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生不得志者的一声哀叹：唉，生不逢时哪！
对于胸怀大志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生不逢时确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时事造英雄蕴涵着千古哲理，可生不逢时埋没了多少人才又有谁而知？远的不说，近在眼前的文化大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万马齐喑、禁若寒蝉。将近二十年的折腾，近十亿人口，不知扼杀了多少大师级的人材才，这是几代人共有的痛。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或民族，时间是宝贵的，失去了时间就意味着失去了机会，而机会不是随时都会有的。
有人在网上撰文检讨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拿诺贝尔奖的人材？有人从政府支持的力度说事，有人认为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有问题，还有的人则认为是中国的科研环境太糟糕等等，不一而足。我不否认他们总结的都有道理，但他们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这就是时间的概念。在认为中国教育体制有问题人的眼里似乎有更多的证据，他们的疑问是按照这种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人在本土上不行还能找出理由解释，为什么这部分人来到西方世界还是不行？不行的理由是二十多年了，为什么还没有成果出来？在这般人的眼里，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二十年是多长？是整整一代人的概念。虽然他们的眼里也有时间的概念，可还是不准确。对于世界级的科学大师而言，二十年是不够的。二十年中，中国走出来的学子们确也不少，但他们要读书完成学业、要在异乡扎根生存、要安家、要找合适的工作环境，要从生活习惯、做事方法、思维方式等方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这些在西方人中属于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和成长过程，而对于成年后走出来的中国人而言，无事巨细都成为障碍，都必须花费事倍功半的心力、精力和时间的代价。即使如此，他们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已做得非常出色，专业精通，颇有建树。应该说中国教育虽有诸多不足，但总体上却不是那些把教育体制总结为中国落后的主因的人说得如此不堪。应该说中国人还是聪明勤奋的，假以时日，我相信这批人当中必定会有问鼎诺奖的人，只是时间未到而已。
许多到过美国的人都会写些文章，谈些体会，但这些文章和体会只能从某些方面和角度反映问题，深层次的差异还是看不到，因此也就谈不上挖掘出更有价值更有借鉴的经验。曾读过一篇文章，探讨为什么说中国大学生不行。当然，作者的一些探讨还是很好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说他认为美国教学中的讨论课比中国的满堂灌和死记硬背教学法要好得多。但有些观点却还有待商榷。我知道这种欠缺也是时间造成的，作者对美国的教育体制了解得还不够全面。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在美国接受大学后或博士学业教育的，应该说对美国的教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仍显不足。实际上，美国的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大学后教育或博士后教育各有不同，带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作者根据某一阶段的经验作出结论，就难免有所偏颇。比如说他在辩论研究生考试要博还是要专的问题时，认为法学院研究生考试完全不必考专业，只要考考学生的中文、外语和分析问题的基本能力即可，原因是“看看美国的研究生院就知道学生入学前的专业知识基础并不是那么重要，但人家培养人材非常有效率。”
