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赴美已有十八载，回首四顾，当年一起来美至今仍呆在大学里做研究的老朋友越来越少，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考医生执照去做医生，就是去公司挣大钱了。留在科研领域内的也有几种分化：最好的一部分人做成了老板，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事业越干越红火。这部分人应属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一族。还有部分人虽然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却在一个大实验室里做成了小老板，负责一个课题组，并且有了自己的小基金。这种人虽然没有完全独立，但也属比较风光的一族，虽不能意气风发，却也能呼风唤雨。第三种人就差些了，他们一直依附在老板手下，虽然位置越做越高，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也没有课题组可领导，这种人，从课题设计到具体实验，无一不得亲为。
客观地说，科研领域内的这三种类型虽反映了不同人的不同能力（这里当然不仅仅局限于科研能力，和老板之间关系的处理以及为人处事等，都是不可忽视的能力），但机遇和运气却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用我们的话说，自己的能力水平是一回事，进对了实验室跟对了人则是另一回事。十八年，说起来也算岁月悠长了，其间多少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随时光逝去而渐渐淡忘。可相同的事、类似的人以及似曾相识的故事在科研领域内仍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自己的故事淡忘了，自己的朋友已远去，可新人新事同样如过江之鲫，争先恐后，前仆后继。我虽没有兴趣去探听，可这种事挡都挡不住地望耳朵里灌。
隔壁实验室新来一位博士生，毕业于部队总院。大家都在同一楼工作，午饭间常常碰面。一次谈话，她非常羡慕地说，XXX的命真好。我们听了都笑，说别再羡慕别人的命好了，你自己的命就不错。她是经人介绍跟了一个小老板。小老板虽然刚刚起步，可大老板却非常有名，文章发表的档次很高，她刚进实验室，小老板的一篇文章就被《细胞》杂志接受了。小老板自然是第一作者，文章下一大串的名字，但都是大老板手下的人。小老板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也为了笼络新雇员，硬是把她的名字给加了进去。当时，小老板还没有完全独立，仍然依附在大老板的手下（即还在同一个实验室里），她跟着小老板还没干上一年，又一篇文章有了眉目，已完成了大半。由于在大老板的手下，水涨船高，预计这篇文章的档次不会太低，而小老板一再表示她即是这篇文章的第一作者。想想吧，工作还不到一年已有了一篇《细胞》文章，第二篇文章又指日可待，还是第一作者，这份幸运还到哪儿找去？
她听了，笑着承认自己的命是不错。可她反复强调自己的命再好也比不上她的朋友。大家好奇，都问她的朋友的命怎么个好法？她说这位朋友在国内博士还没读完就跟着先生过来了。不久就找着了工作，也是跟上了一个小老板。小老板刚从史坦福过来，做的不错。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小老板做得不错，因为能被密西根大学作为Faculty招进来，不是有最新的方法就是有最好的课题，否则，想都别想！
她接着说，这个小老板不仅课题好，而且人也特别好，雇上她后，正值这位朋友怀孕，因此额外照顾她，什么都不让她做还发了一篇特别好的文章，并且是第一作者。大家听了都很诧异，象她自己那样，虽然也是什么都没做就在《细胞》文章上挂了名，但毕竟只是挂个名，决不会是第一作者。而她的这位朋友居然比她更幸运，什么都没做居然能成文章的第一作者，大家听了都有点晕。她解释说那个小老板新建实验室，虽然没做成什么实验，却用过去的资料整理成一篇文章，实验室里又没别人，她不挂第一谁挂第一？这还不算，老板在送这篇文章之前将其摘要寄给了一个很大的学术会议，还让她出去开了一次会（这种没有责任没有负担的会议地地道道是一种公费旅游）。即使如此，好事还没完呢？老板还答应给她一个月的假，用这篇文章的资料回国去作博士论文答辩，拿博士学位。“你们说，比起这位朋友，是我的命好还是她的命好？这是天上的陷饼追着脑袋咂她！”
