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后来嫁给建筑学家梁思成——成为梁启超的儿媳。新中国建立后林徽因被任命为设计国旗国徽小组的成员，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设计,对于一个知识女性来说，这非常了不起了。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于1924年访华，估计留下过不少照片，刊登在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的大小报纸上——可我只记住了其中的一幅。那是他4月23日抵达北京后拍摄的，画面呈众星捧月之势：以白发、白胡须的老诗人为中心，其余人物分别是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及其父林长民……他们的身后是密集的树丛与花盆。仅仅依靠这模糊的背景，无法确切地辨别摄于什么地点。是故宫、西山，还是北大校园?都有可能，总之是在北京吧。

　　出于礼貌，还是别有深意?徐志摩站在泰戈尔左首的最边上，中间隔着一袭旗袍、身材婀娜的林徽因，这三位诗人并肩联袂形成的完美格局，如同老树、鲜花与青藤，交相辉映。

　　画外音或解说词，可参考李欧梵《浪漫一代》里的语句：“许多人因泰戈尔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慕名而来。而他的翻译、天才诗人徐志摩的吸引力也无疑是一个因素。徐志摩让徽因在泰戈尔在北京期间充当副翻译，当泰戈尔在欢迎者和好奇者人群中不时地转来转去时，这两人就成为泰戈尔经常的陪同者。泰戈尔本人的访问造成的浪漫气氛笼罩着他们。同他在一起，他们也成了公众人物。这对出色的青年伴着一个高个子、白头发的圣者传为一时佳话。”(转引自费慰梅著《梁思成与林徽因》)

　　在泰戈尔的另一侧，站立着未来的优秀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人。

    徐志摩是泰戈尔在华访问的全程陪同，最先于4月12日抵上海的码头迎接来自印度的老诗人。这老少两代诗人之间不仅毫无代沟，而且一见之下即引为知己，成为二十世纪诗坛上著名的“忘年交”。在来北京之前，徐志摩还引导泰戈尔去杭州看西湖，在一艘桨声悠扬的舳舨上通宵达旦地赏月、吟诗、谈心。志摩甚至向老诗人吐露了自己对一位叫林徽因的北京姑娘的暗恋。以至泰戈尔见到林徽因本人后，都忍不住想扮演中国神话里的月老，替心有灵犀的一对青年男女牵起红线。泰戈尔倚老卖老，很仗义地替志摩去做徽因的“思想工作”，可惜一番好心最终并未促成好事：少女的情怀像深潭般矜持，没有答应。

　　这段感情虽是徐志摩单方面的，已足以感染作为旁观者的泰戈尔了，他相信自己面对的是中国的一位情圣。年轻的诗人即使在单相思，也依然喷涌出照亮夜空的岩浆与烈焰，这燃烧的激情，本身就是无字的诗篇。泰戈尔甚至比林徽因更快地读懂了(说起来有意思)。

　　而林徽因未尝没有读懂，并非心如止水，只不过作为传统女性，她不得不要求自己尽可能保持冷静：徐志摩是有过婚史的男人，他的浪漫令女人们着迷，他的多情又令女人们畏惧……

　　其实早在两年前，志摩就亲口向徽因求过婚，并表示愿与元配夫人张幼仪离婚。“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费慰梅语)

　　这是善良的林徽因无法做到的事情。甚至比让她爱上一个人更难。即使徐志摩真是所向无敌的情圣，也闯不过林徽因这道关的。因为这是一道林徽因自身同样无法闯过的关：她有着先天性的禁忌与顾虑。林徽因选择了那张与泰戈尔合影里的另一个人：梁思成(梁启超之子)。她后来果然成了梁启超的儿媳(1928年正式举办婚礼)。

　　徐志摩还是于1922年3月离婚了。梁启超作为其恩师，闻讯后特意写了封信加以谴责，劝诫志摩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志摩给恩师复信：“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的伴侣。要是我找到了她，那是我的运气；要是我找不到她，那是命该如此。”

　　泰戈尔代志摩求情时，林徽因已名花有主。因而是徒劳的。老诗人只能一声长叹而作罢。

　　他特意为林徽因赋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可否这么解释：蓝天隐喻志摩，绿地暗示徽因，而作者本人则在两者之间扮演了微风的角色?传情的微风，最终发出的是一声叹息。唉!