这后半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但前半句话却有问题，因为美国的研究生招生并不是不讲专业的。造成作者错觉的原因有几方面，一是忽略了研究生入学一年后的把关考试，这个考试非常重要，如果通不过，研究生是没有办法继续读下去的。试想，有没有专业不行的人敢冒此风险呢？我想是没有的，因为失败了浪费的是你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是个人信心的打击和挫败。其次是法学院和医学院都是大学后教育，和读研究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种热门专业的竞争不仅不是什么不要专业，相反，其竞争甚至可以用残酷二字形容。比如说，密西根大学的医学院每年只招一百多人，可报考的却有五千多人。这决不是简单的数字对比，而且是一种强强竞争。要知道，凡报考的人都必须先在心里掂量掂量自己的份量，觉得自己还不错，还有点竞争能力，然后才能去报考，否则，岂不是自讨没趣、自己作贱自己？在这种竞争之下，不仅入学的专业考试至关重要，而且还要考察你对医学的感知和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想报考医学院的学生从大学开始就要到医学实验室打工，做实验，建立自己的医学背景和诚信。再其次，美国的博士生竞争并不大，很多优秀的学生都有更好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专业还招不到人，为什么中国的学生还可能考得比美国人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就解释了作者文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许多哈佛、耶鲁的教授常说本科生比研究生聪明。可作者竟解释说：“在我看来，本科生没有接受太多专业训练，提问也好，讨论也好，直接立足于生活经验，不太受学科的束缚，所以比较有原创性。”在我看来，这种解释未免太牵强附会，难道什么都不懂也能深入讨论，侃侃而谈，还有什么原创性？恐怕连作者自己稍微深思一下也不能满意这种解释。难道一个本科生（本科生肯定都是从校门进校门的）能比研究生（许多研究生都多多少少有点工作经验）更能“直接立足于生活经验”？恐怕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了。
实际上，作者对美国的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了解得还不够。美国名校本科生比研究生聪明是因为两者的招生体制和报考基数决定的。象哈佛、耶鲁这样超一流的名校，其本科招生极其严格，竞争也非常激烈。可以这么说，能叩开这些校门的学生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不信，你从中国考一个哈佛、耶鲁的本科生试试？而这些学生毕业之后，选择研究生道路的人并不多，也就是说，等到考研究生的时候，大多数绝顶聪明的学生已经离开了，或者说你竞争的对手中这样聪明的人已从十个减少到二个、三个，加上很多学校还要考虑不愿近亲繁殖，因此，你的机会才来了。在这里，我绝没有想贬低作者的意思，或说作者不够聪明。我知道，换成我，我也竟争不过。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还在其次，主要是你不习惯这种体制，你必须从新学习适应这种体制。许多来美国读研究生的人都有体会，不管你在国内准备得如何好，刚来美国时总有一个“休克期”，许多人也把这种休克叫做“语言休克”。以我看，这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还有学习方法和教育体制的差异。在比较两种教育体制时不能绝对说哪种好或坏，而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当然，我非常赞同作者的治学要博的观点，博一定比专强，但博一定要在专的基础上，没有专的博那绝对是瞎掰，我不相信在没有专的情况下任你胡扯一通就能得到老师的认可或赞扬。在美国，即使能得到老师的夸赞也不必太得意，因为你首先必须清楚夸赞的份量。经常碰到的尴尬是，老师的赞扬往往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好，有时差距还蛮大。因此，理解老师的夸赞必须理解夸赞的语意环境。夸赞，既有文化的背景，又有勇气的鼓励，除此之外，还要摈除性格的张扬和对人的尊重，剩下的才是对专业的评价。女儿刚来美国时，第一次登台演讲就受到了老师的极大鼓励，带领全班为她鼓掌，能说她真的就讲得很好了吗？此外，象讨论班这种教学方法在美国的教学体制上运用得非常普遍，研究生有、大学生有、高中初中生有、甚至连小学生都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就开始写Report，就开始登台作Presentation。很多初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休克期”，只所以休克，很大成份上就是对这种教学方法的不适应。女儿在麻省读书时曾告诉我有个北大来哈佛的研究生自杀了，自杀的原因就是不适应美国的学习方法，一下子傻了，懵了，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应对。加上自己是北大的高才生，受不了这份窝囊，无颜去见江东父老，一时糊涂，走上了绝路。实际上，只要有人略加劝导安慰，渡过那个阶段就过去了。事实上许多从中国来的研究生都是很棒的，这又怎么解释？能说中国大学的教育一无是处吗？我还有个同事的儿子，大学二年级时跟母亲从清华来密西根大学读工学院。应该说密西根大学的工学院也不是吃素的，可那位小伙子一年后就成为全年级最棒的学生，家里电话不断，都是来讨教功课的，其中不少美国姑娘。我们开玩笑，叫他赶紧抓一个，解决了终身大事再说。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清华的学生质量还是相当高的，决不能枉自菲薄自己。
