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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走到竖中街了，刚才跑了一阵，打了一阵，走了一阵，我感到有点儿累，只想回家好好躺一会儿。经过傻二家时，看见他家的院门虚掩着，一条大标语贴在他家的院墙外：打倒资本家李裕珍！
“谁是李裕珍呀？”我问傻二。
“那是我妈的名字，”傻二愣住了。“出事了？是我们家吗？”
我们站在院门外，不知是进去好还是不进去好。
“我先进去看看！”我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勇气，走上台阶，轻轻推开街门，探头往里看了看。傻二跟在我身后也进了院子。
院里安安静静，只有一只蝉在院子当中的大菜椿树上拼命地叫着，菜椿树上也贴了几条红红绿绿的标语，家家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傻二家的门窗上全是标语，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万恶的资本家之类的。
傻二拉开他家的屋门，屋里乱糟糟的，墙上也贴满了标语。几口箱子的盖子敞开着，箱子里的东西都被翻了出来，就连床上的被褥也都被拉到地上。
傻二妈妈坐在床沿儿上，呆呆地瞅着儿子进门，就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也不说话。她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新衣服，身上一股樟脑球的味道，看样子是才从箱子里翻出来的，头上还用一条新毛巾包着，往常整洁干练的样子全没有了。
“妈，怎么回事，您怎么了？”傻二叫着。
他妈妈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你可回来了，二子！”
一会儿，哭声变小了。
傻二妈妈用手背擦着眼睛，哽咽着，“红卫兵把咱们家给抄了！”
“哪儿的红卫兵？”
“不知道，是王志香带来的。”
王志香是我们这儿的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本来和傻二妈妈一样，是个家庭妇女，当然，她出身于红五类家庭，因为她爸爸过去抽大烟把本该是地主的自己抽成了无产阶级的贫农，而傻二妈妈却辛辛苦苦地帮助贫苦的丈夫变成了属于资产阶级的小业主。王志香这娘们儿不知怎么三混两混就成了居委会主任，据说她上面有人，我这可是听说的，当不得真，可没人也爬不上去这谁都知道。诸位可别拿街道居委会主任不当干部，这也是一层政权组织，而且每月还有二百四十大毛的工资收入，不属于家庭妇女了。她家没人当过兵，可她也穿了一身黄衣服，戴一顶黄帽子，有人说那是她用黄颜料染的，仔细看还可以分辨出原来的蓝颜色来。她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拎着根火通条和一帮游手好闲的老娘儿们在街道上巡游，北京的人们对这些人有个称呼叫“小脚侦缉队”，其实也有不少大脚片子，真要是小脚，大概也走不多远。街坊四邻有点儿什么事王志香都汇报给派出所。这可不是瞎说，我亲眼看见她和片儿警在街道上嘀嘀咕咕，那片儿警手里还拿个小本子边听边记。只要有红卫兵来街道抄家，她一定到场，还要布置第二道防线——就是那帮人人手中一根新式武器火通条的老娘儿们的防线——防止阶级敌人逃跑。万一红卫兵打不过呢？王志香晃晃手里的家伙，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当有人问她拿着火通条要帮谁家捅炉子时，她就这样回答。
傻二问他妈妈是不是挨打了。他妈妈点点头，撩起衣服的前襟，我们看到里面的衣服都被皮带抽烂了。
“用不用上医院？”我插了一句。
他妈妈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傻二不说话，咬着牙，突然眼睛瞪了起来，大吼一声，“我他妈灭了她！”
他一个箭步窜到挨着窗户的方桌前，抄起案板上的菜刀就往外跑。
我追到院子里，一把抱住傻二，把他的两支胳膊锁住，“二子，你疯了！把刀放下！”
“小博，别拦我，我非劈了王志香这丫挺的！”
傻二流着泪，拼命扭动着，吼叫着，“别拦我！”
我不敢松手，我怕手一松就没人能拦得住他了。
邻居们听到动静，都挤到院子里。东屋的一位大爷上来抓住傻二的手腕，用力把菜刀夺了下来，“二子，别犯傻！”
