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会有许多机遇，而每一次不期而遇的机会都会改变人生，这种事例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尤其经典。我曾在一本小书里谈及子女教育，提倡对人生要有自己的设计和把握，以提高事业成功的机率。今天，我仍然认为这是一种明智之举。但这种生活哲理和态度只适应于没有大动荡的年代，生活环境相对稳定，社会秩序比较规范。可在我们的生活年代里，其命运和遭遇都随着社会变革起伏动荡，人很难把握自己，机遇只能天定。
我的人生第一个机遇是上高中。我没读过初中却读了高中，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带有传奇色彩，可于我却是人生的重大转捩点，从此改变了人生方向。这里既有大环境的变迁，又有个人的努力，两者决然不可或缺。
谈及这段往事，我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我的人生两次重大转变都与小平同志的政治起伏有关。可以这么说，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中国人的今天，也没有我的今天。这确实是我的真实经历，也是我的肺腑之言、切肤的感受。因此，我的结论是个人的荣辱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个人的成长角度，我也应该感激小平同志。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应该铭记小平同志带领我们改革开放走向繁荣的丰功伟绩！
文革后期，中央高层连续出现了林彪事件和四人帮集团，毛已届晚年，身心俱疲，无力再有搅起大运动的精力和能力，只得请出早已被打倒的邓小平。那时，正值我的乒乓球处于颠峰状态，代表县中学生队在市里比赛。虽个人成绩不理想，可我却在团体赛中表现出色，斩关夺将，所向披靡，算得上是载誉归来。比赛结束后，我仍然忘不了继续争取读书的权利。当时，我并不知道国家会有人事和政策的巨大变动，只是不甘心自己连个中学都上不了。由于我是有功之臣，因此，提出要求时理直气壮、态度坚决。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学校没再象过去一样决绝，一口回绝。事情好象有了松动，有了回旋余地。恰在这时，邓大人复出了。谁也没想到老人家复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教育，恢复了学校的考试制度。上高中要考！这真是天赐良缘！直到今天我还在佩服老人家的高瞻远瞩。当时，学校的一位主任（当时学校的校长不叫校长，叫革委会主任）见我求学心切，不好拒绝，便找出了这个理由，说现在学校要抓教育质量，高中不再凭推荐，要考。他以为我连初中都没上过怎么能考上高中？没想这种推诿之词正中我的下怀，乘机抓住他的话柄，说好呗，那我就考，考上就上，考不上谁也不怪。那位主任听了满口答应。他料定我绝对没戏，一副等着看笑话的德性，谁知，考试结果，我三门功课都是考区第一名，于是堂而皇之地跨进了校门。
说起来可怜，什么跨进了校门？我根本就住在校园。父母都是教师，我却没有书读，真是“听起来是奇闻，讲起来是笑谈”。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中学生。虽然只是个中学，可对我来说却至关重要。正因为跨出了这一步，才为我一生的事业奠定了最基本的条件。否则，一个小学还没毕业的年轻人的前途会是怎样，掰着脚趾都能算得清楚！
四年后，我等来了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机会：恢复高考！我上高中是小平同志的第一次复出，考大学则是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复出。他每一次复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教育，而每一次我都踏上小平同志指挥的这部大合唱的节拍。说起来，算不算是一种奇缘呢？现在常常听到命运天定的感叹，我不反对，之所以不能抗争自己的命运就是因为抗争不了决定你命运的大环境。而对我来说，小平同志就是我的天，就是我们这代人中象我这样黑九类出身人的天。至今，我仍然忘不了我插队两年半后在偏远的农场劳动时听到高音喇叭里传来高考制度改革消息时的激动。我当时就傻了，好久都不能反应过来，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做梦都没想过我竟然还会有这个机会。对一个右派子女而言，个中滋味不是常人所能品味。