由此看来，时间和机遇对个人、对国家民族都是重要的，失去时间和机遇往往会改变人的一生，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但问题是当机遇和时间都垂青于你的时候，你却并不一定能把握住机遇和时间，这就不能不使人悲哀了。前不久翻阅一本《上海文学》杂志，里面有一篇专拦文章记述了高晓声的最后快乐时光。作者对高晓生的一生虚吁感叹溢满文字，他写道：“呜乎老高，活得支离破碎，活得真实纯粹！一生磨难多于安乐，一腔情愫反成寡孤。心苦终不言，肩薄独承担，可哀者也！天生其材，不缺智慧，不缺思想，不缺才情，唯缺一片蓝天，几许清气。大道虽坦荡，尔独不得出，是可叹者也！”我读了，也觉得凄然。我不知道高晓声最后活得是如何无奈，但我却知道他的前半生坎坷艰辛，那是政治灾难的结果。问题是为什么后半生他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头顶阳光，躬逢盛时，但他的文学造诣却出不了他在最苦难时的作品？我出国已近二十年了，即使出国之前，做医生累得我脚不沾地，哪有时间和心情关注他？我真的不知道高晓声后来是否写出过比李顺大、陈涣生更感人的人物和故事？我父母也算知识分子，我们兄妹从小也机灵聪明。以前总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断送了我们的前程。可后来一想，也不对，文革时政治上落难不假，可按理说当时最失意的人应该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最得意的人才对，可等文革结束了，父母仍然一事无成，弟兄几个也没有一个成气候，谁又把握住这个机会啦？这里又说明什么问题？看来，即使是千古明训，时势造英雄也只说对了一半，还应加上一句：英雄识时势。
去年岁末，我在上海办事，经常独自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散步。南京路上有个广场，广场上有个大屏幕广告牌。那个广场比纽约时代广场还大，至少，我在时代广场上只见过高楼，没见过那么大的空间。广场上有巨幅镭射荧光标语：创新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动力！读这幅标语时，我总是很激动。每当夜幕降临，南京路上霓虹闪亮，辉煌壮观，行人如织，衣着时尚。置身其中，强烈的感觉就是时代变了，中国强大了，中华民族的振兴拌着科技大时代的到来而腾飞，步伐铿锵，扶摇九天。回到家乡后，正好赶上市侨联开联欢会，邀请我参加。会上，主持的副主席请我即席发言，当时，我即以看到这幅标语时的心情开讲。我说，赴美仅仅十几年，祖国天天变时时变，在这种口号的激励下，我相信祖国的未来会变得更好更辉煌。我说自己留美回来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一点研究经验和体会，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这点经验和体会跟大家分享。我还不敢说自己甘为人梯，但如果有年轻人有心攀登科学高峰的话，我愿意贡献自己的肩膀，让他（她）们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开完会回到家里，心情还不能平静，我的一位亲戚一句话在我的兴头上泼了一盆凉水。他是师范大学退休了的历史学教授，我问他退休后都干些什么，他说当督导员，发挥余热。我笑了说这很好啊，既有事做，又不太累，还能增加点收入，一举数得，各方都有利，何乐而不为？便接着问他还讲课吗？他说排了课，但不想讲。我很愕然，问为什么？他说没劲。师范学院的文史专业，学生没兴趣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上课没人听，老师没劲讲。这是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与我在大街上看到的表面现象反差太大了。在这个轰轰烈烈的科学救国的大时代里，怎么会有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呢？晚上朋友聚餐，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告诉我一件事，更使我感到吃惊。她说她妹妹有个儿子，小学还没毕业就不上学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孩子不愿上呗。