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个从未消失于公众视野的名字，人们对她的争议也从没有断过。
然而张爱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也许从来都没有人知道，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无疑聚集了一大堆的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同时，她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千金，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又显得那么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都很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她会在文章里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却在美国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也许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有人说张爱玲是一口古井，淘不尽，挖不完，深不见底。
是的，她惊艳而淡雅，华丽而脱俗，高傲又现实，神秘却又不失亲切。也许她更像是一杯苦酒。时间或许会滤去其中浓烈的部分，但那淡淡的余香却永远令人回味。她笔下的人物多是畸形的、变态的、复杂的，她所展现的社会，是纸醉金迷背后的凄楚，是高歌艳舞背后的哀声，读来似隔岸的渔火，又似窗外飘过的箫声，像考究的黑白照片，于光影之间，诉说着意味深长的故事。
没错，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是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的。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小说集叫做《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
张爱玲有着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基本是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又一度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在文坛中赫赫有名的她，却因为和胡兰成的失败婚姻，最后只得远走他乡!
也许从来就没有人能理解和明白张爱玲这个传奇的女子，她走过这个世界真的只为自己，“千万年，在时间的无涯荒际，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碰上了，也没有话可说”，就连那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也显得是那么的多余。
然而，这一切又构造了如此传奇的张爱玲。
1920年代的上海，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富贵景象。但在这宁静的繁华中其实蕴藏着深深的危机，时代的大变革将在其中发生裂变。张爱玲就出生在中国这个激流洪涛般的大时代。那是一个秋天，张爱玲降生，父母为她取了个小名，叫小煐。
张爱玲生在民国，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来自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像的。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一生落寞守成、碌碌无为，与在史书上留名的李鸿章、张佩纶等的辉煌生涯形成强烈反差。张廷重生于1896年，没多久清朝就灭亡了，他成了一个出身豪门贵族、身带“皇”气的遗少。他拼命玩乐，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在醇酒妇人中碌碌一生。他身上的恶习，如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等等，不一而足。
而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虽然出身传统的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为清末民初民主自由气氛和五四风潮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她虽也缠过脚，但籍着开化的思想，“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从清朝走到了民国，走向了现代。
由此可见，张爱玲的父母之间是非常不和谐的，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更是思想意识的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根源。黄素琼并不甘于被不幸的婚姻完全束缚住，她要去寻求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借口小姑需要监护便偕同出国了。她自己更名为黄逸梵，成为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那时，张爱玲4岁，她将从此失去母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张爱玲的童年生活注定是苍凉、冷漠的。
张爱玲清楚地记得，母亲临别那天上船前还伏在竹床上痛哭，爱玲站在母亲的竹床前看她哭得如此伤心，感到手足无措，却没有哭。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张爱玲童真的心灵里，多年后她这样回忆童年时对母亲的感情：“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
张廷重在妻子出走后的生活过得很潦倒。1927年，他在津浦铁路局的小官差也丢了，这使他觉得颜面扫尽，深受刺激。于是他给远在国外的妻子写信，承诺戒鸦片，不纳小妾，请她回来。为了挽救婚姻，为了对子女的教育有所安排，于是她回来了。
但黄逸梵这次出国游学更拉大了两人在知识上、思想上的差距，他们间互相妥协而达成的和解根本就不可能长久。果然没多久，他们之间的争吵又开始了，这次黄逸梵的态度尤其坚决，她说：“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于是他们协议离婚，他们彻底分开了，所保留的唯一的联系是母亲可以干涉张爱玲的教育问题。
1930年，10岁的她被带到黄氏小学入学时，母亲一时踌躇着不知填什么名字。她觉得“张煐”这个名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可匆忙中又不知该用什么名字，于是临时用英文名“Eileen”的音译名“爱玲”，作为女儿入学登记用的名字，等想好了再给她改过来。但母亲决不会想到十余年后这个普通的名字红遍上海滩，“张爱玲”三个字永驻文学史上。
不久，黄逸梵又要去法国留学，临行前她专门到黄氏小学去看女儿。张爱玲的感觉似乎麻木了，恩怨不断，悲喜频交，她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当母亲走出校门，张爱玲远远看着红铁门徐徐关闭，泪如雨下。她的痛哭，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十岁的自己。
张爱玲对于母亲的感情是很浓郁的，她喜欢母亲，更崇拜母亲，她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的母亲。而她的性格中有很多无意识地承袭下来的母亲的影子。张爱玲当时也许没有从父母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的纠葛中感觉到剧烈的痛苦，但她的性格、处世的观念和态度等等却就在这样的成长历程中逐渐形成了。
张爱玲的母亲曾给过她两条路让她选择：“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毅然的选择了后者，然而，母亲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而母女间的矛盾也在一天天地、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形式在慢慢地激化。张爱玲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就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试。后来战乱逼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但她没有后悔。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成为了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的新星的来临。张爱玲的这两篇文章是发表在由周瘦鹃先生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的。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下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地位。
在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里，有这么一个章节《民国女子》写的就是张爱玲，“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而让人气愤的是，作为一个有妻室的男人，胡兰成对这件事写的是洋洋自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文中的她指的就是张爱玲。胡兰成笔下的张爱玲简直就是超凡脱俗，作为妻子，丈夫在外面与别的女人鬼混，张爱玲不但不吃醋反而满不在乎，并且十分支持，然而这，可能吗?