我很幸运，第一次高考制度改革，我便斩关夺将，金榜题名。当时，有位很好的朋友见我真的考上了，才确信天真的变了。因为在五十多名知青中，我的家庭出身最差，可偏偏是我考上了大学。送别时，一个大小伙子哭得眼泪汪汪。我知道，他的眼泪中既有分别之情，同时搀杂着错判形势的悔恨。还好，经过半年的努力，他也考上了大学。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着实为他高兴一阵。我知道他的眼泪没有白流，擦干眼泪后，他一定发愤图强了。
考上高中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台阶，是打了一个基础，考上大学才是真正改变了我的人生。近来经常回国，又轮到子侄一辈人考大学了，很多亲朋好友的孩子都到了考大学的年龄。考大学虽然还是年轻人的头等大事，可对上大学的感觉完全变了。那时一脚踏进大学门坎，门里门外两重天。今天对大多数人而言，大学已没有昔日的诱惑，因此感觉上再也不把上大学看得那么重了。这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进步，如果大学能成为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那这个国家肯定就是一个科技强国。因此，看到今天的孩子们对读大学、尤其是普通大学、新办大学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心里既高兴又着急。当年进大学的竞争变成了今天进名校的竞争。当然，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名校，但是，即使上不了名校也应该为自己有大学上而感到庆幸和荣耀，也应该懂得去珍惜，因为知识对一个人来说、对人生机遇来说太重要了。没有知识便没有机会，即使有了机会你也抓不住，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当年，我是在仓促应变中备考的，脑子里只有考上考不上的焦虑，没有专业选择的问题。当我经过初试、复试和体检等关之后，上大学的梦想才真的变成了一种现实向我走来，这时才想到应该去上什么学校？文学自然不必去说啦，考之前就被剔除了。因为父母都学的文科，做了一辈子教师，吃的苦、遭的罪历历在目，说什么也不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于是，心里锁定了要去当一名工程师。
为什么选工程？原因也说不清，只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整天批“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既然现在跟文化大革命反过来了，就还得去学数理化！可父母的意思是啥也别学，去学医！学医？我对医学向来感冒，抵触情绪蛮大，不愿学。可父母则坚持一定要学医，理由很简单，医学职业好，社会需要、家庭需要、人人需要，再来文化大革命也不怕了。那时，毛刚去世，他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警世名言犹言在耳，过来的人谁不害怕？就为了现在看来如此可笑的理由，我选择了医学。实际上，报过之后心里仍不是滋味，疙疙瘩瘩。为此，我在五年医学生活中一直未能安下心来好好读书，追根究底，就是那个仓促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造成的。
我的大学成绩并不好，基本上都在八十分上下，应该说基础打得还算不错（不好只是相对而言，因为我的那届同学太厉害了，读起书来个个不要命）。五年中，专业思想一直不牢固，虽然学了医，心里总以为自己今后不会去做医生，整天心猿意马。最爱干的，莫过于泡阅览室，读闲书。如此泡阅览室，实在有一种罪恶感，一边读一边觉得自己是个二流子，不务正业。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做贼一般偷偷摸摸读的书还是很有好处的，最起码开阔了不少眼界。想想，我小学还未毕业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复课后又不让我上学，好不容易整了个上中学的机会，勉强正经读了一年又接着批林批孔、学工学农，加上当时学校里没完没了的宣传队、体育队的演出和比赛，谁还在乎读书？正儿八经的课本都不读，更别说去读什么课外书籍了。再说，想读也没有哪！由此可见，当时的大脑该是何等贫乏？正是通过那些阅读，我才懂得了许多医学之外的知识。什么相对论、控制论、信息论，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什么哲学中的二律背反等等。总之，读到这些就觉得带劲，就感到好奇，总想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此一来二去，不知不觉脑子活络了许多，不再那么刻板和僵化了（要知道，医学本身和当时的教学手段既贫乏又呆板，着实枯燥乏味）。