我说孩子不愿上？那父母是干什么的？答说父母也没办法。我心里想，听说她的妹妹家里做点小生意，有点钱，生活殷实富足，这才是孩子不愿上学的真正原因。我这才相信在这种大时代下确实还存在着读书无用论。当时我想，就算这家人衣食无忧，可做那么点小生意算什么？与孩子的前途相比，挣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要是就这一家父母这么想倒也罢了，问题是假如人群中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人与这孩子的父母有相同想法，哪还了得？中国十四亿人口，又该造出多少文盲来？更何况，这些文盲还要影响他们的下一代呢？见网上有许多文章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社会，说二零五零年中国就要全面赶超美国。果真如此，届时那几千万的文盲该怎么办？别说到了二零五零年，就是我们这一代算有点文化的所谓高级人材都有一日不学就有落伍的危机感，更不用说那些文盲该怎样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距离世界先进国家相差还甚远，中国的科技虽然被提到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的高度去认识，去制定相关政策，但几百年来，中国毕竟落后太远，积弱太深了。谁都知道，当傲慢的乾隆皇帝指着西方人嘲笑他们没有膝盖骨的时候，中国便落后西方一两百年了。从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国的科技就再也没有辉煌过。乾隆年代，大约就是欧洲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时，从那以后，欧洲出了多少象培根、笛卡尔、牛顿、瓦特、达尔文、巴斯德、孟德尔、居里及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爱迪生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而在中国，几百年来，这样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象那块土地一样贫瘠，勉强凑出几个，也无法与之争辉论短，更不要说在文学艺术领域了。在真正科学家眼里，在考察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时，决不会仅仅把眼光停留在科学研究的本身，他（她）们知道，科学和哲学人文以及艺术的发展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可在今天的中国大学生眼里，却早已把文史哲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中国以后还会再出大的思想家和哲人吗？当然，这种短视并非大学生的错，他（她）们的学识和阅历还不足以让他（她）们知道除了切身的经济利益之外还应该干点什么？错就错在一种社会意识和导向。日前，我刚好被社区抽去审案，做陪审团成员。那天，我驱车赶到指定的法庭。参加审案的人很多，大约有百十人，男女老少都有。法庭上班前，大家都候在走廊里，开门后又都集中在一间大房里等候案件抽人。不论等在过道里还是大厅上，也不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捧着一本书，一边读一边静静地等待。当时我很有感触，也很汗颜。因为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唯有我手里连本书都没有，探头探脑地挨时间。看看这些人吧，都是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论学历和知识恐怕很少有人可与我相比，可读书的兴趣却比我浓得多。我曾在不同的文章里叙述过这种现象，讨论过这个问题，这种现象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一种社会风气和民族素质决不是一天就能形成、就能提升上去的。可去中国看看吧，中国的书市是怎样一个乱七八糟的情景，而中国的出版界又恰恰是政府管得最紧的一个行业。为什么管得那么紧而水平档次又那么低？整天叫要呼唤中国的文学巨匠、思想泰斗，看看这帮人都在搞什么吧？动辄就是读者对象市场行情，也不管畅销的是什么书，读者的口味到底是什么？要么几个人一合计，炒作一番，隆重推出一个什么大作，闹了半天，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编辑吧，要么就是出书要赞助，要么就是圈内那一套小巧的思维游戏，还美其名曰写作技巧。一件事最好不要说清楚，一句话最好留半句，说什么要给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后来找朋友一打听，说这些人都举办过什么创作学习班，只有进了这种班才能打进他们的圈子，才能符合编辑的审视眼光，在他们的杂志上发文章。他们也不想想，文学难道就是这种雕虫小技吗？不关注社会、人生，不关注国家民族的盛衰、社会的呼吁能有什么好的文学作品？绕着这种思维技巧打转，岂不是地地道道地作茧自缚？政府管思想，领导管市场，编辑管技巧，你说能整出个什么东西来？编辑都没品位还指望杂志有什么品位？杂志没品位还指望读者有品位？十几亿人的大国，一本书五千册卖不出去，美国只有两亿人口，却人人都在捧着书读。科学技术决不是拔苗助长一天就能成的大树，而是一种文化素质的沉淀，厚积才能勃发，而这种勃发，谁也不知会在哪一点、哪一处、哪一天，而只要有厚积，勃发却总是迟早的事。