　　这首诗或这个故事，使徐志摩显得更浪漫了，使林徽因显得更纯洁了，使泰戈尔显得更伟大了。也就是说，这段纯粹停留于情感与想像层面上的情史，并不至于贬低相关的各位人物，反而使之上升到艺术化的境界。诗意本身，或许比爱情更重要。因为世间的每一桩爱情，不见得都是有诗意的。更不见得都能成为脍炙人口的故事。能拥有林徽因这样的知音或红颜知己，虽然未成眷属，也是徐志摩的幸运!

　　志摩与徽因，陪伴泰戈尔会晤梁启超、胡适等文化精英，陪伴泰戈尔去大学里演讲，如影随形。这是那个贫乏的时代里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三人行”!我想老诗人回到印度之后，仍时常回想起那其乐融融的情景——两位异国的青年男女，多多少少使之恢复了青春活力。

　　那张照片里的泰戈尔，美髯飘拂，颇像民间传说里的老寿星(或西方的圣诞老人)。泰戈尔的六十三岁寿诞，恰巧也是在北京度过的。5月8日是泰戈尔生日，徐志摩新创办的新月社，为之主持了生日庆典，共有数百位北京各界名流前来捧场。

　　徐志摩真是热爱泰戈尔。泰戈尔的代表作有《新月集》，志摩就把自己的文学社以新月命名——志摩与徽因，都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新月派诗人。在这次晚会上，新月社隆重上演泰戈尔的名剧《吉特拉》，颇受宾客欢迎。

　　剧情中的爱神由志摩饰演，公主由徽因饰演。他们联手演了一出爱情戏——在舞台上。借助剧情，徐志摩总算可以淋漓尽致地渲泄出内心饱受压抑的情感——而不用担心遭到观众谴责。他一定觉得：泰戈尔的这幕爱情戏剧，简直是为自己与徽因量身订做的；《吉特拉》的台词，更是与自己的心灵独白不谋而合……莫非泰戈尔真是来自异域的预言家?更重要的，是在志摩眼中，公主就是徽因，徽因就是公主——正如人生就是舞台，舞台就是人生。他是在演戏，还是在做梦?这是梦境，还是实景?现实、梦幻乃至戏剧，全混淆在一起了。

　　一切都像是奇迹。《吉特拉》的剧中人，居然在遥远的异国寻找到各自的化身。一位中国的爱神，和一位中国的公主。

　　徐志摩确实是爱演戏的——要在今天，他没准能成为演艺圈明星。没准他会不写诗了，改行当演员，进军百花奖或奥斯卡什么的。其实在中国诗坛上，他也照样是明星式的人物：有诸多的绯闻，以及层出不穷的崇拜者(追星族)。

　　我看过另一张老照片。是徐志摩的剧照，剧本已非《吉特拉》了——更主要的，是女主角也换了。不是窈窕淑女林徽因，而是一个叫陆小曼的少妇。在剧照里，徐志摩与陆小曼身穿戏装，眉目传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乃至罗蜜欧与朱丽叶等古今中外的经典情侣。

　　在我想象中，徐志摩就是二十世纪的怡红公子。北京有他的大观园。正是在这里，他遇见早已嫁为军人妇的陆小曼，一见钟情。虽然罗敷已有夫，志摩照样穷追不舍——没意识到这是在“破坏军婚”吗?陆小曼颇具上流社会的贵妇人风韵，熟谙琴棋书画，加上天生丽质，因而令新月诗人倾倒。两人一拍即合，共同办沙龙、演话剧、诗酒唱酬。陆小曼心中也顿生“恨不相逢未嫁时”之感。

　　新版才子佳人，不亦乐乎，直弄得满城风雨。小曼这样时尚、开放的女人，其实更适宜生活在巴黎，而非北京。社会压力越来越大。1925年，志摩只好远足欧洲半年，避避风头，但在旅途上又不断把炽热的情书寄回这座令其魂萦梦绕的城市。陆小曼，就是那本著名的《爱眉小札》的收信人。志摩隐秘而温柔地称之为“眉”。有点酸吧?更酸的是志摩写他与小曼儿女私情的一首诗，标题竟然叫《别拧我，疼!》——活脱脱勾勒出那位一颦一笑皆风情万端的俏佳人。

　　第二年志摩回到北京，小曼已与豪爽有余、细腻不足的夫君解约，守候着归来的诗人——恐怕也只有她，能拴住那颗酷爱云游的赤子心。柔情化作千尺线。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故事，如今已成独领风骚的一段惊世情史，当年却是北京城里的一桩丑闻。志摩的审美观挺杂的，既倾慕林徽因这样的冰雪淑女，又痴迷于陆小曼那交际花式的娇媚魔力。

　　我还浏览过志摩与小曼的结婚照。虽只一瞥，却牢牢记住了画面里戴金丝眼镜的白面书生，和他的明眸善睐的新娘。甜蜜的笑容永远留在了纸上。真不忍心惊动这一对金童玉女的春闺晓梦!

