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大标题：“知青研究要突破瓶颈，必须强调‘历史学轨道’”，文中有“研究框架”，“正确的学术之道”等字样。三十年了，我很少看到，几乎没有看到过媒体的理论版、学术版，刊登研究知青运动的大篇长文，类似文汇笔会、解放朝花、晚报夜光杯上的闲散文字，写知青是有的，但那些千字文肯定不“学术”。关于知青命运，回忆和现实，形而上或形而下，历来是民间蓬勃，官家萧瑟，网上蓬勃，纸上萧瑟；突然“主流”要在轨道上来“正宗”地突破瓶颈了，通过“学术”抵达“正确”，这算什么意思？

    况且，在国内外，已经出版有多种宏观叙述“知青运动”的论著，不知这些著作是否统统被视作了没有“突破瓶颈”的著作，老知青们是否应该恭敬地等候喊出“突破瓶颈”口号者的大作问世？因记忆沉淀，暮年回首而逐步兴起的知青个体叙事，是否就更没有资格踏进这个“学术”的院墙？知青运动的研究，怎么就成为了学术“侯门深似海”，一介平民不得入的题目？

    崔永元编撰的上下两集的《一个人的抗战》，口述实录的都是80岁左右老人的片段回忆。这样年龄的耄耋老人，当年的“大头兵”们的白话片段，想必今天是怎么也进入不到“学术”范畴里面来的。但是，其价值非凡。知青们绝大多数是小小老百姓，说白话，说实话，说家常话，一般是不考虑轨道、“框架”和“学术”的。不太“学术”或根本不学术的讲讲自己的老故事，旧心情，行不行；即使有话语权，也要被撇除在“知青研究”的范畴之外？

    已经不是平民的绝小部分知青，他们有时也会来说说知青的，不知学者们是否觉得他们的表述，有职位的“高度”垫着，就很轨道，很框架，很学术，很正确？


  

  “学者”中，有的在20年前编辑过一本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我被约稿，写了一篇《毕业》。被刊用了。

    把书找出来，看看这篇连自己都几乎“忘了”的文字。1994年5月出版，那么，约稿的时间应该在1993年的下半年，或接近年末。编辑者的后记书写日期，是1993年7月。

     年深日久了，这是一篇在网上“查找不到”的文字。当年，大概还没有使用电脑，是手写的。我重新在电脑上抄录一遍，现在放在这里。这东西，是不是学术的，是不是在轨道上的，是不是在框架内的，我不知道，但这确是我当年的情绪和看法，现在依然。尽管，此文中有几句话，让我现在写，可能会更加直接，更加深恶痛绝，或更加委婉，更加弯弯绕。

    古诗：自此光阴归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

    社会闲散人员的心态是：别人要求我“必须”如何，我肯定是不“必须”的。

附：

                                                                       毕业

    如果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初考完后的心情是焦灼，那么毕业时的心结则是忧郁，全然没有“崭新生活”就要开始的豪迈。因为迈进大学校门，我已经29岁，毕业也就32岁了。

    有过我们这样一代大学生吗？班级有两个属狗的男生，相差整一轮，小的一个是高中应届毕业生，大的那个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故而班内有“老狗小狗”的戏称。

    已经由知识青年上升至知识分子了，然而今后走哪条路，如何选择自己的职业，依旧得听天由命。在北大荒的黑土地听惯了“人定胜天”，但，人好像从来没有胜过天。人算不如天算。

    一个上海分配名额，给了个哈尔滨青年，其夫人已经回上海，团聚过于一切。再说，同学间也无须多争论。校方对上海籍学生的“政策”，是写上“到上海人事局报到”，我们这六七个同学，就此变成足球，被一个大脚踢回上海。

    每周一次，上福州路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处“申诉”。心中虽然对自己仍属“人民”感激万分，但总感到“市民”比“人民”更实惠。年长的或年轻的接待人员，在长桌后面不那么耐烦地回答着问题。

      这时是1982年，没读书而“病退”“困退”的知青大抵已于1979年安排结束，早在上海的工资表内领工薪了，现在又来了一批“学退”的。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大学毕业属于国家干部，“哪里安排哪安家”。可我说，我是老六六届初中，北大荒农场十年，难道还一定要到不是上海的地方才能闹成革命？到上海就不是革命或者“反对革命”？

    那上海有着一千多万人，是干什么的呢？

    话有点蛮横，但也不无道理。人生漂泊的不定感，不能过久地主宰一个人的感情，难道非要让一个人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心中之火被浇灭，方才算得上某种社会的成功？

    不光是从北大荒上学的，还有云南的、贵州的，甚至还有上海本地大学毕业的，“哪里来哪里去”，有一大批农场考生还得返回崇明去。好几位今天已经踏上领导岗位的，那时也在我们常去福州路的申诉行列中，每次都能碰上好几十个人。

       我有种“求乞感”，让人救救自己的屈辱意识。又让我有这么多人处于同等地位，尤其是其中不乏上海学生的感觉，而感到酸楚的安慰。

    两个月后，我被安置到农口的一个机关，“农来农去”，但“老三届”不再下农口基层。如是政策如是摆布。我在农口机关填上户口登记表，又立即通知我买国库劵，好，买！为这个上海户口，这第一个月的工资全买，也行......

    一年后，设法调动当记者去了，一当十年至今。上海，我已经很陌生了。同样，上海也不认识我这个它所哺育的子弟了......

    今天，“老三届”这块招牌很响亮，几乎是中流砥柱一代人的代名词；当初，不过是类似老弱病残上了公共汽车希望别人能让个座位坐坐的照顾对象。拒绝我们，其实是拒绝了一代精华。

    命运的转折，背景是重要的。在大学中，多次念到“机遇只喜欢有准备的头脑”，可是，有准备的头脑的个体性历史突破，几乎不可能；在这个充满改革意识的现在，也寥寥似童话。一句老话，近似于遗忘了：拨乱反正。这是否定文革，开始新时期的最大天幕。

    再者，知识的命运，某种程度上谓之的智商的命运，脑力的命运，首先是人的命运，智商及脑力运载工具——肉体躯壳放置的物质命运。一个农民的命运，简言之是种地的命运，从锄头到拖拉机，是他一生最大的意识与行为飞跃。没有1979年大返城，没有第一、第二届大学生的归位，中国今天在各个领域将缺少一个层次，会大大减少通达干练又富有人情味的社会气息。

      “老三届”开步得何其早矣，十六、十七岁就面向社会，而真正的事业起步，又何其晚矣，大都在三十岁之后。他们的崛起，带有一种异军的味道，他们是一支特殊意义上的移民部队。

    令人惋惜的，是他们在舞台上的时间不会很长。退隐或消失，也将会轰轰隆隆发出时代响声的。不过，我们会坦然处之。

     因为我们曾被这块土地狠狠地咬过一口，所以我们也就狠狠地咬住这块土地。也许这对于“地球村”的博大是一种狭隘的观点，但至少表现了一个男子汉的气概。这样的男子汉，无论走到哪里，都行。存在内容的更换，最先并不取决于我们，然而末了的句号由我们来划。圆否，眼下没法说，但我们的苦僧风格，自律传统，坚韧品行和忧患意识，是我们献给这个古老国家的最忠诚的礼品。

                             作者单位：《文汇报》社

                   （ 摘自《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