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香港的各大影院正在上映由蔡楚生导演的，以日本占领下的孤岛上海为背景的影片《孤岛天堂》。包括导演在内，这部影片的主创人员大都是来自上海的电影人。这个月，日本政府调整了侵华方针，作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并在与德国和意大利签定军事同盟条约后，开始把侵略矛头指向了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广大地区。

     抗战爆发后，约有一百多万内地人为了躲避战争纷纷涌到香港，使香港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这其中包括了大批的文化人士。

     1940年12月的一个深夜，在香港薄扶林道附近山坡上的一座小楼里，还亮着幽暗的灯光。一位神色悲伤的中年男子坐在书桌前，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纸和笔，准备写下他生命中最后的文字，那是一封留给妻子的绝命书。

     这位男子就是中国著名的现代诗人戴望舒，他写下这封绝命书的原因，是因为一个月前，回上海给母亲奔丧的妻子穆丽娟，突然出人意料地写信给他，要求离婚。为了保全婚姻，戴望舒不惜以死相挟。至此，一对曾经恩爱有加的夫妻最终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戴望舒，1905年11月5日出生在杭州大塔儿巷。戴家是当地一户富裕人家，父亲戴修甫是银行职员，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戴望舒先后在上海大学和震旦大学学习，这一期间，他与施蜇存等人共同编辑《现代》杂志，并开始了诗歌的创作。1932年戴望舒赴法国留学，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翻译了大量法文著作。戴望舒回国后创办了《新诗》杂志，这时的戴望舒已经出版了诗集《我的记忆》和《望舒草》，并因为创作了传世名作——《雨巷》，而被称为雨巷诗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萍:《雨巷》那首诗出来以后呢，不知道多少崇拜者来非常崇拜他，所以那个时候人家说中国只有三大诗人，一个就是徐志摩，一个就是闻一多，一个是戴望舒。

      （《戴望舒与穆丽娟》作者）王文彬：这首诗在艺术上成就了，它实际上是，用叶圣陶先生的话讲，给中国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1935年5月，戴望舒遇见了他诗中所写的，那位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并很快和她结了婚。然而5年后，孤身在香港的戴望舒却正在给这个姑娘写绝命书，原因是这位姑娘提出了要与他离婚的要求。

     这位姑娘叫穆丽娟，1917年出生在浙江慈溪，她是穆家唯一的女孩,她的哥哥穆时英是中国现代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1935年，18岁的穆丽娟刚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受哥哥穆时英的影响，她喜欢读一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并与哥哥的许多文友都比较熟悉，戴望舒便是其中之一。这一年的5月，在自己家中，穆丽娟第一次见到了戴望舒，而此时的戴望舒正在为一个名叫施绛年的女子而陷入情感的低谷。

     （《戴望舒与穆丽娟》作者）王文彬：戴望舒从法国回来以后，发现施绛年已经移情别恋了，他和她相恋八年了，很痛苦。后来在一个公开场合下，打了一记施绛年的耳光，就分手了。

     施绛年是戴望舒的好友中国现代派小说鼻祖之一的施蜇存的妹妹，出国前，两人已经订婚，因为这段恋情是戴望舒的初恋，所以与施绛年的情感裂变让戴望舒一时间失魂落魄。这时，穆丽娟的哥哥穆时英对他的遭遇十分同情，于是便有意撮合他与自己妹妹间的姻缘。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萍：穆时英就有点抱打不平，或者是开玩笑，就对他说，咳，施蜇存的妹妹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妹妹比他妹妹漂亮十倍，我给你介绍。

      对于穆时英的这句话，戴望舒起初并没有当真，但是，当他第一眼看到穆丽娟时，便仿佛见到了雨巷中那个像丁香花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戴望舒与穆丽娟之女）戴咏素：我觉得年轻时候，她非常清纯。就是人非常白，长得很秀气。你整个来看到，她有一种很柔美那种味道，就像中国的那个古典美人那种味道。

     穆丽娟身上那种宁静而古典的美，倾刻间便拨动了戴望舒受伤的心弦，她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位一向追求完美的诗人。于是，戴望舒开始走出失恋的阴影，主动接近这个比他小12岁的女子，穆丽娟。