当时，大学教育全是教科书里的书本知识，没有任何带有研究、讨论或探索性质的内容。不仅学生是科研文盲，许多老师（我这里还算客气，应该是大部分老师）都不懂得什么是科研，还怎么指导学生？对我而言，我在学生中还算不错，当时就懂得去使用图书馆，懂得去查找文献。这种科研最基本的方法并非是从书本或课堂上学来的，而是凭借两种途径。一是长期蹲阅览室翻阅杂志的经验，稍微偏专业一点的杂志论文中都有参考文献，使我懂得了参考文献对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非常重要。另一个途径则是得益于我舅舅的教诲。我舅舅虽是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教授（那时还不是教授，只是讲师），却对古文造诣很深，常常写些小文章。我去他家时，他就不止一次带过我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使我懂得了一些文献查阅的基本方法，也使我学会了带着问题去读书。这些知识当时看起来没多大作用，考试用不上，分配也用不上，也记不到成绩单上，没人知道它的价值何在？可现在看来，有没有这些知识还是大不相同的，有了，我就比一般同学多了一对翅膀，他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地飞起来了。
由于成绩不好，分配自然也不理想，在一家市级医院做外科医生。那是家教学医院，不是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和附属医院的最大区别是教学医院没有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之所以称之为教学医院仅指有一些临床见习、实习的教学，目的不明确，课后无考察，故带教也是松散的形式，质量不高。
由于没有严格的教学大纲和规范，这种医院里的所谓带教实际上是一种中国没有进化完整的早期资本主义中带有封建个体手工作坊那种“师徒”形式的“传帮带”。实际上，严格来说，它又与中国传统的学徒方式不尽相同。老式的学徒很有讲究，也有严格的要求和规范，所谓名师高徒，学出来还真不容易。当时，那家医院也算市里最好的医院了，我们说起来也算大学毕业，受过正规化、现代化的教育，可这种表面上的风光和实际上的徒有虚名使得我们这代人一旦走上工作岗位，便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象放鸭赶羊一样，什么学术、业务？全是放任自流，各自图谋，学成啥样是啥样，干成啥样都没有评价和考评。当时，衡量一个医生的业务水平基本上是依据看病的经验和口碑，至于科研，一没有人指导，二没有实验室和仪器设备，更没有任务和要求，能发表文章的人实属凤毛麟角。即使有点名气的高年资医生，经验也很丰富，可就是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有话说不出来，经验归纳不起来，文章写不出来，更别说去杂志发表了。
我是外科医生。对低年资的外科医生而言，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就是要过开刀关。而开刀本身纯属一种手艺和技巧，故许多人都把不学无术的外科医生称为开刀匠。匠者，艺人也。木匠、工匠、剃头匠，都是匠。这么一说，外科医生似乎很没面子。可不做学问、不做研究的外科医生又确实与这些匠没啥区别。
小时候看过一组连环画，名字记不得了，大意是讽刺一些自视其高、目中无人的家伙。说古时候有位将军，善射，名头不小。问题是他自视了得，喜欢显摆，经常公众表演，博取掌声和喝彩。一天，他找来一个陪练者欲彰显其箭法。他让其人立于一棵树杆前，自己走开百步，张弓搭箭，“嗖、嗖、嗖”连发三箭，一箭头顶，两箭颈侧，把个人头牢牢钉在树杆上而毛发无损。受试者虽未伤着，却着实受惊不小，面如土灰，屁滚尿流，在众人喝彩之中差点晕死过去。人群中有一卖油老汉，见状不但没喝彩，反而鄙夷一笑。将军见了，十分恼怒，喝问老儿有何能耐，敢如此小覷于我？老者微微一笑，放下油挑，不慌不忙取出一枚铸钱，打起一端油，从钱眼里将油倒回油桶，而铸钱上滴油不沾。完毕，站起身来拍拍手笑言：“不过手法熟练而已！”在那家医院里，许多医生就象那个将军和卖油老汉。
说起来我很幸运，我在医生的职场中（实际上我并不想用职场一词，可它确实就是这么回事）碰到了一个很好的主任。我的老主任年龄不小，可医学资历并不深，虽是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可象我父亲一样，是个调干生。不同的是我的父亲是五十年代的毕业生，上得是师范大学，学得是历史罢了。我的老主任是个极睿智的人，医术精湛、作风严谨、思维慎密、善于钻研。他的医学年资虽不高，声望却高。声望高的原因不仅是医术好，而且文章多。我对他的仰慕不仅是因为他的医术精，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能力强，很有学者风度。当年之所以选择做骨科医生，多半是冲着老主任去的。
