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案文章
聪明智慧之士，一变而为文人，都有翻旧案的冲动，其实就是抬竹杠。《东坡志林》里有许多翻案的笔记，这却把苏东坡从坡仙变成了一个政治见识平庸的人。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在上海滩办杂志，大谈幽默，并有专文《论幽默》问世。幽默一词，并非林语堂的发明。《楚辞》“九歌”中，屈原就有“孔静幽默”的句子，不过此幽默不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幽默。林语堂的幽默是外来词汇，humour。林语堂在《论幽默》这篇文章中大谈幽默与诙谐之类的区别，又说新儒家如何不懂幽默，还说中国向来缺乏幽默。林语堂还给幽默定性，不幸用了儒家的美学观，说幽默是温柔敦厚的表达，幽默与讽刺不同。于是若干年后，林语堂又写了本杂文集，题为《爱与讽刺》，with love and irony，没用humour这个词。恰在林语堂因幽默大发其财的时候，毛头小子钱锺书开始出来抬竹杠了，也写了篇《论幽默》，文章开头挖苦说，古人言马嘶如笑，大抵只有人和马才会笑。然后滔滔不绝地旁征博引，通篇没有正式的论点，明眼人一看便知，钱锺书想说，幽默是人的天性，不但提倡不得，反而一提倡，人人都想变得幽默，那就大大的不幽默了。钱锺书从不论政治，所以钱锺书没有像苏东坡那样，明明是为了体现自己的智慧，反倒揭示了自己的愚蠢。现在我们来看林语堂的文章，说幽默，并不怎么幽默。也许只有《冬至之晨杀人记》还有点幽默，然而和钱锺书的嬉笑怒骂比起来，差得远了。幽默而要温柔敦厚，而要有种种的规则，再幽默的人也幽默不起来。既然幽默是天性的一部分，既然幽默不好被束缚，那么天性，也最好不要被束缚。艺术家不被世俗之人所理解，大概就是其努力突破樊笼；艺术家不理解世俗之人，大概是按照既有的规则生活，会容易得多。于是我们发现，人们往往是自己懒，却标榜自己能适应社会。
二，规则
是先有规则还是先有不规则？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皆有规律可循，因此我们只有努力发现其规则，才能可持续下去。问题是，谁能证明你所发现的规则就是万世之准则呢？波普和维特根斯坦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哲学家。波普说，哲学有用；维特根斯坦说，哲学无用。波普说，至少在某段时间，某个时期，哲学有用，因此写了本《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其实是语言游戏罢了，终其一生，就写了几本薄薄的册子，其中主要的一册称之为《哲学研究》。在上世纪，人类发现了自己邪恶的本质皆有技术的手段可以大肆表现，斯大林和希特勒，让西方世界为之颤抖的暴君，导致了波普写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维特根斯坦，这个奥地利的犹太人，躲在山中研究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如今，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假使有幸有谁读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会羞愧于到现在还用得上。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可就讨巧多了，曾见过一本哲学杂志，有不少中国式的哲学家，像清代的考据派一样，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语言分析学，研究一个词的集合，研究命名的要义。我并不是厚此薄彼，有用没用无法衡量知识。爱因斯坦在邮局里研究出了相对论，当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以为是没用的东西。等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了，才发现原来没用的东西大大的有用，连屁股都烧糊了。这才是历史决定论，因为作为当下的人，你永远无法脱离当下的认知范畴，也就无法预言未来究竟是什么。不信，你去问问那些老革命，他们为之流血奋斗的未来到来了吗？
三，木心
老友计天真向我推荐木心。我说，木心是被压迫然后离开中国的知识分子吗？计天真说，不是。后来读了他的几本小说和散文，不觉得如媒体所说，有某种惊人之处。我的阅读兴趣，大多偏重于理性的思考，对于像《简爱》之类情感比较强烈的东西，很快会厌倦，因为三两句话就能说清的东西，没必要浪费那么多页数。再后来读了《文学回忆录》。准确地说，此书不是木心的作品，而是陈丹青先生早年听木心讲课的笔记汇合而成。《文学回忆录》告诉了我两点东西。一，陈丹青先生是条真汉子；二，木心是否是受了压迫离开中国的，我仍旧不知道，只知道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多次提到“现在终于出来了”。通过这个暧昧的线索，也许我们可以知道个大概。共和国建立后不久，留在大陆的优秀的知识分子非死即伤，这成了当今知识分子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马英九谈到统一时说，最起码大陆得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学潮正名平反。当年的学潮里，有知识分子的标语是这么写的：“跪久了，出来遛遛”。很幽默，读书人的那种脑瓜子才想得出来。木心最终死于故土，只不过，当其归来时，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就像陈丹青先生说的，木心兴致勃勃地给丹青先生看四言诗，丹青先生却想，这已是一些作古的无用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