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一个来自遥远边城的外省青年怀揣着青春梦想以及对文学的满腔热忱奔京城而来。当他夹着铺盖从前门车站走下火车时，立刻被眼前豁然开朗的城市所吸引，于是他站在月台上说了一句：“我是来征服你的。”这个青年名叫沈从文，这一年他21岁。

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初来北京的这年冬天沈从文蜷缩在湖南会馆一间没有炉子的小屋里。弹尽粮绝、天寒地冻，可他连一件棉袄都买不起。幸好郁达夫冒着鹅毛大雪来到他的住处。让郁达夫吃惊的是这位青年一边流着鼻血，一边正在用冻僵的双手伏案写稿。看到这，郁达夫解下自己的围巾替他围上，然后领他去街上吃饭，并把衣兜里剩下的几块钱全部给了他……

沈从文一生曾三进北京城。施蛰存回忆：“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1923年来到北平，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战。1924年，已在《现代评论》和《北京晨报》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等人……”施先生不愧为文坛大家，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沈从文初来北京的轮廓。然而四年未满，他就因军阀张作霖在北方制造白色恐怖，而随同冯雪峰、丁玲、胡也频等一批青年文人南下，移居上海。三年后他返回北平，经胡适推荐在中国公学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沈从文随同清华、北大（合并为西南联大）师生南迁昆明。1946年，沈从文携带家眷绕道上海回到光复后的北平，至此，他的后半生便留在了北京城。

子冈先生有一篇题为《沈从文在北平》的文章，为我们活生生地勾画出了沈从文在北京的生活。“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间灰色或淡褐色的羊质长衫，身材矮小，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字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

1933年沈从文发表了一篇文章《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划分为“海派”和“京派”，褒扬“京派”而贬低“海派”，并自居于京派之列，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南北文坛的大争论。正是这篇文章将沈从文推到了当时文坛的焦点和核心。那个时候谁会想到，沈从文后半生竟会远离文坛、四十年沉寂呢？

1948年，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名列其中。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同时留下的还有他的朋友杨振声、朱光潜、梁思成、金岳霖等教授。沈从文此时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游离于两个政党之间的自由主义作家。他此时似乎已经洞察到自己的结局，从而为他的后半生埋下了伏笔，实际上这也预示了整整一代旧知识分子的命运。

时间很快进入到1949年。1949年沈从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当时14岁的沈从文长子沈龙朱成为这次精神危机的见证者。他说“1949年1月，原来旧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贴出很多大字报，大字报转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我去北大，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1月以后他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1949年3月的一天，14岁的沈龙朱看见父亲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阻止父亲再次的自杀行为。几天以后沈龙朱上学，“父亲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手腕的动脉，割脖子上的血管”。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沈龙朱的表舅———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有呻吟的声音，推门的时候门纹丝不动。张中和破窗而入。“父亲已经用小刀将手腕上的动脉、脖子上的血管划破，处于昏迷状态，头上手上的鲜血流得一塌糊涂，样子很吓人。”张中和把沈从文送到了位于德胜门外的安定医院。被医生救活的沈从文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

“1950年代，在停了文学创作以后，他在很多阶段曾经有过不少次试图重新掌握用笔的能力。做过很多努力。”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回忆说，“他封笔以后，党的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总理、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学作安排，严文井这些老朋友向他约稿，都希望他能够回到专业作家队伍中来，不要在博物馆搞他那些东西。……但这对他来说，很矛盾。……真要拿起笔来的时候，还是心中有顾虑。虽然是‘小阳春’，文学里的禁忌还是很多。”1953年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通知：其作品因内容已过时，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为焚毁。

1966年，“文革”开始，沈从文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罚扫女厕所，他写出的那本大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被列为毒草，印不出来了；他在东堂子胡同的三间住房，被人挤占两间；家八次被抄，书稿图籍、文物什物有的被抄走，被毁掉，有的堆在院里，只好论斤卖掉。到了1969年11月，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沼泽地区看鸭子、看菜园子。有一次他和几个人上街，看到咸宁纵横交错的街道，有人说不要找不到回去的路，沈从文指着住处附近火葬场那高高的烟囱说：“不会迷路。只要看火葬场的烟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归宿。”

……

1978年，受胡乔木的关怀，沈从文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并配了助手。1981年，一部从“文革”前就呕心沥血的八开本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精印出版。胡乔木致函祝贺：“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后来这部著作成为国家领导人出访赠送外国元首的礼物，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空白，从而奠定了沈从文由著名作家到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代服饰学家的地位。

沈从文作为20世纪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他的作品《边城》、《湘西》等影响了至今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作家。然而他的人生经历却是如此的曲折坎坷。他前半生叱咤文坛、威震八方，后半生青灯黄卷任浮沉。从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四字到1988年去世，在这长达四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沈从文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与苦闷。为了证明这点请允许我引用他“文革”期间的一份“检查”来说明问题，“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试问，人世间还有比这更令人揪心的么？好在沈从文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愿随波逐流。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说：“我觉得父亲在晚年的时候有一种对世事的洞彻，他已经能超越他的际遇看人看事了。”的确如此，沈从文是一个能耐得住寂寞的纯正之人,愈到晚年愈不看重功名，对人间荣辱，有着超然的态度。

1983年沈从文患脑血栓，造成部分瘫痪。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享年 86岁。在他去世的第三天，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多家媒体均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而国内只有《文艺报》一家发了50个字的短消息。据说，沈从文的葬礼放的不是哀乐而是他生前最喜爱的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依据先生遗愿和家乡人民的请求，在逝世4周年的祭日，即1992年5月10日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距离县城中心一公里半的杜田村的“听涛”山下。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碑石正面，集先生手迹，其文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先生姨妹张充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一代大师，悄然而去，留给后人无限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