初始，我对老主任怀有很深的敬仰，跟他久了才发现，老主任虽然很有经验，善于总结，勤于用脑，但他毕竟没有受过正规的科研训练。对于科研来说，多是一种有感而发的经验总结和体会，并没有明确的课题和精心的设计，属于一种随盲流式的“随遇而安”。至于写文章，他也不甚精通，写起来很感吃力。查阅一下，几十年来，他的文章并不多，也只不过三两篇。不同的是，他对很多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也能讲出来，问题就是落不了笔。尽管如此，相较左右同仁，他已是鹤立鸡群了，名声远播确也属实至名归、名副其实。
对我而言，最早的科研是在我进主治医生的前一年。那是形势逼出来的。晋职前就传言满天，说我们这代人再也不能象前辈人一样吃大锅饭了，要考外语，要凭论文。就为了晋职，我开始了最早的论文写作。从来没写过论文，又没人指导，心里打鼓，手里抓瞎。说起来，我专业论文写作的启蒙应该归功于大学时代对阅览室的痴迷。我刚工作的那家医院也有个阅览室，于是，稍有时间便跑阅览室，读杂志，看发表的文章都是怎么个写法，然后依样画葫芦。早期的投稿都是清一色的退稿，退急了就去找学校。学校编辑部有留校的同学，虽不是同届，但毕竟是学长，彼此很熟，容易沟通。在他那儿挂上了号，也得到了一些指导，再送到总编手里就容易多了。第一次没过，作了些修改终于发表了。说实话，至今我仍然不清楚自己是何以敲开学报的大门的，是因为我的文章果然质量不错，还是看在学友的份上不忍拒我？不过，有一条是确凿的，那就是幸亏我觉悟得早。当时，发表文章在我们这届同学中还没有形成共识，大家还没动我就动了，否则，都是同学，照顾哪个是好？
不过，学报的文章还不能算我第一次发表文章的成功经验。几乎是同时，我的另一篇文章又在另一家杂志发表了。那虽然是全国发行的杂志，却不是全国一级杂志，顶多算作二级期刊。尽管如此，当时对我的鼓舞还是很大，因为摈除了校友的面子，我再也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了！看着印着我的名字的两篇论文，心里美滋滋的，从此写文章的兴致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我在当年晋升主治医生和讲师的时候已有了好几篇正式发表了的文章，成为这一届同学中的佼佼者，但我仍然未能成为第一批进主治的优秀人选。这对我的自尊和信心打击很大，兜头泼了一盆凉水。当时，虽然各级领导都在宣传科研的重要、论文的重要，可执行起来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搀杂着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属于不善人际交往的那种人，有点妄自尊大，又有点锋芒毕露，所以受到了挫折。没想到这种经验教训带到了美国，又让我着实吃了不少苦头。在美国，收敛的结果只会让你巻曲在墙角，没人搭理，没人怜悯。中国最让人恨得是说的做的根本两回事，有规不循、有法不依；美国最让人恨的是赤裸裸的张狂，一点含蓄的美感都没有。有时，看着两国之间在众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内的争斗、磨擦，感到十分可笑，其中不少成分是彼此的误解，难以揣摩对方的用意，根本原因就是文化、习惯、行为准则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
当时心里特难受。不服气、受不了，很长时间转不过弯来。现在看来，这点挫折根本算不了什么。一方面，人的能力确实有多方面的展示，善于人际交往不能不算是一种生存的技巧。虽然我对十几年前国内的关系网、走后门的风气不乏微词，但在美国呆久了才知道，在人才招聘中，团队工作精神和人际关系的协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选人标准。年轻时想不通是因为陷在里面，不能跳出来，站高了就什么都清楚了。再者说，什么是优秀人材？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硬指标。在众多竞争者中，既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条件自然也就不会相差太多。前两天网上传港姐冠军爆冷门，当选港姐姿色并不出众。打开网站一看，冠军、亚军、季军都是美女，根本看不出差别在哪里。再说，加上拍摄角度、光线、表情等因素，再美的人也有臭照片。我坚信，对女人而言，美只是一个相对值，达到这个值就可以了，没有绝对标准。再说，女性周期性的激素变化总伴着皮肤、肌肉的色泽、张力以及干湿程度的变化，又有谁能时时展现出美人的风姿？因此，选美是一种标准模糊的竞赛，积极参与固然是好，成败确实也不能论英雄。