　　这一对传统道德的叛逆者，于1926年10月3日举行婚礼。地点好像在北海公园。数十年后，有一首新中国的流行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是在北海的水面诞生的：“小船儿轻轻——推开了波浪，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每逢听见这熟悉的旋律，我鬼使神差般回想起一场遥远的婚礼：徐志摩与陆小曼，也曾在北海荡起双桨——荡起爱的双桨，婚姻的双桨。

　　只可惜，其中的一只桨意外地折断了(过早地夭折)：1931年因飞机失事，徐志摩坠亡于上海飞往北京的途中……

　　那场早已消失的婚礼，证婚人是梁启超。有他的书信为证——白纸黑字，足以证明空中的鹊桥非虚构也：“昨天我做了一件我不愿做的事——在徐志摩的婚礼上当证婚人。他的新婚夫人以前是王守庆夫人。她爱上了徐志摩，同王离了婚。这是极端不道德的。我骂过徐志摩好几次，可是没有效果。由于胡适和张彭春一定要我担任这个角色，我就在婚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严厉批评了新婚夫妇。年轻人往往受到自己的感情所驱使，不能控制自己，破坏了传统的安全保障。他们掉进了使他们遭受苦难的陷阱。这确实是可悲和可怜的。徐志摩真是很聪明，我很爱他。这一次我看着他沉沦，很想救他。我真的在尽一切力量来救他。”

　　那是一次尴尬的婚礼，威严的证婚人把一对新人训斥得面红耳赤。据说梁老前辈的祝辞别具一格：你们都不是第一次结婚了，希望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大意如此)……作为恩师，他当然有权利在爱徒的婚礼上耍耍威风。只可怜志摩与小曼——再没有比他们更难为情的新郎新娘了。

　　好在这跟两人感情一路上遭遇的诸多磨难相比，只能算小菜一碟。况且这无疑已是最后的压力——毕竟，胜利在望，期盼已久的婚姻帷幕就要正式拉开了。而新生活的帷幕，正是他们以眼泪、以心跳、以锦绣的文章和陶醉的呓语共同编织的。不容易啊!
　　说实话，我个人倒是很同情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无情未必真豪杰。多情，又如何不丈夫?人生在世，能轰轰烈烈地爱一场——爱得死去活来，不为虚度也。芸芸众生如我辈，羡慕还来不及呢：只苦于想爱却无合适的对象、绝妙的机缘，当然，更无与生活拼个鱼死网破的勇气——只好老老实实地作观众，替别人的生离死别流泪、感叹。

　　大半个世纪前的徐、陆二人，真赌徒也——居然还赌赢了。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尚是半封建的社会，儒家礼教能压死人的。徐志摩与陆小曼，比受缚于陈规戒律的罗蜜欧与朱丽叶幸运之处——在于他们排除万难、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成功举办了以订终身的婚礼。但由证婚人的唇枪舌剑，以及满城的风言风语，可以看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不亚于刑场上的婚礼了。徐、陆二人在婚礼上，还必须继承承受传统道德的刑讯、世俗势力的鞭挞。好在他们顶住了!顶住了一切压力。也许他们确实背叛了全社会——却是为了忠实于自己，为了不辜负对方。

　　可见，志摩在情感上，绝非文弱书生也，有一股灯蛾扑火的劲。而小曼，亦非胆怯的弱女子。只要其中某一人稍为示弱，头顶的月亮就圆不起来，就将与乌云同归于尽……

　　双桨还是荡了起来。推开乌云，推开波浪，推开那些劝阻的手，和嘲讽的眼神。在北海，徐志摩与陆小曼，接受了风雨最后的洗礼。

　　由于天妒英才，志摩早逝，他们的婚姻是短命的。或许爱神施舍给旁人终生享用的甜蜜，也只够他们挥霍四年的。他们的四年婚姻(已是超常的蜜月)，其实浓缩了别人一生的幸福。再延续下去，恐怕囊空如洗的爱神也会技穷的。如此一想，又觉得爱神是公正的。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徐志摩遗诗：“拥抱我直到我逝去/直到我闭上眼睛/直到我飞、飞、飞向太空/变成沙、变成光、变成风。/啊!苦痛!苦痛是短的/暂时的。快乐是长久的/而爱情是永恒的/我、我要睡了……”写给谁的?写给陆小曼的吧?他至死都在呼唤着小曼的拥抱。