大家听了，都嘘吁不已。可是这种好事不会人人都有，否则就不成为好命了。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必须拼命工作才能换取应得的回报。不用说，这也应该算是好命了，因为毕竟劳有所获。至于还有命不好的人，那就惨了，人生的坎坷辛酸，真是一言难尽，难以诉说。
上个礼拜见到一个老朋友，我们曾在同一实验室工作过。这位朋友年龄与我相仿，也是老美国了。留美多年，大女儿生于斯长于斯，都已上了大学。只是又要了个儿子，才五岁，象根小尾巴似得身后拖着。这位朋友和我见面没聊上两句，便长叹一声：科研这碗饭快吃到头了。我一听，大吃一惊，因为才几年之前他还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事业。那时，他刚来到老板手下，谋了个“Invester”的职位还不满意，私下对我说老板曾答应过给他助理研究教授位置的，可虽有承诺，却迟迟不对线。讲这话时，他还踌躇满志，信心百倍，指望在老板的帮助下拿几笔基金，发几篇象样的文章。可以想见，果真能达此目标，他也就可以在科研路上咸鱼翻身，扬眉吐气了。
当时，实验室里还有两个职位与他不相上下的小老板，大家还有点卯足了劲飙着干的劲头。没想到几年一过他倒先泄了气，败下阵来。我望着他问道：听说那两个人干得不错，都拿到国家卫生院的科研基金了。他苦着脸说，可不是吗，他们都发了好文章，拿到了大基金。可我不行哪，我一看到他们秀出的资料就知道自己完了，心里直纳闷：他们的资料怎么就那么漂亮、那么完美？他摊开两手，无可奈何地说：不行，我实在做不来，一看就灰了心。
明人不用细说。我理解他的心情，明白他说不出口的话。我也是实验室老人了，心里还不明镜一般？想当年，跟他飙着劲干的有一位意大利裔的助理教授。虽同属一个实验室，可老板特别看重他，处处提携，关系处得不错。谁知，没过多久，那位意大利裔的助理教授不知什么原因和老板闹翻了，指名道姓说这位朋友的资料造假，绝对不能发表。因为我当时也是实验室里的核心人物，老板也无法回避我，便对我说了实情。我听了，并不完全相信这位意大利裔助理教授的话，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行为极端的人，很容易过激。我也相信我的这位朋友是个老实人，不会象有些人为达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后来，这位意大利裔教授呆不住了，离开了这个实验室，这件事才没再提，可朋友的文章从此也没再发。
没想到几年过去了，他又往事重提，并且矛头直指他的两位死对头，实在让我不敢恭维。我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太多，并且许多事都曾把我搅了进去，使我深受其害。因此，虽然他的话我心知肚明，却不愿旧事重提。我望着他，深深理解他在科研道路上良知与欲望搏奕后的痛苦和挣扎：要真实的结果就没有基金、没有好的文章，要好基金和好的文章就必须粉饰自己的故事。他苦着脸两手一摊便表明了他挣扎的结果，他动摇了、退缩了，挂起了免战牌，打起了退堂鼓。
当时，他的话和表情虽然令我吃惊，但还没到令我震惊的程度。一周后，当另一位过去的同事告诉我他患了不治之症，不久前刚刚做了换肾手术，我简直惊呆了。肾衰？假如没有美国这么好的医疗保障和条件，谁又能活得象没事人一样？再说，他能象没事人一样吗？换在任何人身上都承受不了这种精神打击。这种状况下再看人生，哪还再有什么拼搏之心？我这才想起那天他为什么突然跟我讲起了想另谋生路的话题。他问我：难道除了科研我们就不能做点别的什么吗？我不理解他的意思，反问他：除了科研我们又能做点什么呢？他不服气，说，我们什么不能做？比如说做点小生意，开个杂货店什么的。还有，我们可以去办个农场，养鸡养鸭。这儿地广物博，办一个农场肯定没问题。只要我们肯干，还愁养不活我们自己？我笑了，当时肯定是苦笑，说，我也相信我们什么都能干，只是太晚了，往前推二十年，无论做什么都能成功。可现在，太晚了，年龄不饶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他重病在身，假如知道，我绝对不会说那番话。我一定会讲小杂货店肯定会开得红红火火，养鸡养鸭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还会有许多乐趣。可我竟蠢到自以为是对他分析我们的处境，连一点生活的希望都没留给他。这种思维看起来清晰明了，实际上不亚于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我怎么就会蠢到这个地步呢？
现在，我把这位朋友的一般情况记述在这里：和我一样，这位朋友也是七七级医学系毕业，毕业后即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医科大学生理系任教，随着早期出国大潮先赴欧洲，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转来美国。我相信，当年，在我们这代人中他也一定是个佼佼者，这点是毋容置疑的。