这当然不可能，胡兰成要么不了解张爱玲，要么就是在为自己的薄情开脱，其实最开始追求张爱玲的时候，他依然是一个有妇之夫呢。然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深处爱当中的女人，怎么可能会不在乎?
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则把她的在意隐约写进了小说。 “在振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白玫瑰，一个是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这是张爱玲与胡兰成交往三个月之后，开始写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小说的男主角振宝和他朋友的妻子娇蕊偷情，而当风情万种、热情似火的娇蕊提出要为了振宝与自己的丈夫离婚时，振宝吓病了，他根本不想为了娇蕊而背上不道德的骂名，所以他抛弃了娇蕊，之后，振宝娶了静如止水的孟烟鹂，但与娇蕊比起来，妻子太过沉闷，她并不和振宝的意，婚后不久，振宝开始在外面嫖妓，胡作非为，最后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后，振宝决定重新回归家庭做个好人，小说中，张爱玲似乎把自己化身为振宝，他写了振宝对于介入别人婚姻的内疚与恐慌，张爱玲似乎又把自己化身为娇蕊，写了她对这份不道德感情的真心付出，但最终，张爱玲还是没有给这样的感情一个好下场，小说中张爱玲写下了这样一段经典名句：“也许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红玫瑰是热情奔放的，白玫瑰是安静婉约的,纯洁可爱，当你同时碰上这两朵玫瑰，你会选择哪一朵。
有人说，张爱玲是把男人看透了才会写出这样冷峻又鞭辟入里的文字，然而仔细的品一品，这话里似乎又透着那么一丝的酸楚和无奈，而这酸楚与无奈，无疑就是胡兰成带给她的。
《半生缘》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离婚21年后写的小说，这一年，48岁的张爱玲在半生缘中返还了爱情本来的美好，她让顾曼桢与沈世钧一见钟情，真心相爱，张爱玲似乎仍然相信着爱情的本真，顾曼桢在给沈世钧的信中写到，“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这句话流传了多年，依然打动着无数渴望爱情的人们，然而，张爱玲又安排了重重磨难，最终让这对有情人错过了一生。
也许那份本真的爱情张爱玲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她的落笔尽是遗憾，基调全是苍凉，虽然离婚后，胡兰成曾托人带话给张爱玲，想要和好，后来又多次写信想要挽回，但张爱玲没有理会，半生缘中，分别多年的恋人重逢，顾曼桢对着沈世钧只剩下了一句话“我们回不去了”。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为自己描了一副桃花朵朵开的风流才子相，又名有姓的写了8个女人，没名没姓的不计其数，张爱玲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离婚后，张爱玲没有在任何一部作品，或者公开场合，再提及过胡兰成这个人，胡兰成成了张爱玲心中永远的痛，再不能触碰，无法释怀，她曾这样形容自己“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而她在多年后一部小说的卷首语中安慰自己说“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张爱玲把她一生全部的感情都倾付给了一个有才无德的汉奸，有人说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当中永远都无法抹去的黑点。在两个人短暂的三年婚姻里，张爱玲是满心欢喜的把自己地道了尘埃里，而最后他低的连胡兰成都看不见他了，而她开出的那朵花，也永远的枯萎了。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
就象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头说的：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就在张爱玲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恋爱了。而令她神魂颠倒的就是当时为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大汉奸胡兰成。
张爱玲对这段恋情，可谓是毫无计较的拼命付出。她甚至不介意胡兰成有家有室，不介意他汉奸的身份。显然，张爱玲是一个只生活在自己故事里的人，她一旦动情，就会像飞蛾扑火一般，是个至情之人。
纵观张爱玲的一生，胡兰成是个无法回避却又最具争议的人物。他的4段婚姻8段恋爱，令许多“张迷”对他的始乱终弃与滥情恨之入骨，认为是他毁了张爱玲的一生。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是浙江嵊[shèng]县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上海才女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求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象个作家，倒象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小姐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这怎么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
