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轩》红花:我在美国做伴娘（二）

我在美国做伴娘（二）

二，永远的珍藏

第二回当伴娘，是在2000年的夏天。我们在纽约州读书时结交的好朋友小燕子，来信告诉我们，她终于答应嫁给深爱她的美国青年麦克。“来做我的伴娘吧。”她热情地邀请我飞往东部纽约的布法罗，参加他和麦克的婚礼。那个时候，我才进银行上班，不想为了婚礼请假，况且，路途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颠簸。犹豫之下，最后还是拗不过小燕子三番五次地邀请，终于被感动答应了下来。于是，我又买裙子又买鞋，精心准备了一番，破费了一把银子，最后，怀着一份美好的心情，从硅谷飞往纽约州的布法罗，当了一次小燕子的伴娘。那其中的故事也很有趣和感人，但是我不想今天叙述，还是等我下次再娓娓道来吧。

话说第三次做伴娘，是二零零三年的金秋十月。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两个孩子都快十岁了。这要感谢我的好姐妹阿萍，是她的热情邀约，才让我有机会做了今生今世最后一次伴娘，而且保存了那么精美的照片，让我拥有一生的回味。

2003那年的十月，我情如姐妹的阿萍，终于找到了她的幸福归宿。她要结婚了。

西洋婚礼通常选在教堂举行，庄严而神圣。无论是主持的牧师，还是观礼的宾客，无不例外都是见证这一幸福时刻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婚姻，从这一刻开始，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疾病还是健康，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相守在一起。它是一生一世的承诺。

阿萍和她的爱人打算把婚礼办成西式的，地点就选在桑尼维尔的一家教堂举行。阿萍说，她希望我做她的第一伴娘。我本能地推辞，因为那个时候的我身材都有变形，一副妈妈样，况且年龄也不合适，我儿子都十岁了，女儿也九岁了，怎么可以再做伴娘？这样的好事情，应该让位给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去做，那才叫锦上添花。

当我告诉阿萍我的想法时，阿萍仍然执意要让我来做。她真诚地对我说：“你我相识相知十余年，缘分相投，亲如姐妹。这一路的风风雨雨都有你相伴左右。虽然你我是朋友，但是你对我最了解，我也一直把你当作我的姐姐。你们一家人，就像我的娘家人一样。有你的祝福，就是我的幸福。”我听后无限感动。此时此刻，做伴娘的意义似乎变得更加深远了。

阿萍也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她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都在中国大陆，无法前来参加婚礼。阿萍不但要我做她的伴娘，而且让我的儿子和女儿做她的花童，更让我的老公亲自领她走过红地毯，把她交到心爱的丈夫身边。可惜，那时我家老公正在中国创业，无法如约回来完成这项使命，最后只好请我们共同的朋友- 老肖来代替。

由于阿萍的夫婿是马来西亚的华侨，所以这场婚礼是中西合璧式的。婚礼仪式是西洋式，在教堂举行，有牧师主持，有第一伴娘和伴郎在证婚书上签字；晚宴是中国式的，去的是中国餐馆，吃的是广式海鲜大餐；游戏则是新郎的马来西亚朋友想出来的点子，我把它们称为马来式的，其实形势上和中国的差不多。比如，把一个生鸡蛋从新郎的衣领里放进去，新娘要从新郎的裤脚管里捣鼓出来，鸡蛋不能破，要完好无损，这需要功夫。还有一种，让男士们站到前面去，转身。用红色布蒙住新娘的眼睛，让新娘挨个摸男士的屁股，要找出哪一个屁股是新郎的。。。我们的阿萍心细胆大，一点都不犯憷，所有的捉弄新娘的游戏都漂亮地一次通过。最后，在新郎和新娘的带领下，大家一起进入舞池翩翩起舞。。。直到新郎和新娘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坐进漂亮的汽车，离我们而去欢度新婚夜晚。。。婚礼就此结束。

按照传统，伴娘由新娘挑选。除了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属于特例，另外两个伴娘都是她社区大学的同学，人家可都是黄花大姑娘呢，年龄比我小一大截。伴郎也是由新郎挑选的。有幸来做伴郎的男士，都是马来西亚人，他们也是新郎知根知底的最要好的朋友。

不可例外的，和前两次做伴娘一样，每次音乐响起，每次看见新娘踩着婚礼的音乐节奏从红地毯上飘然走来，我都止不住眼泪一次又一次地流。。。我自己都搞不明白，怎么自己比新娘还要激动，一点控制力都没有。

我这个第一伴娘要随身跟好了新娘，为她补妆，为她提裙摆，为她做她想做却无法做到的事情。阿萍的婚礼，我和伴郎作为证婚人在证婚书上签上了大名。阿萍的婚宴，我作为她的娘家人对她的人品作了简短的介绍。

这次最后一次作伴娘，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一直陪在我身旁的、英俊潇洒的绅士 - 阿萨先生。他和我相挽着步入礼堂，他和我共同作新婚夫妇的见证人，他和我分别代表各方的家人出面讲话，当然啦，他和我有好多合影。

呵呵，不多说了，让我把这些珍贵的照片摆放出来吧。这就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做伴娘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