我知道，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无论多么大的挫折和失败都不能击倒我。难过之后，痛苦之余，我终究会爬起来，继续走我的路，干我喜欢的事，从不轻言放弃。不在结果，注重过程，我虽然事事都不成功，但这却是我不断自我觉醒的宝贵经验。因此，中级职称晋升对我的打击并没有拌住我的脚步，仍然没有改变我已养成的习惯，一如既往地喜欢看杂志、写文章。
晋完职称之后，我不仅没有放弃，没有停下来，反而干得更欢了。我不仅在一般杂志上发文章，而且瞄准了中华级医学期刊。在中国的医学界，中华级杂志都是各专科顶尖级期刊，全国就那么一份，且容量又小，难度可想而知。我所在的医院在全国根本挂不上号，背后也没站着一个名教授撑腰，在那种情况下要想在中华级刊物上发文章，确实是难度很大的事，连投石问路都需要勇气，掂掂自己的份量。
可是，我是一种不会掂自己份量的人，因为我心里十分清楚，我是一个不值一文的小人物，如果真要掂量自己份量的话，我终将是一无所获、一无所有。对我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丢掉一切，赤膊上阵，放手一博。
忘不了投石问路的艰难与尴尬：篇篇退稿，没得商量。退稿次数多了也有一个好处，这就是磨练了意志和自信。反复修改反复再投，其结果是将文章千锤百炼，变得言简意赅、短小精悍！
我已记不得是如何叩开中华级医刊的大门的了。时光的流失，太多的发表已冲淡了我的记忆，只记得那段时间大概经历了两至三年。十几年后，我在密西根大学的实验室里同一位来自军医大学的朋友聊天，说起他在出国前曾在中华整修外科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知道他们军医大创伤整形专业非常有名，好几位院士级的领军人物。纵然如此，他仍为自己当年能发中华级刊物的论文而自豪。我听了，微微一笑，不经意地说，那一年中华整修外科杂志上每一期都有我的文章。他听了，一下跳了起来，睁大眼睛问我：“每一期都有？开什么玩笑！”我说不开玩笑。他难以置信，立马坐到电脑前查了起来，十分钟后抬起头来对我说：“不对，老郝，只查到你的两篇。”我说，两篇是论著，剩下的是经验交流和特别报道。再说，你这是在美国用英文检索，用中文平台就能全查着了。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早已没有兴趣去检索我在国内的发表了。对我而言，那已是遥远的回忆。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至少在四种中华级期刊上发表过至少十篇以上的文章，并以第一主持人的身份荣获过江苏省医学科学进步一等奖、徐州市科技成果二等奖。算起来，在国内，我总共发表过几十篇论文，参与编写三本医学专著。对于现在的科技环境而言，这也许已经不足为奇了。今天国内许多大学的研究生们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已成家常便饭，并且其中不乏世界顶尖级杂志。可在当时，对于有三篇论文（至少一篇全国一级期刊文章）就能晋升正教授的年代，这确实是值得骄傲的成绩。应该说，我在一个那么小的医院里作出这种成绩是不易的。我想说的是这其中饱含着着我道不尽的科研情结，而我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疏远了人际关系、浪费了人际资源、荒芜了工作环境，以至于在我的老主任突然病故之后，我已在那家医院呆不下去了。
出国时的心境是复杂的。记得那时我是铁了心要走。我心里很迷茫：为什么在科技已被日益重视的大环境下，我却因为科研而失去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为什么在表面上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的情况下我却有在那家医院里呆不下去的巨大压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时，美国是我心中的一片圣土，是我心中的灵山，是我向往憧憬的地方。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象我这样的书呆子也许就不适合中国这块土生土长的环境和土壤，我的这颗种子也许只有在西方的土壤里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当年，我是下定决心走的，也是义无反顾走的，我以为这一走就会改变我的人生，这一走就会有光明的前程。先我到美国的老同学见我来了，都很吃惊，说你怎么来啦？我反问我怎么就不能来？他们说你在国内已经做得那么好了，这一扔下岂不可惜？真的可惜吗？我经常这样问自己，但始终没有得到答案。虽然我告诉自己我从不后悔，但在我留美的前十年里我做得最多的一个梦就是回医院开刀，而且梦境基本类似：病区走廊里到处住满了病人，护士长冲着我大叫：郝医生，你到哪儿去啦？瞧，这么多病人。赶快上台开刀去吧！于是，我忙着找来助手，忙着送手术通知单、下医嘱，忙得不亦乐乎、汗流浃背。当美国早晨的阳光照在卧塌之上，我揉着眼睛醒来的时候，脑子里还一直为在医院里的事忙得发紧。