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有个小小的乒乓球俱乐部，办在我家里，每周活动两次。定期锻炼，雷打不动，因此，小小俱乐部一直很红火。近期，俱乐部象美国的经济一样不景气了。不景气的原因是一连走了三个人，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成员（因为他的球打得很棒）回国任职去了。这次回国他策划了大半年。这群朋友都已出国多年，他也是先辗转欧洲，最后定居美国的。居有豪宅，行有名车，且儿子正读高中。对他而言，作此决定很不容易，割舍不少东西。促使他作出这种抉择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发展很快，生活水平和研究条件都有大幅提升，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当然最主要的诱惑还是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里的外科主任。听说他要回国当外科主任，连他的老板都对他刮目相看了。因为在美国，一个外科主任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是人人都清楚的。促使他回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搞科研的前景实在令人堪忧。自去年以来，布什政府的连续两次战争打空了所有的国库，且债台高筑，数目惊人，国家卫生院不得不连连紧缩研究经费，许多老板都失去了基金，许多实验室难以为继，相继关闭。基金少了，位置不稳了，饭碗便成了问题，一时人人自危，个个心慌。这种状况是否会在几年后得到改善谁也说不清楚。前程堪忧，心灰意懒，赶紧抽身已在许多人的筹算之中。
这位朋友要走了，大家都觉得很遗憾，舍不得，每次活动话题总围着他的回国。谈他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为什么不回国？话语中，大家都认为以我的条件回国谋职最好。孩子已大学毕业，没有任何负担；我过去在医院里干得久，基础扎实；加上这么多年的科研经验，回国后一定得心应手，如鱼得水。我听了，苦笑着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我不想？我何曾没有打听过，现在国内的门坎很高，海归人多，好的位置竞争十分激烈，合适位置很难找，我已经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典型。最主要他们不知国内有一条政策，就是超过四十五岁原则上都不再接受，除非有特殊贡献。我已过了四十五岁，而这几位朋友距此年龄界线还尚有几年，真是年少不知愁滋味，哪里理解我的苦衷？
此外，我不愿回国寻职还有一个不为人知、不愿与人分享的原因，这就是我已做了十八年的职业研究，渐渐产生了感情，且心中对许多问题都已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很想再找机会试试自己的想法。而真的要做科研，美国的环境还是要比国内好得多。说白了，我已与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已割舍不了自己的科研情愫。只所以不愿讲出来是怕别人不能理解，笑话说居然还会有人把纯科学的因素附加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这也未必太幼稚、太单纯、太可笑、太罗曼缔克了。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日子，讲究的是吃喝拉撒，先有了这些，再说什么情趣爱好、理想追求，颠倒过来，只有落得怡笑大方、让人耻笑。