　　陆小曼也确实一直拥抱着徐志摩的灵魂。她的后半生，以泪洗面，以编纂徐志摩的遗稿度日——与其原先的社交明星生涯形成鲜明对比。她在1943年《爱眉小札》重排本序文中说：“我现在正在重新打起我萎顿的精神，要把这个计划自己来实现……等这部全集出版时，我对志摩所欠良心上的债务才算清债，那么我死了也是瞑目了。”

　　大概是在解放后，这一代名媛寂寞地病卒于北京城的一所医院。

　　志摩与小曼，死后会化作蝴蝶吗?他们的灵魂，是否能在天堂里会合——继续拥抱?

　　还有一张老照片：一对青年夫妇，男穿白衬衫与背带裤、手持太阳帽，女穿碎花旗袍，并肩依偎于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前，背景是九龙回音壁、硫璃瓦及木质梁柱之类。这是梁思成与林徽因。摄于1936年——他们结婚已八年了，琴瑟相和。他们是婚姻的另一种幸福榜样。

　　十二年前他们与泰戈尔合影时，还都是少男少女的模样。可在这幅照片里，彼此都很成熟了。

　　用一位美国友人的话来形容：这是“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志同道合，相敬如宾。他们的家安在北总布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

　　徐志摩曾经进出过这个院落：“北总布胡同的房子成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家。每当他的工作需要他去北京时，他就住在那儿。他既是徽因的，也是思成的受宠爱的客人。在他们的陪伴下，他才会才华横溢，而他也乐意同他们一起和仍然聚集在他周围的那些气味相投的人物交往。”(贾慰梅语)

　　然而自1931年11月19日以后，徐志摩再也来不了这里。其实那天，他本想来的。结果却殒落在向北京飞来的途中。

　　志摩的死，对徽因也是一次打击：永远地失去了一个高山流水的知音。她没有像伯牙那样摔琴。从此却很少写诗了。

　　林徽因在给徐志摩写的悼词中说：“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增加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兴趣相同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

　　徐志摩像一只仙鹤般飞走了。令陆小曼空虚，也令林徽因空虚。令爱过他的女人空虚，也令他爱过的女人空虚。

　　志摩的爱，是怎样的一种物质啊!是闪电、火焰与海水。是清风、明月与诗篇。

　　爱是志摩的生与死，是志摩的幸与不幸。是他存在与消失的理由。

　　他爱过的女人，爱过他的女人，都将永久地生活在对他的怀念之中。

　　在一系列当事人都已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二十世纪末，中国推出了一部叫《人间四月天》的电影。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对诗人徐志摩的怀念之中。

　　徐志摩是黄磊演的，林徽因是周迅演的，陆小曼是伊能静演的。

　　爱演戏的徐志摩，终于等到了由别人来扮演他的时候。

　　他的灵魂，会在地下——抑或在空中，偷偷地看这部戏吗?

小石虎胡同：1922年徐志摩回国后在这里的松坡图书馆第二馆工作

西单北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展示着都市的活力，驱散了初冬的寒意。沿着人行道，我悠然地前行，很快就在路东找到了路牌：“小石虎胡同”。

明清两代，这里均称为“石虎胡同”。传说，胡同里原来有座古庙，庙前有座石雕小虎，胡同因此而得名。1965年整顿地名时易名为“小石虎胡同”。

走进小巷，北边是“民族大世界”的平房店铺，南边则是“中友百货”的大楼。行人进进出出，或是乘兴而来，或是满载而归。现在，这里看上去只是一条商业街，一点也没有老胡同的味道。

然而，仔细看看路北那些平房，一块块青砖灰瓦，在五光十色的店铺门脸遮掩下偶露峥嵘。我转了一圈，从堂子胡同、西单北大街又回到了小石虎胡同。显然，这里曾是一处气势恢宏的大宅院。在东墙上，我找到了“小石虎胡同33号”的门牌——按照我查的资料，这里正是清代右翼宗学的旧址，据说曹雪芹曾在这里当过教师。1913年改为蒙藏专门学校。后来在其东侧建松坡图书馆第二馆。上世纪90年代，成为了“西单民族大世界”。