留美以后，经常在网上读如何圆美国梦的文章。改革开放之后，对于最早融入这片土地的中国学生学者来说，什么是美国梦呢？就是开洋车、住洋房。一旦身份解决了，工作稳定了，买了房，便过起了舒舒服服的日子。实际上，我最初的美国梦根本不是这个，可我却不愿有悖主流，只好违心地跟着说圆了一场开洋车住洋房的美国梦。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我的美国梦，我的真实美国梦是科研梦，我以为我生就了一块科研的料子，科研才是我唯一施展才能的天地。但我从来不愿把这一夙愿挂在嘴上，怕被周围的朋友当成笑料。早期来美读书做科研的一批人当中，已有许多人在科研上有了相当的成就，而我仍然两手空空。这样一来，我就更不愿把我最初的科学梦想说出来，以免贻笑大方。尽管我嘴上不说，却不代表我心里没有。在别人眼里，我已经算是很成功的人了，既有很好的位置，又有宽敞的房子，孩子又很有出息，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还不享受生活、怡享天年，折腾个啥趣？可在我心里，却始终郁积着解不开的科研情结，常常使我忧郁寡欢。
三年前，我回国探亲，一位亲戚知道我曾搞过冷冻器官移植，为我收藏了一张报纸，上面有一篇有关卵巢移植的报道。篇幅不小，也很醒目，赞誉之词极富煽情。这篇报道是介绍一位留学加拿大归来的博士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他们在大鼠身上成功地进行了卵巢冷冻移植。
报纸报道的用意很明显，是想介绍学有所成归国人员的英雄事迹。可我看了心中非常难过。我并非嫉妒这位博士所取得的成就，留学一年能发这样一篇文章确也可喜可贺。可问题并不在这里。谁都知道，《自然》杂志上的文章必须要有创新，也就是说你必须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才有可能在《自然》上发表文章。而我们则在十五年前不仅做过了家兔卵巢的冷动移植，还做过睾丸、肾脏移植，并且发表在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上，他们怎么能算突破呢？
何况，如此张扬的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媒体并不了解科学研究中的一些规则，不知道这位博士虽然是第一作者，可知识产权却不属于他，而是属于他为之工作的老板和实验室。既然如此，这样一篇文章怎么值得如此张扬？在欧美，发一篇《自然》杂志文章固然可喜可贺，却从来也不会这么大张旗鼓、搞那么大的动静。拿密西根大学来说，每年能在《自然》、《科学》、《细胞》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至少有几十篇，其中不乏中国学生、学者第一作者的文章。这里，虽然有第一作者的辛苦和能力，但最主要的还是反映了指导教授和实验室的水平。纵使第一作者值得荣耀，依我现在的经历，早已不足以使我的情绪产生如此波动了。
故事说来话长。远在十八年前我办出国手续的时候，我的一位老同学（也是我的挚友）已经当上了妇产医院的业务院长。他对我说，你走了，别把一身显微外科的技术也带走了。我们打算搞卵巢移植，训练一下我们的显微外科技术吧。我说没问题。没想到他说学就学，雷厉风行。专门批了间实验室，指派了两名青年医生和一名护士，买好兔子，架起了显微镜，正儿八经地摆开了阵势。见他的条件那么好，瞎练也是练，我建议说我们选个题吧，做点研究，同时练显微外科技术。
经过仔细推敲反复认证，我们选定了家兔卵巢和睾丸超低温冷冻移植的课题。除了他挑选的医生护士之外，我们还网罗了一批老同学，有泌尿外科专业的、有病理专业的、有检验专业的，最难得的是把我大哥也拉了进来。我的这位大哥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土专家，学得是畜牧兽医专业，干得是良种推广。说他是土专家是因为他仅仅是个工农兵大学生，但他却酷爱搞点小研究、小发明，且颇有著述，发表过很多文章，在他们那个行当里算得上小有名气。这还不算，最难得的是他还搞了二十年的精子冷冻，经验颇丰。
如此说来，我们这个自发的属于民间性质的科研小组，其实力还不容小覷，称得上是最佳组合，阵容强大。那段时间，我正在办出国手续，有点半停职的味道，且心思早已不在医院，于是一头扎进这个课题，干得非常投入。每天下午六点，医院下班铃声一响就该我们上班了，大家聚在一起，经常通宵达旦。显微操作属精细动作，必须在镜下练习，时间久了人会感到非常疲倦。这个自发科研小组里都是有工作的人，白天要正常上班，晚上则纯属自愿加班，无偿奉献。尽管如此，大家仍然情绪高昂，精神抖擞，干劲十足，一干就是好几个钟头。深夜，干累了，肚子饿了，就去附近的夜市买混炖、大饼，每人一碗，连吃带喝，热热乎乎。当时，这群人都已算大医院里有头有脸的医生了，白天开人，晚上开兔子，没有报酬，没有奖励，可谁也不觉得苦、不觉得累，谁也都没怨言。应该说，是科学的热情、是科学研究中那种自发的好奇和兴趣把我们聚到了一起。
