文章和申请经费才是科研的最终目的。事实上，无论发表论文还是申请经费都只是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一种手段，是达到科研真正目的所必经的驿站（应该说科研最终目的是揭示自然规律，创造科技产品）。
既然发表论文和申请基金是必经之路，就必须面对。如今，无论是发表文章还是申请经费，竞争都非常激烈（有时甚至是残酷的）。摈除学霸专权、科研政治（科研中也有自己的潜规则,即谓科研政治）以及人事关系等非科研因素之外，单就学术上的竞争，以《自然》杂志为例，其投稿后即刻被拒的机率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只有百分之一左右的投稿才能有幸获得专家评审。而美国国家卫生院最主要的一个基金申请项目—RO1，则竞争激烈程度也令人生畏。在国内，常听人介绍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叫申请项目，而称之为“跑项目”。开始不懂何叫“跑项目”？细述才知道“跑”的意思是开后门、拉关系。要获得项目基金，不仅课题要好，还要跑关系。既然要跑关系，那业务上的质量把关就大有可疑。美国科研界也绝非圣土一块，虽没有这样明目张胆的作为，可要打入核心圈子也绝非易事。许多朋友初成PI的经验就是要拉关系、找靠山，只要背后站着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申请就不会被人一下打入冷宫。否则，辛辛苦苦写得象一本书一样的申请连看都不看就被扔到垃圾筒里去了。
面对这种现实，所有要走上这条道路的人都必须经过这一关，这就是无论发表论文还是申请基金，你都必须把自己的故事编圆了，编得天花乱坠、编得扑朔迷离，这就是我所界定的自我复杂阶段。当然，自我复杂绝对不是造假欺骗。作为我本人，曾经身受胡编乱造之害，也对造假欺骗深恶痛绝。自我复杂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从课题假设、课题设计到资料收集整理、论文写作一系列过程的想象、计划、实施和总结。实际上，自我复杂也是一个科研人员自我提升的过程。对一种现象，你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搜集资料和证据。同一件事情，你必须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论证你的思想、绕着圈子说事。总而言之，要不厌其“繁”，把一篇论文、一个申请整得让谁看了都是那么回事。也许，这只是一种很普通或者很简单的现象，但经过你的一番努力之后，它就变得令人玄目，眼花缭乱。实际上，这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是一样的。女明星看起来如此耀眼夺目，很大的原因是化妆师的功劳。去了妆，放在人群中，她也许并不怎样出众，只是比常人稍微漂亮一点而已。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说化妆师是造假。我们必须承认，对于化妆师而言，把一个一般漂亮的女人变成一个耀眼的明星是他（她）的一个艺术杰作。而我深信，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说，能否自我复杂起来也决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需要对课题准确的把握、需要对心中图画精确地描绘、需要对现象充分的理解、更需要讨论辩论时的慎密思维，这个过程，没有3-5年的倾心打造是达不到一定火候的。
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说，真正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应该是回归简捷的阶段。那时，他（她）对科学的认识已不再受外界的干扰，已无须作秀般地去发表论文，拼着命地去申请基金。科学研究已真正融入他（她）的生活，成为他（她）生命中的一部分。这些人就是那些科学界的泰斗巨擎。在这一阶段，对研究领域内任何问题的表述，都将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方式：简捷明了、言简意赅，与大自然呈现给我们的现象并无二致。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达到这种境界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她）们早已超出一般人对科学家的狭义理解—一群专注于特殊领域的书呆子，而是不仅专业造诣深厚，而且知多识广、经验丰富；不仅精通研究细节，而且高瞻远瞩、洞悉一切；不仅品行端正人格高尚，而且性格严谨坚毅不拔。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言，早已把研究的执迷专著转化成了乐趣，把枯燥乏味的论证变成了探索的享受，变成了艺术的创造，这种升华应该是所有科研人员向往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 司马冰 (2014-11-26 05:14:08) |
|
“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说，真正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应该是回归简捷的阶段。那时，他（她）对科学的认识已不再受外界的干扰，已无须作秀般地去发表论文，拼着命地去申请基金。科学研究已真正融入他（她）的生活，成为他（她）生命中的一部分。这些人就是那些科学界的泰斗巨擎。”欣赏、赞同这个观点。 |
| 默人 (2014-11-26 14:17:19) |
|
谢谢司马冰。有人跟读是我最大的欣慰。对我而言，这种写作非常艰辛，但读的人却少得可怜。我的迷惑和彷徨是何以在这样一个科学大时代里真正喜欢科学的人却如此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