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革命小将”被利用后的悲惨结局
高考“推迟”半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由“批斗牛鬼蛇神”、“大串联”升级为翻来覆去的“夺权”和愈益剧烈的“全面内战”。晋东南地区和长治市的“夺权”和“反夺权”（并不是反对“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是反对由另一派夺权，要求由自己这一派夺权）争斗得非常激烈，在相当长时间里你来我往地呈僵持和胶着状态。与此同时，两派的“武斗”也逐渐升级，发展到了动用迫击炮、装甲车等武器装备真枪实弹地互相开火、攻城略地，双方背后的军队实际上也卷进去了。有的军人常常换上便装、带上抢枝弹药，参加到所在一派的“武斗小分队”里去“执行任务”。在武斗最厉害的那一段时间里，三天两头有打伤人、打死人的消息传来，大家当时似乎都麻木了，习以为常了。我校的一名初中生返回住地时不小心踩上了自己这一派埋下的地雷，当场就被炸死了。我的两个初中同班同学在本市的另一所中学读高三，他们都曾被对立一派的“武斗小分队”抓去当了俘虏，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了性命。据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不少地方和城市的“武斗”甚至比我们这里还要厉害得多。在这种愈来愈恶劣的情况下，最高决策者原先关于“高考推迟半年”的许诺根本没有人再提起了，早被扔到爪洼国里去了。
到了1968年后半年，严重混乱的局面稍微平稳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已经胜劵在握，不再需要利用“革命小将”们去上火线、打头阵了。但是，小将们业已被激发起来的亢奋心态和“天不怕、地不怕”精神不可能在短期内被遏制，这对于刚掌权的新贵们反而成了一种负面威胁。为了把这股凶猛的洪水疏散开去，最高决策者采取了一种很便捷的策略，就是把“革命小将”们打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山西省的工矿企业比较多，中学生原籍农村的也比较多，所以，1968年没有将“老三届”整体发配到农村去，而是将其分作了两部分：父母系农村户口者回老家务农，父母系城市户口或极少数情况特殊者被分配至厂矿当工人。父母亲都是农民的我，本该回老家“修理地球”，侥幸遇到了一个机会，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当了一名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高三”为了生存而“飞鸟各投林”，累累若丧家之犬，1966年6月17日之前忙着准备高考的情景完全成了遥远的隔世之梦，想都不敢想了。我们班的同学们散伙分别、各奔东西时，大家的心情都沮丧到了极点，连一张临别的全班集体合影照都没有留下。同学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初中毕业后踌躇满志、兴致勃勃地上高中、奔前程（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过，除师范之外的中专学校概不招生，高中的招生数量也很少，许多县都是只招一个高中班，很难考），五年之后竟然落了这么个下场。至于恢复高考，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二年即1966年之后11年的事情了。但此时的“老高三”们已到了“而立”之年，绝大多数都挣扎在社会最底层，所得收入极其微薄，而且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过日子，生存状况很艰难、很窘迫，有几个人能重振鸿鹄之志并丢老弃小、抛妻别子、义无反顾地去考大学呢？植物开花亦有时节，如果开花时节遭遇冰雪严寒的惨重袭击，枝叶凋零，花蕾尽落，过几个月以后再让其重新开花，那委实是“咦吁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老高三”群体在社会底层的痛苦挣扎
我爱人也是一个“老高三”，她的一个同班同学1977年时正在一个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他下了很大决心准备参加高考以改变自己眼下的穷困处境，但步行几十里来到县城以后，左思右想，实在不忍心把务农的老婆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扔在家里受煎熬。于是，他去到我爱人办公室絮叨了一番自己的苦衷后，身心疲累，情绪茫然，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阵子，根本没有去考场就打道回府了。我爱人的另一个同学倒是参加高考并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了，但他上了不到一年的学，老婆、孩子在家里的日子苦不堪言，他只好办了退学手续。类似此二位的经历，在“老高三”中决不在少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班30多个同学，我所知道的在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并上了大学的只有4位，约占十分之一。而且，恢复高考后各大学录取学生有一个未成文的默契，都不愿意招年龄大的考生。“老高三”是参加高考队伍中的年龄最大者，他们即使高考成绩很好，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大学。可以想像，当绝大多数“老高三”看着比自己年龄小很多者纷纷走进自己11年前就应该走进的考场和大学时，其内心的苦涩和酸楚是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比“老高三”早一年的1965年高中毕业生近乎全部地顺利考上了大学，但他们只上了一个多学期的课，“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停课闹革命”了。1963、1964年考上大学者，基本上都到农村去参加了一年左右的“四清”，其在校学习时间和1965级大体相同，比“老高三”多不了多少。这一批“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大学在读学生，通称“老五届”。有一个和我很熟悉的1964级“老五届”曾亲口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个高中毕业，和你们差不多。”然而，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大规模地实行领导干部“四化”，既年轻又有文凭的“老五届”被整体性地提拔到了各级各类领导岗位上，并且在此后20年间越来越成了全国各层次、各领域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他们不仅在领导岗位上呼风唤雨、大显身手、官运亨通，而且由于他们的荫庇，其亲属们也大都生活得很优裕、很风光。相比之下，“老高三”却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他们较之比自己年龄稍大的“老五届”，因为没有文凭而在各方面越来越被摔到了社会底层；他们较之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因为在年龄方面处于劣势，竞争力又越来越趋于弱化；他们要得到自己应有的“社会回报”，一般都得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奉献和辛劳；而改革开放的“成本”和“代价”，则往往要摊到他们的头上。因此，在企业职工“下岗”的队伍里，在小学教师“裁员”的队伍里，在各单位分配住房老也轮不上的队伍里，在孩子上大学需要交学费、家里买房子需要讨腰包而自己实在是囊中羞涩的队伍里，在以年龄划线必须提前退休的队伍里，以及诸如此类“倒霉事”的队伍里，大都能看到“老高三”的身影。当“老高三”们远远地仰视着并不比自己在校读书时间多多少的“老五届”们飞黄腾达、鲜花着锦的身影时，他们心里无疑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压抑、郁闷和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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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本文原稿曾于2006年在《炎黄春秋》、《明报月刊》和“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刊发过，此为最新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