没想到，我们这个民间科研小组的工作效率还挺高，不到半年，我们竟成功地移植了几十例经过深低温冷冻的家兔睾丸和卵巢。移植后的睾丸生精能力最高竟达到了六百万。为此，我们还专门花了四百块钱去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检索了当时世界上深低温冷冻器官的资料，结论是世界上尚没有成功的报道。当时，我们都感到很振奋和激动。我曾不止一次地谈过发明创造的动力和源泉问题，我始终认为，对创新而言，最直接、最重要的动力是需要。工作中需要这种技术，而世界上又没有，你又有浓厚兴趣和执着精神，成功也就近了一半。我们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我们选定的课题是临床实践的需要。对于器官移植来说，供体器官的保存和转运一直是困扰器官移植临床应用的关键，因此，建立一个有充足供体的器官库至关重要、势在必行。
总结起来，我们的成功绝非偶然。在我们这个小组里，我有丰富的显微外科技术和临床经验，并且，我已经发表了几十篇医学论文，荣获过医学科学一等奖。据说，哪个奖在我们市还属首次。卫生局科研处长并不认识我，可见面就猛夸：“了不起哪，年轻人，真是个天才！”那句话虽然曾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可也着实让我的心温热了一阵子，并且时至今日仍清楚记得，犹言在耳。瞧瞧，人都是死要面子的，虚荣心刻在骨子里，我又哪能逃得脱？
再者，我们的成功还得归功于大哥。刚才说过，大哥是个传奇人物，他不仅冷冻经验丰富，而且极具创意，勤于思考，善于观察，解决难题是个高手。正因为他具备了这些特长，才使我们成功地逾越了冷冻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障碍。
回想起来，我们的成功既属意外又在意料之中，那也是我们十几年潜心科研的结晶。当时，我们至少在三个技术层面上攻克了这一难关，这就是器官的活体灌注、细胞内外冰晶形成的速度和量的平衡及冷冻保护液配方的改进。器官有效灌注一直是个难题，尤其是小器官。美国的仪器设备非常先进，对大型器官的灌注都有精密的仪器，可对于小型器官则一直都束手无策。即使如此，在大型器官的灌注中仍解决不好有效和减少机械性损伤的问题。而我们的方法十分简单，简单到一踏糊涂的地步，不仅有效，而且损伤减到最小程度，我们把这种方法叫做“有效灌注”。明眼人一看就知，行外人再说也不明白。我们曾经想把它命名为“郝-孙氏灌注法”，只可惜首次发表时我人已在国外，为了暂时保密而没有详细介绍。
看到这篇报道之后，我不禁在想：为什么我们十几年前在国内发表的文章没人问津，如今，一个刚从国外发表了一篇知识产权还不属于自己的博士生就吹嘘得如此厉害？这岂不又是外国月亮比中国圆的例证？
应该说，面对那张报纸我感到难以明状的失落。回美以后，我即给《自然》杂志编辑部去了封信，介绍了我们十几年前的工作情况。编辑部很快回了涵，对没有检索到我们以前的工作致歉，并说明我们如有睾丸移植的进一步资料，他们可以考虑发表，并且建议我们把以前的工作引用到文献中去。于是，我急忙联系国内的同学，查找实验的原始资料。遗憾的是，十几年过去了，国内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同学早已四散各地，难以重聚。最痛心的是当年辛辛苦苦搜集的实验资料和采集的精子全部遗失。没办法，我只得找来部分老照片反拍，勉强写成文章送给《自然》杂志。但审稿结果两位审稿人全否定了这篇文章。其中一位什么话都没说就把文章给枪毙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我知道学术界的潜规则，只要有机会，竞争对手之间的扼杀是不留情面的，你不杀他他必杀你，国内国外都这个德性，少有例外。因此，我知道这位审稿人必是在《自然》上发表文章那个课题组的老板。而另外一位审稿人虽然也否定了我们的文章，但治学精神令人敬佩。他在技术和理论层面都提出了不少问题，而且大多都很尖锐，颇具水平。否定我们文章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实验没有子代产生，因此不能说明最后的成功。我知道这个问题提到了要害之处。应该说我们距离这个结果仅差一步之遥。当年，我们的最好结果是六百万精子的生精能力，如通过自然交配产生后代，其精子数量远远不够。