实际上，生活中象我这样呆傻的人有没有？回答是肯定的，虽不多，还是有。就说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乒乓球俱乐部里，我的另一位朋友就有点这种味道，我们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有默契和沟通。他也是早年与我差不多时间来美，曾经三次放弃过做医生和牙医的机会。他是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在北医大读的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来美。第一次机会是在南方一家医院找到了一个颌面整型外科住院医生训练的位置，结果做了一年多放弃了。当他又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人人都大吃一惊，笑着问他：是否还想吃请一次（一般来说，朋友走了，都会举行个Party送行）？他很尴尬，解释说南方太热，孩子们不喜欢。这个理由太牵强，当时，他的孩子还太小，孩子们的意见尚不能主导他作出这么大的抉择。在我看来，他还是放不下他的科研，他脑子里当教授做研究的梦想还在支配他的行为，只是嘴里说不出，勉强找个理由支吾搪塞。
没想到做了几年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促使他改变的也有两个原因，一是和我们前后来美的朋友当中，好几位是口腔医学院毕业的，其中已有两位通过不同方式拿到了牙医的执照，开了诊所，挣了大钱。再怎么说，钱毕竟是好东西，现实的好处是幻想中虚无的东西不能比拟的，再加上他有三个孩子，家里过日子颇拮据。另一原因则是他们实验室里本寄予厚望可以筛选到一个新基因，抱个大金娃娃，谁知折腾了几年什么都没有找到。原来，科研这碗饭并不好吃，并非心里想象得那么美妙。于是，几年辛苦两手空空的结局又使他改变了主意（找新基因、新蛋白就是这样，要么抱个金娃娃，要么什么都没有，连篇文章都发不出。），报考了一家牙科学院的插班生，两年就可以毕业。应该讲，这位朋友很聪明，特能考试，一考即中。结果，报名费、考试费、录取费交了一大堆，在最后抉择的时候他又放弃了。问他为什么放弃？他苦着脸说：上不起啊！连学费带吃住，两年下来要损失二三十万美金。再说，太太又没有正式工作，三个孩子连医疗保险都没有，小儿子还有过敏哮喘，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后面这个原因确实是个大问题，可前面那个理由却站不住脚。读这种书贵谁不知道？事前难道不考虑？既然报考了就说明想好了，早有了打算，儿戏一般说变就变，别的不说，那五千美金报名考试费及押金岂不白白扔了。
事后，他曾私下里对我说：想想整天在人嘴里掰弄牙心里就腻歪，提不起劲来。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到这个份上了，我仍然能理解他：还是放不下科研。嘴上说自己水平太差，不是科研的料子，可心里仍然不服气，于是，又接着做实验。几年一过，许多朋友回国求职，加上美国的科研环境不景气，基金大量缩减，大家头上笼罩一片乌云，他又耐不住了，整天吵着要回国。我们算算，谁都能回，就他不能回。为什么？还是家庭拖累。前已说了，他有三个孩子，太太又没有正式工作，没有保险，他怎么能回？但他不死心，联系了好几个单位，连二十万年薪的人民币都没有，而且学校越有名越牛气，十万年薪爱来不来！这么一说，明摆着回不去。为什么，因为他的情况特殊。别人回去，太太孩子都留在这边。不光是这边的生活好、教育好，孩子留在这边对前程的影响也极大，回去了怎么办？中文一窍不通，怎么进大学？进国际班接受英式教育，学费又太贵，三个孩子一起上岂不要了他的老命？
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想都别想，可他还是在想，而且想得很认真、很着迷、又很执着。就因为他家里这摊子事，连我都觉不妥，给他泄了不少气，一条条分析他的实际困难，几乎条条都难以承受，但他却继续折腾，最后在北大挂了个教授，每年回去三个月，按月薪发，机票食宿自理。这么一算，那点薪水连半张机票都不够。回去后既要讲课、又要带研究生、还要搞科研（没有这些，北大凭什么要你挂名哪！）。我们听了，都问他图得是什么？他自我解嘲地说：我也这样问自己呢，图得是什么？他已决心做这件事了，下半年就开始。这么个做法究竟能维持多久，谁也说不清。我看连他自己都没个数。
要说这些还不算最尴尬的处境，说到底，好与不好都是自己的选择，何去何从自己还有个主动权。最无耐的便是国家卫生院突然的银根紧缩造成的研究人员失业，实验室关闭。此时，能否渡过这一难关全凭运气如何了。如你所在的课题组的经费还有两年，那么你就算有好运，因为剩下的两年会保你渡过难关，相信只要美国经济稍有好转，研究经费还会恢复。如果你的课题恰好赶在这时结束却又不能续接，就业的问题就来了。
