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题记：重读子蕴《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浮想联翩，感触良多，一篇读后感远不能表达我的万千思绪和强烈情感。征得老同学吴敏的同意，特将其旧文《“老高三”群体的悲剧人生》之最新修改稿分三次转载于此，以宣泄我心中积郁了半个世纪之块垒。
“老高三”群体的悲剧人生
吴 敏
1966年：“老高三”心头的一道渗血刀痕
在新中国的编年史上，作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高、初中在读学生简称的“老三届”，是一个同幼稚、盲从、狂热、不幸、磨难、倔犟等字眼，同“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等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一批人。而在这一批人中，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生简称的“老高三”，因为在“老三届”中届次最高、年龄最大，是当年的一群正在“跳龙门”而又被重重地摔到了无底深渊的“鲤鱼”，其经历更坎坷、更具有悲剧性，在心理上遭受的创伤更明显、更严重。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在绝大多数“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都是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刀痕，都是一个使其人生轨迹骤然转向彷徨、痛苦和不确定性的命运“拐点”。俗话说“六六大顺”，然而，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我虽然不知道其他“老三届”和似乎很健忘的一般中国人，会不会将1966年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里，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老高三”，所以，我真切地知道，绝大多数“老高三”几十年来的人生道路都走得很崎岖、很艰辛，都有一种终生难以痊愈的一想起1966年就会隐隐作痛的“心病”，就像因刀斧棍棒砍击而留下的疮疤会在阴雨天难以忍受地疼痛一样。
“老高三”毕业至今将近半个世纪了，这个“心病”没有因时光消磨而淡化和减弱，仍然是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当然，极少数“老高三”或因出身于豪门、或因个人运气好而在几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活得很顺利、很滋润，他们的1966年情结可能比较淡薄一些。但是，1966年也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挫折，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也具有负面意义。我在和此类“老高三”接触时，一谈起1966年，他们亦是耿耿于怀、感慨系之。显然，这种古今中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老高三”情结，浸洇着浓重的社会文化内涵，很值得思考和分析。
“老三届”及“老高三”：一群被利用的傻小子、傻丫头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绵延半个世纪之久的“老高三”情结呢？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深造无疑是一种关键性、根本性的际遇和基础。然而，当“老高三”们走到这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之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需要缺乏理性、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去冲锋陷阵，去造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老高三”以及整个“老三届”正处于青春躁动期，是一群吮吸着“狼奶”长大的傻小子、傻丫头，最适合于被利用。因此，正常的教育秩序因“革命需要”而被打乱了，高考制度被废弃了，包括“老高三”在内的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中学生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第一线。显然，在当时的最高决策者看来，为了实现“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崇高目标，几十万“老高三”、几百万“老三届”牺牲自己的学业，到“文化大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不仅义不容辞，而且是一个锻炼成长的“好机会”。“红太阳”自己就没有上过大学，仅仅在师范学校毕了个业，可他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看不上眼，古今中外有几个人能与之相比呢？
记得1966年6月17日清晨，我们班的同学们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起了床，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冲刺。我们的毕业考试、体检、填报志愿等程序早就搞完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着十来天后就要冲上高考的战场了。由于1965年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这些高三学生大都没有什么考前的畏惧感，而是满怀着愉悦的心情企盼和设计着美好的未来。尽管同学们复习功课都很认真、很下功夫，但这主要不是出于害怕考不上大学的后顾之忧，而是想力争考一个好学校，以检验并证明自己的底功、能力和价值。有的已经被提前选送到新华社、外交部等单位去做“机要工作”的同学，这些天来已经不怎么看书了，只等着过些时候接到通知去上班。突然，就在同学们刚刚坐到教室里准备复习时，学校广播喇叭里播送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大家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味味俱有，很不是个滋味。这就像是喜滋滋地正准备迈入“洞房花烛夜”的“新郎官”、“新嫁娘”，猝不及防地被绑架到了黒云翻滚、风狂雨骤的荒山野岭。而且，同学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按当时“文化大革命”风雨乍起、惊雷闪电的态势，半年之后进行高考的可能性很渺茫，很靠不住。
形势发展果然不出大家所料。“推迟”高考和“停课闹革命”以后，全国各地中学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气氛陡然升级，“红卫兵”、“破四旧”、“红色恐怖”等均由中学生发起，在中学里折腾得最厉害，中学里被学生批斗、羞辱和折磨致死的教师的比例较之大学里要高很多。我们的化学老师赵崇印，就是在被其他班同学批斗之后忍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极大侮辱，硬是在单身宿舍里用榔头砸碎自己的脑壳而自杀的。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去到现场，只见屋子里的墙壁上尽是血迹和脑浆，惨不忍睹。我们的老校长郑云萍在挨批斗后不甘受辱也跳进了学校的水井里想自杀，因被发现得早而没有死得成，又遭受了多次更严厉、更残酷的批斗，弄得他真是“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文化大革命”初期，长治市各个中学几乎都发生了教师被批斗致死的惨剧。有所中学的一位女老师经历了多场批斗，疲累至极，不能走路，仍被一群学生拖在地上四处批斗，拖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还不罢休，终于被活活地拖死了。全国各地中学里发生的情况，基本上大同小异。而且，中学里的“革命造反组织”很快就同社会上的其他造反派联系到了一起，又是游行示威、围攻党政机关，又是到工厂、农村煽风点火，将原来正常的社会秩序搅扰得狼烟四起、天昏地暗，“走资派”、“黒权威”和“牛鬼蛇神”们都被搞得威风扫尽、“臭不可闻”。实践证明，被“红卫兵小将”等高帽子和受“红太阳”检阅等荣耀激励得晕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三届”、“老高三”们，的确是给“红太阳”交上了一份成绩斐然的答卷。
（待续）
（附注：本文原稿曾于2006年在《炎黄春秋》、《明报月刊》和“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刊发过，此为最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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