记得两年前看过一篇短文：“信口开河地瞎掰-驳杨振宁回国后的三次讲演”。在写这段文字之前，首先需要声明，我也不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圣人，就没有可批评之处。诺奖获得者也是人，除了他（她）们狭小的专业范围之外也许并不比常人知道得更多。但无论怎么说，能获诺奖者还是值得尊重的，不能动辄就是人家瞎掰，就说人家连科学咋来的都不知道，在科学技术史方面缺乏基础知识训练等等。该作者一驳杨振宁“技术优先，科学随后”的观点，理论基点是“美国的工业发展始于十九世纪，发展研究开始于1900年，原理的研究开始于1950年。不是科学（应该说是基础科学）而是技术和创新使美国经济腾飞的，同样的经济规律也支配了日本的科技发展，对技术落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
应该说，杨老的这段话讲得十分精彩，而作者却驳他不知“科学领先，技术随后”的最基本常识。这里，作者认为杨老的无知恰恰说明了自己的无知。我以为，杨老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而是透过这个道理看到了特殊的社会发展形态，把这个道理用活了。看似不知，实是知之甚深。我想，这段话肯定是讲给决策人听的，因为政策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在科学发展史上，自爱迪生之后就分为两大类，一是追求自然真理，即基础科学研究，另一种是应用科学知识进行发明创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学技术。从美国和日本的近代工业和经济发展角度考察，杨老说得确实没错。中国是落后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更应该走这条路。道理很简单，假如你口袋里只有十块钱，你肯定会拿出八块钱去购买机器、购买技术，而决不会掏出八块钱去发明机器、改造机器。等你生产发展了，有了钱，想得到更大的发展，自然就要花钱在机器的研制上。考察中国近十年的经济发展，正是遵循了这条路线，应该说，杨老的这番话对中国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作者的第二驳驳的是杨老谈《易经》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不懂《易经》，没有发言权。其第三驳是驳杨老对教育的看法，观点是“目前全世界对大学的责任看法已达共识，即大学有教育年轻人、做尖端研究和为社会服务三项重任。要判断中国某所大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必须将这三点考虑其中。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教育非常成功，理由是中国大学生在中学时代能背出三角公式，而美国学生则背不出。”
以我看，杨老这段话依然讲得很精彩。精彩在他指出了中国和美国的教育各有所长，不应妄自菲薄。作者反驳说这段话的瞎掰是瞎编乱造。作者列出联合国等官方组织对大学评价的“共识”尺度，实际上并没有逃出杨老阐述的三项重任，驳等于不驳。至于驳中学生能背三角公式与办大学有啥关系？正反映出作者对教育的缺识。其一是作者不懂得从上下联系上、从动态发展上看教育，只知机械呆板地分析，因此把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完全割裂开来。其二，从中学生的素质完全能看出大学办学的方向和宗旨，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大学生的素质和水平，因为只要从大学的招生标准就能看出问题。