去年下半年，正是研究经费申请最困难的时候，许多老板都丢了课题，即使没丢，同样的基金项目经费也缩减了四分之一。当时，每天都有坏消息，不是这个老板丢了课题，就是那个实验室关了门，一时间就业市场行情告急，求大于供，人扎成了堆。一个位置空出来，几十个人蜂拥而至。言及就业市场，朋友们无不骇然，简直有点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当时，只要一打开招聘网站，哪怕只招一个位置很低的研究助理，广告上的要求也如同招个研究助理教授一样，学位要求越来越高，技术经验越来越全面，可位置薪水却越来越低，读得应聘者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有什么法子呢？有资金的老板坐在那里挑人，大模大样，不急不燥，结果是挑来挑去挑花了眼。招聘行情如通货膨胀，水涨船高，许多人摇着手中研究助理的招聘广告叫道：瞧，这哪里是在招研究助理，分明是在招个老板嘛！
碰巧，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束我的前一个课题的，而且老板也属于走下坡路的那种，无力再续，无奈之下，只得另谋高就。经验、技术、职位，本来是越走越好，越高越好，此时，反而都成了谋职的障碍。不说不行，说了同样不行。招聘者一看你的简历便被吓退了：这么高的职位谁能雇得起？于是找工作便不得不少说经验，少谈简历。实在没法避免时，也尽量简化履历，刻意淡化资历，一旦抓住了机会，忙不叠地表露心迹：职位不论，薪水随便，只要有份工作就行（虽然大部分的人被你的简历吓住了，可还是有一部分实在舍不得你的技术，你才有面试的机会。这时候，特殊的技术便成了关键）。
那些天，想到自己干了十几年，反过来要降低职位、降低薪水去屈就本来看不上眼的位置，心里着实窝了一肚子火。这时再看国内的老同学们，一个个正红得发紫，意气风发、呼风唤雨，成了名副其实“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大教授，相形之下，惭愧之极！
无奈，再低的职位也得干哪，否则，十几年的工龄和福利便全都泡了汤。想当年拿绿卡时，曾经反复权衡过，究竟是去拿医生执照还是做研究。选择的结果，看中的就是大学里搞研究的环境，虽然少挣点钱，但工作稳定，还能保留专业，始终站在科研前沿。没想到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个看来稳妥的行业竟如此脆弱，一个浪头过来竟沦落到这种尴尬的境地，想想心里就灰了。闲聊的时候，只好长叹一声：谁让自己没本事呢？干了那么多年还在老板手下混日子，要是弄个PI当当不就没那么多烦恼啦？退一步，即使在一个大实验室里混个课题组负责人也好，再有个小点的基金，纵使大老板撑不住了，自己有点小基金，能把自己的部分薪水给配了，换个地方也容易些。几个朋友看到我当时的处境，也都心寒，说只要薪水不降，千万别要那么高的职位，高职没用，不当吃不当喝，经济危机来了，换工作还难。
听到这种舆论，心里自然难受。夜深人静时不断反思自己走过的路，为什么总是看着别人一步步高升，混得如鱼得水，自己反倒落到如此地步，是能力不够呢？还是机遇无缘？过去在国内混得不好还有借口，认为自己不善交际，不适应中国式知识分子成长的环境和土壤，满怀憧憬和希望来到美国，以为这里的一片地才是沃土，这里的一片天没有风雨，大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一腔热血。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土壤里别人上去了，而自己又走上了穷途末路？这次，再也不能把原因归咎于外在条件，是该认真找找自己的内因了。
回想起来，初到美国，我也曾有过短期的“休克”，这种“休克”并非来自语言障碍、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是来自对美国科研环境的意外（应该说我指的美国科研环境仅仅是我所处的哪个实验室的具体对象，不知道这是否具有代表性。我想，其它地方肯定也有这种现象，但绝不会有代表性，否则，美国的科研何以世界领先？而且这种超前并不是一点点）。当时，我跟的是一个小老板，做的是动物实验。动物实验对我而言可谓驾熟就轻，我丰富的临床经验、显微外科技术以及器官冷冻移植都为此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原以为我是胜任有余，没想到刚上手便陷入了困境。
我把这种往事写在这里并非是针对某人某事，而是向世人证明，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到别人成功，兴奋可以，羡慕可以，嫉妒也可以，但不要冲动，必须冷静。因为别人终究是别人，别人成功了不等于你也可以成功，因为你并不了解别人成功背后的内幕和艰辛。三十六行，行行如此，科研更是如此！这正应了一句话：“幸福的家庭有着共同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修改一下这句名言用在科研上，叫做“成功者自有成功者的秘诀，不成功者各有自己的理由”。