1918年，徐志摩离京，赴美留学，1920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1922年底，徐志摩回到北京后，先在东板桥妞妞房瞿菊农的住处借宿，几天后搬到了陈博生的住处，很快又来到石虎胡同7号(今小石虎胡同33号)好春轩居住，出任松坡图书馆第二馆的英文干事。

和前两次来北京不同，此时的徐志摩，已经是一位风度翩翩、学贯中西的“海归”才子。但是，他也不再是当年无忧无虑的快乐少年，不时显得心事重重。在英国求学期间，他爱上了才女林徽因，但因为种种原因，二人的关系没有明显的进展。1922年3月，他在德国柏林与发妻张幼仪离婚，又怀着对心上人的美丽憧憬，于年底来到了北京。

小石虎胡同成为徐志摩诗歌事业的新起点，在此他写下大量诗作

或许是为了向心上人展现自己的才华，或许是为了在当时的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徐志摩拿起了笔，开始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感。他虽然不是中文系科班出身，但早在英国留学期间，便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偶有试作。回国后，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在这种气氛感染下，徐志摩大量用新诗的形式进行创作。从1923年1月至3月，他在《努力周报》、《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诗文。

在《希望的埋葬》一诗中，他写道：“希望，只如今……如今只剩些遗骸；可怜，我的心……却教我如何埋掩？……我收拾一筐的红叶，露凋秋伤的枫叶，铺盖在你新坟之上，——长眠着美丽的希望！”那凄美飘落的红叶，是一种典型的北国意象，是否也象征着他发现林徽因爱上梁思成之后，那完全破灭的希望呢？

在《北方的冬天是冬天》一诗中，他写道：“北方的冬天是冬天，满眼黄沙漠漠的地与天：赤膊的树枝，硬搅着北风先——一队队敢死的健儿，傲立在战阵前！不留半片残青，没有一丝粘恋……田里一只困顿的黄牛，西天边画出几线的悲鸣雁。”徐志摩用粗犷的句子，勾勒出一幅“旧京冬日图”。如果细品诗意，不难体会出，其间仍浸着一丝若隐若现的悲凉。

新文化运动的最初几年，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均对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的尝试，而徐志摩的诗，以其全新的气息、自由的排列、较长的篇幅，特别是鲜明的节奏感，一下子引起了文坛的关注。清华大学、北师大附属中学等学校，接连请徐志摩去办文学讲座，更使他名噪京城。

1923年春，徐志摩应聘为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1924年春，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在北京先农坛演讲，徐志摩担任翻译。其后，北京学界在协和医院礼堂为泰戈尔开祝寿会，徐志摩在戏剧《齐德拉》中扮演爱神。泰戈尔离京前，徐志摩又陪他前往法源寺观赏丁香。在海棠花下，徐志摩作了一夜的诗，一时传为佳话。就这样，这位南方才子，在京华努力地生活着，积极地行走着，用一颗纯真的心灵、无数悠扬的韵律，书写出那个时代最华丽的诗篇。

1924年春，徐志摩在今天的小石虎胡同创办了新月社。

1924年春季，徐志摩在石虎胡同好春轩住处的墙上挂了个牌子，上书三个大字：“新月社”。新月社的前身，是徐志摩与朋友们两周一次的聚餐。大家饮酒赋诗，有时徐志摩还表演京剧和昆曲的唱段来助兴。徐志摩曾这样评价新月社的沙龙：“房子不错，布置不坏，厨子合适，什么都好……有舒服的沙发躺，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

整整八十七年过去了，那些过去的文人雅士，有什么踪迹留下吗？我走进“民族大世界”的平房中央，展现在我眼前的，是被店铺占据的院落。大喇叭里放着劲爆的RAP音乐，更添光怪陆离之感。我在网上看到，这里有一株几百岁高龄的枣树，本想一睹真容，但它已经被那高高的挡板围起来了，不能靠近。我退出院落，换个角度，才勉强看到它那光秃秃的树枝。枣树啊枣树，当年你一定见过新月社的才子们，欣赏过他们潇洒的风度，聆听过他们飘逸的朗诵，如今，你已被商业的洪流所包围，被市井的喧阗所征服，会不会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呢？你可曾记得，徐志摩写下的那首诗，那首优美的《石虎胡同七号》：

“我们的小园庭，有时淡描着依稀的梦景；雨过的苍茫与满庭荫绿，织成无声幽冥，小娃独坐在残兰的胸前，听隔院蚓鸣，一片化不尽的雨云，倦展在老槐树顶，掠檐前作圆形的舞旋，是蝙蝠，还是蜻蜓？……”