     （《戴望舒与穆丽娟》作者）王文彬：穆丽娟就讲，当时戴望舒从法国回来，带了一种法国式的桥牌，打桥牌的方法，教我们打桥牌，有时候带我们一块去跳舞，慢慢熟悉了。熟悉嘛，戴望舒在他的江湾公寓租了一套房子，然后，叫穆丽娟去抄稿子。抄稿以后，慢慢就产生感情了。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萍：他们交往起来就是非常顺利，因为她也喜欢文学，她其实是对戴望舒很崇拜的。所以她觉得能和戴望舒在一起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相处就是，是一个非常顺利也非常简单化。

     香港薄扶林道山坡上的小楼里，灯光依旧亮着，心情沉重的戴望舒继续写着他的绝命书，但是5年前在上海的那些幸福场景却不时地浮现在戴望舒的眼前。

     也是1935年的冬天，与穆丽娟相识半年后，戴望舒委托朋友，向穆丽娟的母亲提亲。穆丽娟的母亲为人和蔼可亲，加之穆丽娟的大哥穆时英的支持，提亲顺利地得到了应允。几天后便立下婚约，两人没有举行订婚仪式，戴望舒只是给穆丽娟买了一个钻石戒指，以志纪念，并登报宣布了两人订婚的消息，同时决定第二年六月举行婚礼。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萍：在民国初的时候，这个，名人登报是很普遍的，比如说1922年这个徐志摩从这个国外，英国回来以后，他就立刻登报来说明他和张幼仪已经离婚，比如说郁达夫离婚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要登报的，所以那个时候登报是很普遍的，甚至好像是一个文明的行为。

     1936年的初夏，正在筹备婚事的戴望舒收到了父亲病故的消息，依照传统习俗，戴望舒应该为父亲守孝一年，婚期自然将要拖延，但因为有了前一次的情感失败，戴望舒担心拖延婚期后会发生变故，便决定不顾礼数，如期完婚。

     （戴望舒与穆丽娟之女）戴咏素：我爸爸也很怕失去我母亲这么一个美丽的妻子，所以在我，在我爷爷死，一周年没到，就和她先结婚，按中国的老法子是不应该的。

1936年6月的一天，上海四川路的新亚饭店里异常热闹，诗人戴望舒和穆丽娟正在举行隆重的西式婚礼。高大魁梧的戴望舒西装革履，穆丽娟则身披白色婚纱，显得温柔秀美，他们俩成了当时文艺界中最让人羡慕的一对。

     结婚后，戴望舒和穆丽娟搬到了上海亨利路永利村30号，安定的生活，使戴望舒在创作上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时期，戴望舒应胡适的聘请，开始翻译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这一年，他所筹办的《新诗》杂志正式创刊。20世纪30年代走向诗坛的一批现代诗人，都在《新诗》上发表过作品。

     （《戴望舒与穆丽娟》作者）王文彬：中国应当说自五四以后，有了现实主义诗歌，有了浪漫主义诗歌，都很有成就，但唯独象征主义诗歌这一块，戴望舒应该说是，象征主义西方诗歌中国化的一个最有贡献的一个诗人，推动了象征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他带动下出现了一批很优秀的诗人。

     结婚之初的那段日子，每逢周末，戴望舒都会带穆丽娟到新亚茶室与文友们饮茶，有时候也会一起出去跳舞。这一年的年底，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戴咏素，小名朵朵。这时，沉醉于幸福中的戴望舒写下了诗歌《眼》，来抒发自己仿佛沐浴在爱人眼眸之中，与爱人身心交融的幸福体验：在你的眼睛的微光下，迢遥的潮汐升涨，玉的珠贝，青铜的海藻……

     然而，这对才子佳人美好的情感历程只经历了短短的5年时间，便走到了尽头。

1941年，刚过完新历的元旦，身在上海的穆丽娟收到了戴望舒写给自己的绝命书。尽管这封绝命书写得情意真切无比感伤，但是，穆丽娟仍然坚持离婚。戴望舒在绝命书中写到：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离婚的要求我拒绝，因为朵朵已经五岁了，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萍：戴望舒是一个特别爱美的人，可是他长了一脸麻子，他就感到特别自卑，这种性格就影响他后来与女性的交往。他和别的女性交往的时候，总是不成功。这个时候他真的就要自杀，觉得死是唯一的办法。