《滚滚红尘》这部电影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1990年上映之后，一举获得了台湾金马奖的8项大奖，电影当中，林青霞与秦汉将一位女作家和一个汉奸在乱世中的爱情故事演绎的缠绵悱恻，柔肠寸断，这部电影影射的其实就是作家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一段往事，但是现实版的故事远没有电影里演绎的那么可歌可泣，现实中的这段情。张爱玲爱的痴苦，而胡兰成负的轻薄。
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温州之处时，千里迢迢寻觅他希望他回心转意，然而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多多少少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他们的婚姻也只维持了短短的三年，却也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同年结婚。
时间已经接近了1944年年底，当时的政局也在明显的动荡不安。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自然也有了危机感。有一个傍晚，胡兰成对张爱玲说为了避难，自己恐怕需要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了，而一往情深的张爱玲则回应说： “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然而胡兰成毕竟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人，后来刚到武汉不久，他便又与汉阳医院的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而随后胡兰成还和她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而张爱玲对此更是一无所知。
直到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此时，他才将小护士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此时，张爱玲的心肯定是被刺伤了，但是她依然默默的接受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的末日也来了，就在他逃亡到温州的日子里，他又和一位名叫范秀美的寡妇开始了同居生活。
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然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这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三角关系，无论如何都只能是尴尬。因为怕范秀美的邻居对三人的关系有所猜忌，他们三人都是在旅馆见面的。胡兰成对于张爱玲的介绍则是自己的妹妹。胡兰成对张爱玲似乎没有丝毫的愧疚，在他的心里，张爱玲是一个冷漠、从来不会委屈也从来不会吃醋的女人。
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夫妻像”吧。
张爱玲真的是委屈的，她的心里只有这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的心里却装着几个女人，叫她怎么能不感伤?
张爱玲在温州呆了20天后，决定离开，她走的那天，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这场雨，也冲刷了他们曾经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已经知道，她这一生最美的爱情，已经走到了辛酸的尽头，再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从温州回到上海后，张爱玲写了两个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两个剧本的稿费一共是30万，张爱玲全部都寄给了胡兰成，只是想让他逃亡的路上少受点苦。和钱一起寄出的是张爱玲的分手信。
1947年，张爱玲与胡兰成正式离婚。这一年，张爱玲27岁。
文字背后的张爱玲，20岁就透出了中年式的冷峻，到了中年，已有暮年的凉意，其人其文都是如此。乱世的凌光，繁华的虚空，时代的悲风……她带给了读者无尽的猜测、无声的思索和无可名状的感动。当我们沐浴阳光时，她已思索严冬的苦寒;当我们热衷于现实时，她站在彼岸，只在淡淡的月光中留下清冷的一瞥;当我们憧憬未来时，她好不留情地撕碎梦想的花瓣。
她没有鲁迅的尖锐，却在无形中更巧妙地揭示了人性的压抑，她没有庄子的潇洒，却在潜移默化中带给了读者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她无意于政治，却在作品中直指混乱的政坛带给人民的痛苦，她无意于金钱，却直斥金钱给人套上的黄金枷锁……正如《烬余录》中所谈她从那些“不相干的事中”“刮去一点浮皮”，亲眼看到“炸弹将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她坚信“人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这显然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同，她还原了人的世俗性，质疑一切神圣的价值，不论海誓山盟的爱情，青春勃发的热情，还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切都是不可信的。
如此寂寞透骨的张爱玲在1995年的那个秋天，孤独的仙逝于洛杉矶的公寓，几天后才被发现。据说，她死前最后一件衣裳是一件磨破衣领的赫红色旗袍，像极了她曾经绚烂一时而后却平和闲淡的一生。
这就是“旗袍丽人”张爱玲，艳绝一时，凄凉无限。当岁月一页页翻过，那些渐渐褪去了桃红配葱绿的曾经妖娆，正如李碧华说的那样，如同乱纹中依稀一个自画像：稚雅，成长，茂盛，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