东松树胡同：徐志摩在这里办起新月社俱乐部，并与陆小曼热恋

离开了石虎胡同，我从西单南下，来到宣武门东，再向东走，进入西松树胡同。这里已经盖起了楼房，不复老胡同的风采。一直往东，过了北新华街，便来到了东松树胡同。胡同两侧都是老式平房，大体还保持着原有的格局。几声悠扬的鸽哨，在空际中飘荡，时而近切，时而幽远，更衬出胡同里的宁静。

徐志摩创立新月社后，还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松树胡同创建了新月社俱乐部。据作家韩石山先生考证，准确的时间是1925年1月。俱乐部的成员，既有“研究系”的梁启超、林长民、蒋百里、张君劢等，还有“海归”知识分子胡适、徐志摩、陈西滢、丁西林、林语堂等，以及一些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如沈从文等人。后来，徐志摩从石虎胡同搬到了东松树胡同，新月社与新月社俱乐部也就合二为一了。

在这里，徐志摩除了继续自己的文学事业外，还经历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恋情，与才女陆小曼坠入了爱河。时隔六年，1931年7月8日，当徐陆二人的感情出现裂痕时，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写道：“你又何尝是没有表情的人？你不记得我们的‘翡冷翠一夜’在松树七号墙角里亲别的时候？我就不懂何以做了夫妻，形迹反而得往疏里去？”可见，对于徐志摩来说，东松树胡同的那一夜，是如此的浪漫温馨，又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在那里，诗人对灵魂自由、爱情自主的追求，得到了又一次升华。

在东松树胡同转了转，我没有找到任何与新月社有关的遗迹。漫步其间，透过初冬那温暖的阳光，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依稀看到两个年轻的身影，手挽手走向远方……

兵部洼胡同：徐志摩与陆小曼在此共筑“爱巢”

从东松树胡同向东走，便来到了兵部洼胡同。这是一条宽阔的巷子，与其叫“胡同”，更像一条大街，笔直地往北，接上石碑胡同，可以直接望见西长安街。东北方向的国家大剧院，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而从老地图上看，原先的兵部洼胡同并不直，中间还拐了弯。显然，我看到的笔直胡同已经是近年来城市建设的产物。

许多史料都提到，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后，第二个月便在北京“中街”租下一处院子，与陆小曼共筑“爱巢”。北京叫“中街”的地方很多，究竟是哪一个呢？现在最有名的应该是东直门外的新中街，但在民国初年，那一带还是荒郊野地，徐志摩断不可能在那里居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925年底写的日记，附有若干友人的通讯地址，其中徐志摩是“兵部洼中街39号”。这恰与史料上记载的徐志摩迁入中街的时间相近，因此，“中街”应是“兵部洼中街”的简称。而在各种方志上，老北京叫“兵部洼”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现在的兵部洼胡同。因此，徐志摩和陆小曼住的兵部洼中街，就位于现在的兵部洼胡同。至于为什么要叫“中街”，很可能是因为原来的胡同不直，拐了弯，把中间的那段单独取了名。

徐志摩在日记中记叙了和陆小曼在兵部洼中街的生活：“曼又正迁居到西屋，窗前安着书桌；窗外一株寡妇相的丁香，靠近墙边无聊赖的站着。但它多少也有几张青叶子，看着也不无安慰。偏左一株樱桃，几星期前，勉强放了几朵珠子大小的寒伧花朵，随后气也不喘一声，就僵僵的站着死了；也不顾它左右年轻的玫瑰看了灰心。我们打算一半天把它挖了去，也好保全这小园春色的体面不是？”在这个陌生的小天地，二人相互扶持，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徐志摩依然热情地接待朋友们。渐渐地，东松树胡同的聚会转移到这里，他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比如叶公超。无论如何，在兵部洼胡同，徐志摩的事业与生活均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米粮库胡同：徐志摩生前在北京最后的住处

沿着地安门大街向北，在路西，有一条胡同，从地图上看，呈倒“几”字形。这就是米粮库胡同。胡同的南侧，是一排老式房屋。1931年初，徐志摩离沪返京，便寄居在米粮库胡同4号的胡适家中。

1926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办了婚礼。两个月后，为了躲避战乱，迁居上海。此后，徐志摩曾在上海和南京的一些大学里担任教授，还办起了《新月》月刊，成为新月派的灵魂人物。其间，他曾再次来到英国剑桥，在回国途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作——《再别康桥》。

