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萌与《南方周末》关于“回乡知青（返乡知青）”的对话（节选）
南方周末：你提到“知识青年里还有农村出身的回乡知识青年”，他们人数最多，比城市知青的待遇和出路却差了很多。这究竟是为什么？
刘小萌：上山下乡活动的发起和初澜，主要是与回乡知青联系在一起的。直到“文革”爆发以前，官方从未讳言回乡知青是上山下乡活动的主体。后来，随着城镇知识青年掀起上山下乡高潮，回乡知青明显受到官方媒介的冷落。
从1968年城镇中学毕业生大规模上山下乡时起，国家就规定所有农业户的毕业生“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如果说“文革”以前少数农家子弟尚可通过艰苦努力考入高等学校，从而改换“农业户”门庭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他们的基本出路就只有子承父业了。
他们从农村中来，毕业后又要回到农村去，对这个似乎顺理成章的规定，许多农民子弟并不愿接受。即便是下放农村，他们也希望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子弟的待遇——顶着“下乡知识青年”而非“回乡知识青年”的名义。下乡知青固然带着接受“再教育”的重任，但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待遇，非回乡知青所能企及。动员时，他们可以申请到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工（或兵团战士），挣工资；下乡时，国家按人头拨给安置费；尤为重要的一点，在未来的招工、招生时，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叶的十几年中，农村的普及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回乡知青的人数因此猛增。他们一部分来自县镇一级中学，更多的则来自遍地开花的农村中学。“文革”10年中，下乡的城镇知青共有1400余万，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数倍于此。
1970年代末，下乡知青大举返城之际，国家迫于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在想方设法广开就业门路的同时，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大量清退城市农民工。1978年初明确提出：“今后城镇用工，基本上不从农村招收。”需要补充职工时，主要是招收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也可以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当然不包括回乡知青，因为他们属于农民身份。1979年各地开始严厉清退农民工，被清退的农民工中包括许多回乡知青。这样一来，进一步凸显了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回乡青年与下乡青年在就业方面的不平等。
南方周末：这种不平等可以避免吗？
刘小萌：这种不平等，归根结底是由于城乡差别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政治体制造成的。在这种体制下，逐步形成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其轴心是严格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将全国人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部分。
与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住宅、粮食、教育、医疗、就业等项制度。在所有这些方面，非农业户享有国家提供的一些待遇，是农业户可望而不可及的。
两种户籍是一种身份限制，这种身份还具有继承性。城镇青年下乡时，虽由城镇户口改为农业户口，名义上是“农民”，却保留着档案，有专门的管理系统，有安置费、补助款，有国家平价补助的粮食、燃料，有招工、招生时的专门指标。乃至最后，国家按照对城市人口实行“统包统配”的旧模式，将他们收回城市重新分配了工作；而回乡知青的“先天不足”，只不过他们的父辈是农户，所以他们也就天经地义地被认为应该务农。是改革开放逐步冲破了城乡间的森严壁垒。
（文章来源于网络，特致谢）
| 梅子 (2014-09-17 03:35: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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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萌，男，北京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双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8年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转回河北农村原籍，后上技校，当工人。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史学硕士学位，专著《中国知青史——大潮》获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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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桐白云 (2014-09-17 07:0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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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这个身份被歧视是一种认识上的缺陷，是人类文明史里的污点。 |
| 梅子 (2014-09-17 13:1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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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硬性政策卡死人，这种做法怎么都说不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