但仅凭这点就能否认我们的成功吗？我心里清楚，虽然说我们没有获得最后成功，但我们至少已获得了大部成功。当年，世界上还没有单细胞注射受精的技术，我们也没有试管婴儿培育的经验，要获得这种最后的成功，对于我们这种民间性质的科研小组谈何容易？现在，这些技术和经验都有了，可我们又没有资金，能眼看着这种无奈就丢手吗？我们心里实在不甘。于是，我一面组织老同学们重聚一起，利用我回国探亲的机会再重复当年的实验，先把冷冻器官的精子采集保存，再作下一步打算。同时，我也给卫生部及相关部门写信反映我们的情况，希望能得到支持和资助。信发出后，分散各地的同学还象当年那样踊跃，积极准备。我的那位老同学、老搭挡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生殖遗传研究中心”，买兔子、添置显微镜、作好我回去做实验的一切准备。
就这样，我在回家探亲的十一天里，每天都和我的那些老伙伴们工作到深夜。那些天里，我一共做了十台手术，成功了四例，交给大哥饲养采精，然后匆忙搭机返美。也许这样的安排太过紧张劳累，回家后我就病倒了，三四个礼拜后才逐渐康复。家人见了都劝我说：干吗还拼这个命？是的，干吗呢？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只知道我必须去做。半途而废、虎头蛇尾不是我做事的习惯，行为的准则。至于究竟能得到什么，我没想，或者想得不多。我清楚得很，想得多了就再也提不起劲来了，就什么都做不成了。
那场大病使我感觉到自己老了，有点力不从心。我虽然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却再也没有年轻人的精力和体能了。我也意识到了自己不能抗争衰老的自然规律。可我还是不服这口气。返美后，大概又过了三四个月，我突然接到一封国内来信，拆开一看，是一位不认识的教授给我的信，说卫生部把我的一封信转给了他（她），委托他（她）给我一个答复。自然，答复是一种官冕堂皇的应景之词，结尾是希望我赶紧整理自己的资料去国外发表。这种“鼓励”着实让我哭笑不得，说了等于不说，不！不说好于去说。我猜想，既然卫生部委托答复，怎么也得是个人物，可专业的探讨一句没有（应该说专业术语一句没有。我哪能指望他同我讨论什么问题？）。出国之前同行里从来没听闻过他（她）的名字，因此，他（她）不会是位老专家。我始终捉摸不透这种“鼓励”是不是一种讥讽：象你这样的我见多啦，有能耐再去《自然》上发你的文章哪？我有一种特感，这位教授是象我一样赶着大潮出国留学的，不过比我精明，能及时回头（不知道是自愿还是被迫无奈），抓住了机会，坐上了国内有关专业的头把交椅，当上了一方学霸，一方诸侯。我坚信，在学术竞争中，他（她）绝没有大度到具有给我方便、助我成功的胸襟，除非他（她）并没有认识到这种研究的价值。当这种想法占据心头的时候，我很希望自己是个心胸狭隘的人，是以自己的小人之心去度他人的君子之腹，把别人看扁了。实际上，也许他（她）根本就不是我想象中的人。
说到底，值得庆幸的是我的一封信竟然有了回音，仅凭此点，我已感到宽慰了许多。我知道，中国已比二十年前进步多了。放在二十年前，我敢保证，这封连我自己都没指望有回音的信绝对是石沉大海。仅凭此，我真的又感觉到了希望。
| 海云 (2014-11-12 22:0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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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人原来是郝医生！ |
| 默人 (2014-11-13 14:1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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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云以前知道我？ |
| 海云 (2014-11-13 15:3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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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没有，是从你文中梦里护士叫你郝医生知道的。 |
| 默人 (2014-11-13 16: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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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梦是对潜意识行为的一种回应，那应该是我最真实的心理活动！谢谢海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