1931年初，由于“上海生活于我确实不相宜，再兼北方朋友多，加以再三的敦促”，徐志摩又回到了北京。春季开学后，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他在米粮库胡同4号的暂住之地，又是什么样的呢？我看见屋外停着汽车，显然屋内还有住户，我不能打扰他们，只能通过阅读史料来了解。据前人记载，米粮库胡同4号有个长方形的院落，十分宽敞；一栋洋楼，一片松林，相映成趣。徐志摩住在楼上向阳的一大间，与胡适长子的房间相邻，屋内有暖气炉，屋外有浴室，条件非常理想。

这期间，他与陆小曼两地分居，因为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在六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之间来回奔波了八次……1931年11月11日，徐志摩乘飞机最后一次离开北京。他悄悄地离开，正如十六年前，他悄悄地来；那别离的时刻，他可曾“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离京后，徐志摩先到南京看望朋友，又到上海与陆小曼团聚。陆小曼不听劝告，坚持吸鸦片，二人发生争吵，徐志摩一怒之下离家出走。11月19日，徐志摩乘飞机返回北京的途中，因突遇大雾，飞机在济南郊外的党家庄触山坠毁。一代天才诗人，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浪漫而传奇的一生，再也没有回到北京、没有回到那个见证了他浪漫才情、带给了他甜蜜爱情的地方……

踏着夕阳的余晖，我离开了米粮库胡同，离开了徐志摩在北京最后一个住处。无端地，心中默诵起他那首《云游》：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在天的哪方或地的哪角，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现代诗人、散文家。汉族，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改名志摩。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1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康桥(剑桥)月色

徐志摩与诗本来是一无家族渊源，二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却一反往常，不写则已，一写不止，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暴发期。这时期他虽然写了那么多诗，但现今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的也仅有二、三十首，大部分都散失掉了。但从尚能见到的有限的诗篇中，还可以约略窥见徐志摩初期诗作的状况和他的思想印痕。

这时的徐志摩为什么写诗象着了魔似的，他是怎么暴发诗情的？

首先，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是他生活的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的。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因此，这时期，他创作了象《夏》、《夏日田》其次，此时，他个人生活“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像《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再有，他所以倾向分行的抒写，是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于是借助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

因此，徐志摩对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徐志摩：《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乡怀国之情缠绕着他，于是在1922年8月离开欧洲，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

回国后，徐志摩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现实社会的纷扰，扰乱了他内心的平衡，有时还感觉精神上的烦闷和焦躁。于是他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诉之笔端，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志摩的诗》

1922 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徐志摩论》）。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志摩的诗》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比如《沪杭车中》。

这个诗集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像《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志摩的诗》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不足。撇开内容不谈，就以表现形式来说，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也有不规整之处，诗的技巧还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但他俩全不顾这一切，可一时又难以解决，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萨）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因此，这部诗集就题名为《翡冷翠的一夜》，这个诗集，除了有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还有象《西伯利亚》、《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他也写了一不少爱情诗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五卅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引起他的“愤慨”和“悲切”，为纪念“三·一八”，他写了《梅雪争春》，揭露了军阀屠杀无辜，连十三岁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大帅》、《人变兽》的诗篇中，暴露了军阀活埋伤兵、杀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怀疑和颓废”，认为现在是受罪时期，因此，不少诗篇失去乐观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他诅咒生活，赞颂死亡，要辞别人间去殉恋爱。想象奇特，思想灰暗。当然，这个诗集也还有少量调子比较积极明朗的诗篇。

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

《猛虎》与《云游》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出个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编选，1932年出版的《云游》。这两个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多数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经过“波折”，他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另一方面，他对工农革命又感到恐惧和抵触，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部与现实生活脱离，抒写他自己“微妙的灵魂的秘密”。有的诗歌无病呻吟，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而且，他的思想立场与进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顾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将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入诗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在极度幻灭和绝望的时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学来鼓励自己。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空泛和贫乏，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不论在诗行的排列，音韵的铿锵，节奏的明晰，用词的推敲上都较前几个诗集有了变化和发展。对此，茅盾有过很恰当的评论：“圆熟的外形，配着谈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论》）。

“跑野马”的散文

徐志摩不仅写诗，同时也写散文，在其全部创作中，其成就和影响更为显著的，除诗歌外，恐怕就要数散文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跑野马”的散文比他的诗好。