戴望舒与穆丽娟结婚后的第三年，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上海成了孤岛，戴望舒准备离开上海，举家避难。

     （戴望舒与穆丽娟之女）戴咏素：因为那个抗日战争嘛，那个时候，全国的那个文化人（很多）都去香港了。

     戴望舒计划先在香港把家安顿好，然后再到大后方去，参与文艺界的抗敌工作，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改变了计划。这一时期，因发明了“万金油”而成为巨贾的胡文虎正在筹办《星岛日报》，他的儿子胡好，希望戴望舒出任《星岛日报》副刊的主编，并支持戴望舒创办他理想中的副刊，于是戴望舒便留在了香港。

      （《戴望舒与穆丽娟》作者）王文彬：香港这块从文艺上讲，诗人的精神世界发生很大变化，他这时候觉得不能做一个亡国奴，应当要走向抗日第一线，所以在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的时候，发表了很多的抗日诗文。

     在编辑《星岛日报》副刊的同时，戴望舒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之一。因为戴望舒等人的努力，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联合香港广大文艺工作者，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就这样，戴望舒和穆丽娟暂时在香港安定了下来。当时大批从内地来香港的文化人只能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而戴望舒却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位于薄扶林道附近山上的一座小洋楼，让家人有个好的住处。他和穆丽娟在楼下的空地上开辟出一个小园子，种了一些瓜果蔬菜，还很诗意地把这里称为“林泉居”。当时一般的朋友都觉得戴望舒和穆丽娟琴瑟和谐，戴望舒在香港的家也成了许多文人聚会的地方。然而，在战乱和颠沛流离中，这个表面平静的家庭，却早已暗流潜生了。

     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文彬，在写作《戴望舒与穆丽娟》时，为两人的情感裂变，曾多次采访过穆丽娟。

     （《戴望舒与穆丽娟》作者）王文彬：她特别给我写了一封信来（说），毕竟相差12岁，而且两个教养也不一样，一个是中学毕业，一个是出洋留学的一个著名诗人，彼此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戴望舒与穆丽娟之女）戴咏素：我父亲是成天看书，一天到晚地看书，那个书简直就是不离手，那么那时候我母亲年轻的一个女的，当然需要人呵护了。由于年龄阅历的差异，再加上戴望舒忙于《星岛日报》副刊的事情，同时又沉溺于书本，穆丽娟觉得戴望舒离自己越来越远。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萍：在戴望舒眼里她是个孩子，他从来没有把她觉得是一个大人，所以任何事情，比如说要去哪里，搬家，就是一些大的这个家庭事情他都不和她商量，都是事后才通知她，所以这些都让穆丽娟感到很不快。

（《戴望舒与穆丽娟》作者）王文彬：她跟我讲，家里像冰水一样，没有任何往来，他是他，我是我，书本第一，妻子女儿是第二。

     性情的不合给戴望舒和穆丽娟的感情悲剧埋下了隐患，但更让穆丽娟无法容忍的是，她觉得戴望舒心里爱的永远是他的初恋情人——施绛年。（戴望舒的外甥女）钟萸：有一部电影叫《初恋女》是戴望舒作词，陈歌辛作曲的。它这个里面就是说，忘不掉施绛年，他说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现在就是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就是，幽兰是施绛年，他心里想的。穆丽娟是蔷薇，有刺的。

 电影《初恋》在1938年4月上映后，由戴望舒作词的主题曲《初恋女》曾一度流行，而穆丽娟每次听到这首歌，却总是倍感伤怀。

（《戴望舒与穆丽娟》作者）王文彬：穆丽娟跟我讲，他们吵起来的时候讲，你把你的感情全部给了施绛年，没有给我。就是说，施绛年和他谈了八年，戴望舒和穆丽娟结婚以后，心里还有施绛年的情结，忘不掉她，所以穆丽娟跟他之间的感情不是很融洽，始终达不到沟通的一个境界。