美国大学尤其是名校招生，考量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中国大学招生只看学生的书本知识。从这里，既能反应出中国大学教育的缺失又能看到办教育的无奈。全面衡量一定比死读书强，中国的教育界不是看不到这一点，但却无能为力。因为中国没有全面衡量学生的社会基础和全民意识，假如照办美国的方法，中国的教育体制一定会大乱。毛泽东时代就反对过片面的书本知识，要推荐，要全面考核，从工农兵中选拔，结果怎样？几乎断送了中国的教育。今天再这样，光是走后门关系户就能把人整死。现在一讲教育，就说美国的怎么好怎么好，美国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原则确实有中国教育学习借鉴的地方，而且值得好好学、认真地学，但无论如何不能照搬全抄。中国学生能背出三角公式为什么不能说中国的学生好？美国不背不能说明他们有什么能力，只能说明他们懒，教育有缺失。该背的不背，该记的不记，都说到用时再到书本上查、上网找，可多了上哪儿查到哪儿找？还讲什么综合分析独立思考？还怎么去探索新事物？我不相信脑子里空空的人还能独立思考，还能创造发明？鬼才相信！女儿在麻省读的是电子工程专业，第一次打电话回家就带着哭腔，说功课太多，考题太难。四年整下来，脱了几层皮。毕业后她骄傲地对我说：我从麻省熬出来了，因此，到世界任何地方我都不怕了。找工作时，要进行三轮面试，问题千奇百怪，刁钻古怪，可很多考官都对她说：你是麻省XXXX专业出来的，这些问题我就不问了。看看，真正有用的东西是什么？还是你坚实的数理基础！很多人上网写文章，乱发议论，这个也说美国的开放式教学好，那个也说美国科技遥遥领先与大学培养创新思维密不可分。好在哪里？你们究竟学到了什么？你们究竟知道多少美国的教育状况？值得反思的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却因贫困和疾病无缘于美国的这种大学教育。现代巨富比尔盖茨虽然考上了大学却放弃了大学教育。这一方面说明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完美，确实能挖掘出优秀人材，另一方面也带给我们深思：究竟发明创造的源泉在哪里？究竟是什么才激发出人的创造热情和思维？我以为，美国的科技创新精神不仅仅来自学校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来自于社会土壤、全民意识以及人类好奇探索的天性。由于这种天性从几千万年的进化中获得，于生俱来，因此，相较而言，更值得玩味的是社会的作用和创造的动机！
简单地说，在美国，无论哪行哪业，无论做什么，只要有创新，马上就注册专利，成立公司，生产自己的产品，名利双收，连孩子都知道这么干。这种创新的意识和欲望甚至渗透到美国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美国生活久了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舒服方便，样样东西用起来都是得心应手，连个开酒瓶盖子的设计都不放过。试问：中国有这样的全民意识吗？有这样的文化熏陶吗？这就应了过去的一句至理名言：需要才是发明之母！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到张五常教授回国在大学里的讲演。他在阐述“明析产权”和市场贸易之间的关系时，言简意赅，连我这个经济学外行都非常清楚，不得不佩服。张教授有些言行甚张狂，我不喜欢，可他做学问却有独到之处，能深入浅出，确有大家风范。他说没有“明析产权”就没有市场经济。而我则说，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科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大国、一个图谋长远发展的宏伟目标，必须把知识产权的作用认识清楚，予以明确，准确实行，否则，科技发展必然走不深、走不远。
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所以我说，对于创新型人材的培养，学校教育是一回事，社会需要和激励体制则是另一回事。只要需要，只要鼓励，中国就会不乏发明创造者！只要激发了热情，激发了人的潜能和聪明才智，就什么都有了。
回国探亲，见到老同学老朋友个个都是意气风发，其中不少人下海经商，干得颇有成绩。有钱了，人的气质似乎也高了，这很让人高兴。成功者们告诉我，说他（她）们是幸运儿，赶上了改革时代。在我面前，他（她）们个个都是时势造英雄的范例。可我们却同时又都处于一个大时代、新时代，人们普遍称之为科技时代、信息时代、知识爆炸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做研究或立志走上科学研究这条路的人又该有何感想呢？我的很多朋友们都圆了经商梦，可我们能圆自己的科学梦吗？要圆这个梦，我们从现在起又该想点什么、做点什么？那国家、民族以及我们的教育又该做点什么？当然，要适应这样的时代，就必须培养大量的专业人材、科学人材。专业培养教育我们不必去说，可我顽固地认为，对于科学发现，对于科学创新，除了研究者的专业培训之外，还必须辅以艺术熏陶，只有这样才能普遍提高科研人员的素质。实际上，具有远瞻性目光的教育家们早就这么做了。这里，我们以举世瞩目的两所大学-哈佛和麻省为例，看他们是如何把艺术教育渗透到他们通识教育的宗旨中去的。哈佛大学前校长尼尔·陆登迅曾在北大发表演讲，阐述了哈佛大学重视人文艺术教育的哲学思想。他指出，面对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的挑战和任务首先应强调人文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最好的教育不但帮助人们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还应使学生更善于思考并具有更强的好奇心、洞察力和创造精神，成为人格和心灵更加健全和完美的人。这种教育既有助于科学家鉴赏艺术，又有助于艺术家认识科学，它还帮助我们发现没有这种教育可能无法掌握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