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的理由仍然是我的运气不佳，在好的大环境中又碰到了一个不好的小环境（应该说是一个不适宜我的小环境）。可悲的是我竟在这个不适宜我的地方一干就是十年，把人生最宝贵的十年青春年华白白地付之东流（从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可谓人生的黄金年龄了）。
我当年的课题是研究胰腺的外分泌功能，动物用的是大白鼠。前已述及，对于动物实验，我自信有余，信心满满，可一上手就陷入了尴尬。最初的实验是验证这个实验室已建立起来的一种理论，这种新理论认为生理状况下的胰蛋白外分泌完全由迷走神经支配，打破了传统理论上的神经和体液因素双重调节、互为补充代偿的模式。实验的方法是用辣椒素先行药物切断迷走传入纤维，两周后再做实验。可以这么说，凡是搞过生理学实验的，一搭眼就能看出这种模型有问题。首先，一种生理功能的调节，尤其是重要脏器的生理功能的调节决不会只有一种途径，否则，生命何以进化到如此高级程度（要知道大鼠的基因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和人类相同的）。其次，如果这种单一调节途径成立，而调节的器官功能对生命至关重要，那么打断这种通路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只要动物不死，就证明被阻断的器官功能一定得以代偿调节了，用这种模型怎么能做出预设中的阻断神经调节后就能百分之百抑制胰腺外分泌这种结果？可怜大小老板竟自以为是、一厢情愿地沉迷于这种美妙的幻想中，不知天高地厚地叫嚣要以此来打破传统的理论，实现生理学中的一场革命，妄想一鸣惊人，实在是美国式的《天方夜谭》。可怜美国的学术界和国家卫生院竟能被这种科研设想忽悠了二十年（共四次RO1基金延续，每次五年，共二十年），白白浪费了大量资金，劳民伤财。由此可见，美国的科研也不是神话，并非没有漏洞，可谓体制虽好，终有不足！
当然，学界自有不被这种骗人的把戏忽悠的。我刚到时，就有不同的声音在杂志上指名道姓地提出论战。这种学术上的针锋相对理论上应属正常，应该提倡，可实际生活中并不多见。因为一般情况下没人愿意花费钱财去重复别人的实验，去证实别人的错误，除非你揭露的内容具有重大意义，具有轰动效应。为此，大老板十分恼火，我刚进实验室，刚被认可动物实验的能力，老板就指派我重复这种实验。不用说，结果和他们发表的东西完全相反。他们的结论是百分之百的抑制，而我的结果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升高，南猿北辙、方向相反。刚来美国，晕头转向的还没闹清东西南北，便被这种实验搞懵了。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对一个新人而言，做出的结果与实验室主要课题的设计背道而驰，心里该是什么滋味？这实验还怎么做下去、这日子还怎么混下去？由此可见，当时承受的心理压力该有多大！
可喜的是，我当年竟傻傻地把科研当成一尊神供奉着，不懂得乖巧、没学会圆滑、不会看大小老板的眼色、更不会什么造假，三番五次地把那些令人不愉快的资料在实验室会议上展示。
可悲的是，为此我付出的代价是整整十年没发表过一篇文章，名符其实地充当了一名实验助理，只提供技术和结果，不管资料分析、不管文章发表、更不管理论探讨。为此，我恨透了实验中的不实结果，不论这种虚假的资料出于什么动机；我恨透了科研当中不肯认错的风气，许多人为了什么“一世英名”而终生圆谎。试问，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实验环境，还有什么作为可言？
值得庆幸的是我这个人养成了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无论什么样的挫折都不会让我回头。尽管在这种艰难之中走过了我的黄金岁月，我仍然对科学一往情深，抱着一种痴迷。我坚信，在千千万万以科研作为终身职业的科学家中，肯定有许多真正的科学家，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不懈的探索精神铸就了人类文明的辉煌！我们为什么不向这些人学习呢？为什么不向这些人致敬呢？因此，尽管我在科研上走得很辛苦，我仍然爱科学，仍然尽我的一切能力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尝试我的努力、去实现我的梦想。这是呆傻呢？还是执着？无以区分。
别说什么名利，别说什么成就，更别说什么辉煌！每个人心中的乐趣是不同的，我的乐趣也许就在这些连续不断的挫折和失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