     1939年7月，已经出现情感危机的戴望舒与冯亦代、徐迟等人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作家》，把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这是抗战时期我国第一份对外宣传的进步文艺刊物。接着又与郁风、叶灵凤等合编《耕耘》杂志，同时刊载内地和香港作家的作品，给广大读者带来了更多新文艺的信息。在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坛上，戴望舒成了一个核心角色。

     事业上有了发展的戴望舒早出晚归，使得穆丽娟更加感觉沉闷和空虚，而此时，两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更加深了两人的情感裂痕。

     1940年6月，穆丽娟的哥哥穆时英在上海四马路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由于政见的不同，戴望舒不准穆丽娟回上海奔丧。半年后，也就是1940年的冬至，穆丽娟的母亲也在上海病逝，而戴望舒却扣下了从上海发来的报丧电报。

     （《戴望舒与穆丽娟》作者）王文彬：戴望舒没有告诉穆丽娟，穆丽娟人家穿大红衣服，冬天嘛，对吧，穆丽娟的朋友，是像叶灵凤的妻子赵克臻还笑她，你母亲死了还穿大红衣服，这时才知道她母亲死了，（戴望舒）不告诉她，这样呢，她就带着戴咏素，把自己的首饰当掉了，坐船走了。

     回到上海后的穆丽娟，因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而悲痛万分，由此她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命运。此时的穆丽娟在戴望舒身上已体会不到爱情，而这一年，她才23岁。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萍：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大学生追求她，而且是疯狂地追求她，就每天给她送花，对她甜言蜜语。穆丽娟这个时候才23岁啊，所以有人追求她，她从来没有感觉到这种罗曼蒂克的情感，因为从戴望舒那儿，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东西，这样她就对未来生活有了一种希望，甚至是憧憬。这个时候她写信给戴望舒要求离婚。

     穆丽娟提出离婚的要求后，戴望舒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立即回到了上海，力图挽回即将逝去的婚姻，但无论戴望舒如何规劝，都无法挽回穆丽娟的心。

     （戴望舒与穆丽娟之女）戴咏素：我爸爸就跪在她脚底下，（我爸爸说）我妈说我拉泡屎你吃了我就跟你回去。我不知道这话说了没有，太残忍了。这时，上海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胡兰成得知戴望舒回来，便托人传话，要他留在上海办报纸，说只要答应，就能保证穆丽娟回到戴望舒的身边，但是戴望舒拒绝了这种交换。他在上海仅仅住了三天，就悄悄地返回了香港。

     戴望舒后来在《示长女》一诗中，悲伤地记述了在这民族危亡之秋，自己的家庭裂变：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绝望之下，性格敏感而又脆弱的戴望舒在痛苦中服毒自杀。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萍：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他会真的去自杀，而且他真的去吃了毒药，而且情况非常严重，但是最后还是被朋友救了。
然而戴望舒的自杀，也没能使穆丽娟回心转意，她的态度依旧坚决：“今天我将坚持自己的主张，我一定要离婚”。

     至此，两人的情感已彻底破裂，双方协商后通过律师办理了为期半年的分居协议，以观后效。

     1941年的秋天，孤独的戴望舒对这段残破的婚姻做了最后的弥补。他给穆丽娟寄去了两本日记，日记中处处体现了戴望舒对穆丽娟的思念之情。他又从他们婚后的照片中，挑选出了30多张充满亲情的照片，制成精巧的相册寄到上海。在相册的扉页上，他写道：“丽娟，看到了这些的时候，请你想到我和朵朵在等待你，等待你回到我们这里来，不要忘记我们”。但是戴望舒的这一心声，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穆丽娟的回音，1943年1月23日，戴望舒正式寄出了离婚契约。

     上海南京西路471弄33号，在这条闹市中仍显安静的弄堂里，年近百岁的穆丽娟，仍然平静地生活着。尽管青春不在，但从老人清秀的面庞中依旧能看到当年那古典俊美的神韵。当我们问起她与戴望舒的那段情感往事的时候，老人笑而不答，最后只是感叹地说：我已到了这个年纪了，不想再回忆那段往事了。

1942年，穆丽娟和《宇宙风》主编周黎庵正式结婚。

1943年5月30日，戴望舒和杨静在香港结婚。

1950年2月28日，戴望舒因哮喘病突然去世，终年45岁。

穆丽娟现年91岁，定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