徐志摩一共出版过《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三个散文集和一个单篇散文《秋》，计三十三篇（未收集中还有不少）。除《秋》篇写于1929年，其余三个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间。他的散文内容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有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也对艺术发表见解和评说，有一事一议的小品，也有说长道短的书评。他的散文表现了很强的个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构成了他的散文的“别一世界”。

第一个散文集《落叶》，完成于他创作的“泛滥”期，共八篇，内容各异，表情达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谈人生，谈社会，谈政治，谈艺术……不受任何约束。首篇《落叶》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所作的讲演稿。他企图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如何解决生活的枯燥和苦闷的问题。《落叶》篇贯串其间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扬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微”来缀补这个破烂社会的大网。徐志摩正是基于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观点，执信人的感情的无限作用，在生活本体与大自然里。“他认为人若要摆脱人世的苦恼和压迫，就要争得自由发展的“真纯的个性”，最好的途径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因此，有人说他“《落叶》诗篇是充满着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满着康桥时代的憧憬。”（穆木天：《徐志摩论》）

继《落叶》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继出版了《巴黎的鳞爪》和《自剖》两个散文集。这两个集子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写他在1925年出国欧游的所见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灵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这两点上都比《落叶》集更为突出和显露。《巴黎的麟爪》集中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天目山中笔记》、《吸烟与文化》等篇，是属于写景抒情散文一类。醇厚的兴趣，活泼的情绪，丛集于笔端，便构成了这类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辑《自剖》辑共六篇，大部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畅露的，文笔也是生动的，然而，调子是低沉的，认识是空幻的。

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诗一样，具有启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浓郁的诗情，使得哲理和诗情两相融合，这构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点。作者在独自领略风光妙处的同时，总在宣扬他那“人类应该回归自然，与自然融合”的观点。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徐志摩散文艺术上另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诗很难严格的区分。他将诗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难以分开，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是一种诗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化。徐志摩这种散文诗化的倾向，是与他在接触社会现实过程中，思想产生振动和郁积，而又急于表达的一种“急不可待”情绪的反映。

小说、剧作、翻译

徐志摩在其将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写作诗歌和散文外，同时还写了一些小说、剧本并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后断断续续又写了一些，共计十一篇，后以《轮盘》为题合集出版，这是他的唯一的小说集。

他的小说不外乎写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和外国的某些社会风尚，同时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国社会的某些生活侧面，题材是不广的，容量是有限的。他的小说多用浪漫主义的笔法，着力于人物的内心感受的发掘和心理活动的刻画。在小说中，作者又好用诗的句型、艳丽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笔调，因而，他的作品带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独特的华丽”（沈从文：《轮盘自序》）的格调。他的小说有的情节过于简略，近于速写，不那么“完全”；有的只是“直着写，没有曲折，也少有变化。”（《轮盘·自序》）必须指出的：他的小说多数写司空见惯的男女恋爱，很少触及当时社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尖锐问题。

徐志摩也热心倡导过戏剧活动。1923年新月社成立时，他积极组织戏剧活动，还创办过《剧刊》，也演过戏，但是他很少写剧本。他只写过一个剧本，叫《卞昆冈》，还是与陆小曼合写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在徐志摩的文学生涯中，翻译倒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写诗也译诗，他创作小说、散文，也翻译小说散文。曼殊斐儿一共有两个短篇小说集《园会》与《极乐》，共二十多篇，徐志摩选译了其中八篇，自英国康桥译到中国上海，并在1927年，以《曼殊斐儿小说集》白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5年，他在编《晨报副刊》时，又翻译了伏尔泰的小说《赣第德》并连载于副刊，后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并列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译的英国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说《玛丽?玛丽》，也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外，他还译过一些诗和散文。徐志摩的翻译也有他的偏爱，他说“除了曼殊斐儿是我溺爱，其余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玛丽玛丽·序》）

“新月”活动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23年春，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了《晨报诗刊》，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刊》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刊》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出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个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沈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至1933年6月终刊，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著作，其中也有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作品。不过，这已是新月派活动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员虽各有差异，就其整个政治倾向而言，却是日趋反动。但是新月派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这条“连索”似乎还没中断。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出了四期，陈梦家在1931年9月，从《晨报诗刊》、《新月》月刊和《诗刊》上选了十八家诗人八十首新诗，编成一本《新月诗选》，从这些待作中，多少可以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新月派为梁实秋、胡适等人所左右，到了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随后，它也便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