请注意这段演说的精彩之处：一是人文艺术教育对掌握不同学科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二是人文艺术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可以培养更强的好奇心、洞察力和创造精神；三是人文艺术教育更能培养人格和心理健全完美的人。在这里，应该再加上一条，我认为人文艺术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情趣，而这一点对科学创新至关重要。哈佛校园有三个艺术博物馆:福格艺术馆、布斯诺里辛格博物馆和巫瑟·萨克勒艺术馆，分门别类、分区域和时代地收藏着几十万件艺术作品，其中不乏世间珍品，价值连城。哈佛校园各种艺术活动频繁，女儿在麻省读书时常被哈佛的朋友请去听各种音乐会、看演出，她告诉我哈佛每周至少有五到十场音乐会，且不少都具世界顶级水平。我当然知道波斯顿交响乐团的水平，女儿告诉我波斯顿交响乐团经常免费在哈佛和麻省演出。免费演出，对于世界顶级的专业乐团，这是什概念？有一次去探访女儿，女儿陪我们游览哈佛校园，刚好碰上他们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整个校园好象沸腾了，游行、各种表演和展出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最重要的，艺术节不仅使人欣赏到各种表演，还积极倡导学生们的参与，不管你有没有艺术基础，只要参与，就受欢迎，而且还有奖励。
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艺术教育没有哈佛那种规模、声势和范围，但却非常有特色。首先，麻省的音乐系特棒，女儿说，她们的老师告诉她们，麻省理工学院的民族音乐，其声望和水平超过了所有音乐学院。关于此点，我毫不怀疑。麻省虽小，不仅以工学院誉满全球，属下所有学院都堪称学术领军团队，领导着世界潮流。思隆商学院可媲美UP 的沃特商学院，小小的生物专业竟聚集着八九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据说在麻省读生物专业，GPA成绩超过B即可免试进入哈佛医学院。美国的医学院和中国不同，竞争之激烈令人难以置信，更不用说象哈佛医学院这样行业龙头老大了。
麻省对人文艺术教育的重视可体现在课程安排上。麻省规定本科生在校期间必须修满八门人文艺术或社科课程，拿到三十二个学分，称之为哈斯课程（HASS，即Humanties、Arts and Social Sciences）。女儿选课时为了发挥中文优势，选了门中文课。开始本想轻松通过，谁知一开始就吃了闭门羹。那几天她天天打电话回来，在电话里问我“什么是沙文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巴黎合约’的主旨是什么？”这一问，问得我大吃一惊：小小麻省，开设的中文课竟有这种水准，实在是我始料未及。涉及功课问题，饶是我在朋友圈子里素以中文通自居，此时也不敢胡说八道，妄下定义。于是，搁下电话便去辞海里查找定义，等我好不容易把准确答案整明白后，指望她能得个高分，谁知她来电话告之：被老师剔出去了。这一说，我简直有点懵了，不知道这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我不服气，嚷着要见一见她的这位中文老师。她笑了，说什么呢，老师是嫌我的中文太好了，无需再修她的课。这一说我才吐了口气，问为什么呀？图得就是省劲。她说老师认为如果修了她的课对其它学生就是不公，知道不知道其他同学都是什么水平吗？他们连句子都读不顺呢！后来，据说她又重新选了一门电影欣赏。我听了，笑着说早知你们学校有这样的课，我也去应聘教师了。
除此之外，麻省的学生中还有众多的艺术团体，而且非常活跃。女儿说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学生室内合唱团的成员，她还把这个团排练和演出的录像带放给我们看。小伙子们确实非常活跃，练得认真，演得卖劲，还经常做些滑稽动作，闹个笑话。女儿说他们还经常外出巡回演出，还出唱片，并说他们的唱碟卖得很贵，三四十美金一盘。我笑着问：谁买他们的碟？女儿反问：为什么不买？可畅销啦，连我都想买。我指着碟问：这是你买的？她说那倒不是，是朋友送的。不过，他要不送我就买了。
现在，艺术教育在美国大学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很多名校的重点教育内容之一。麻省院长查尔斯维斯特曾经发表过“科学教育与艺术教育并重”的著名演说，深刻阐述了艺术教育的重大意义。我想，这种意义不仅体现在提高学生的人格品质和生活情趣方面，不仅在于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而且体现在提高学生作为职业科学家的研究素质和能力方面。为什么西方教育能培养出那么多一流的科学家？为什么近代科学的重大发现都是出自西方人之手？为什么至今为止科学的任何一个领域都由美国教育出来的科学家执其牛耳？究其原因，为什么不从西方学者的艺术教育和熏陶中找找原因？得到启迪？
科学研究到精奥之处，能否有重大发现和突破，也许根本不在研究者对专业理解的深度，而在于其它因素，在于学科的相互渗透。“心有灵樨一点通”，那种“灵樨”也许就来自艺术熏染！
前不久，有个朋友同我争论一个问题，他认为现代科学的重大发现再也不会象牛顿、爱因斯坦、克里克、沃森时代的个人模式了。现代科学发现必须依靠精密的仪器和大协作的团队精神，没有科学研究的大协作就不会再有大的发现了。我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是的，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新的发现也就越来越困难，但绝不会单纯是这种科学发现人为想象的模式化。不能否认，现代科学研究的团队精神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在物理学或天体学研究中，也无论是在生物学研究中，似乎早已有了这种明显的趋势。空间站反物质的研究梯队和人类基因草图的测序都是佐证。但无论怎么协作，科学家的个人素质和个人发现都不能忽视，不仅是不可以忽视，而且还必须加强。这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的未解之谜太多，另一方面即使团队协作也不可忽视个人素质的重要。散步的时候，我对朋友说，大可不必为石油而忧虑，因为宇宙存在就是能量的转换，宇宙中的能量是无穷的，也是永恒的。海里的海水，天上的太阳，这些能量为什么不能被人所用？千万别笑话设计永动机的人愚蠢，过去的时代不行，这个时代不行，不等于未来的时代也不行。若把这些能量利用起来，永动机并非神话。因此，活在这个大时代的每个人，不管是否职业科学家，都可以问问自己，我能为这个时代做点什么？我能为科学做点什么？真的到了那一天，中国就不愁没有科技进步、没有科学创新，到那时，中国的科技发展必然会跃上新的台阶！
| 天地一弘 (2014-10-28 00:28: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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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奥。 |
| 默人 (2014-10-28 14:5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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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天地一弘。如果从读者的角度考虑，我对此书的期望首先是可读性、愉悦性，其次才是知识性、科学性。期望有更多的读者。 |
| 追梦 (2014-11-07 07:15: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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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术对中国人思想禁锢不轻。我大学同学写过一篇文章，从哲学的角度看管理，一个清华电子工程博士对哲学、中医、佛教感兴趣，是个全面人才，等我找找，给你个链接。 |
| 默人 (2014-11-07 19:3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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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追梦。我女儿也是学电子工程的，在麻省拿了电子工程和商业管理两个学位，却对医学、哲学和宗教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竭力熏染她，效果甚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