傻二不动了，浑身软软的。我的手也松开了，傻二蹲在地上哇哇大哭。邻居们有的到屋里看傻二妈妈，有的劝傻二别哭了，大伙都唉声叹气地不知说什么好。
“我们是几十年的老街坊了，从二子他爸摆摊儿卖炸糕到在饭馆里当伙计，最后盘下个小饭馆我都知道，”东屋那位大爷对大伙说。
他摇了摇头接着说，“苦了半辈子，苦成了个资本家。这是什么事儿啊！”
“这帮小兔崽子本来要把标语贴到街门上，我说，这不行，这院里住了这么多家，你这标语一贴，人家以为我们都是坏人呢，”北屋那位穿着一身工作服的年轻人说。“他们开口就问我什么出身，老子是工人，怎么着，找不痛快打架是怎么的？”
傻二慢慢站了起来，用手抹抹眼睛，不说话，冲大伙鞠了一躬，扭脸儿回屋去了。
院里的人议论了会儿也散了。
我进了傻二家，他正和他妈收拾地上的东西。
“二子，我给你爸和你姐打个电话说一下吧！”我对傻二说。“他们还不知道呢。”
傻二点点头，把电话号码告诉我。
“二子，听我一句，别冲动，”我握住傻二的手，眼睛有点儿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咱可不能干赔本的买卖，人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傻二点点头没说话，又接着收拾东西。
我拿着电话号码，找到街道的传呼电话，那时这种电话都改名叫人民电话了，地富反坏右们是不能用的，我自认本人成分是学生，虽然还靠父母养活，尚属人民之列，所以毫无顾忌地给傻二的爸爸和姐姐打了电话。
回到傻二家，我帮着他收拾东西，直到他爸爸回来才告辞。
当天晚上，傻二家院墙外的标语都被撕了，不用猜，是他干的，还有我——我是放哨的。傻二不仅把标语撕了，还打了一桶水把墙刷得干干净净。等到第二天白天王志香发现并带着一帮老娘儿们来兴师问罪时，傻二摇摇头说不知道是谁撕的。大概是捡破烂的干的，找他们准没跑，他说。
那时，除了满大街的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还出现了不少清理大字报的人穿行于这些革命群众之间。他们脚踏小车，小车以四个轴承为轮，上置一筐，小车滑行时，其轴承轮子和柏油马路摩擦发出哗哗的声音，这些声音和革命歌曲战斗口号此起彼伏，构成了雄壮而独特的城市交响曲。这些人是真正的飞行军，在大街小巷机关学校里出没，凡有大字报的地方，就有他们的身影。通常是你今天贴，他明天撕，后来又变成上午贴，下午就不见了。而各个国营废品收购站也加大了收购“力度”。“力度”这个词可是现今领导们挂在嘴边的词儿，那时不兴这么说，拿当年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玩儿了命地收废纸”。一斤废纸三分钱，一个人一天卖二百斤废纸是不成问题的，当然，不光是纸，还有墨汁和浆糊的重量，有时还捎带着一块墙皮，更多的时候这些废纸都是湿漉漉的，水分不少。那时，我还曾帮助一个卖废纸的往他的废纸筐里撒了泡尿，以加重份量，报酬是一根红果冰棍。我总想，这个国家里还是有人明白大字报究竟是什么，价值几何，可为什么明白人都是那些上不了档次的人呢？那些有文化的人，那些大学生中学生们都在干什么，忙着贴大字报吗？不管怎么说，楚虽三户，就凭这个我也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当然，王志香是不会相信傻二的话的，她到院里和傻二家看了看，那些标语还在，用手按了按贴在门框上的标语，还挺结实，哼，量他们也不敢撕。谁敢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火通条可不是吃素的。
家被抄了，傻二妈妈的头发也被剃掉一半，因为牛鬼蛇神的头发都是阴阳头，她的胸前缝上了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着“黑五类份子李裕珍”八个字，这是傻二妈妈自己做的。这也是王志香交待下来的政治任务，不仅要侮辱你，还要你自己侮辱自己。傻二妈妈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起来扫街，扫地的不止她一个人，所有竖中街归王志香管的牛鬼蛇神，大概有二十多个，都得扫街。
扫街是一件革命的大事，这从每天的仪式就可以看出来。首先是向毛主席请罪，一排二十几人面朝居委会那面墙上挂的毛主席像，弯腰低头，然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嘴里还要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我向人民低头，我向人民请罪，打倒我，打倒我！这歌子的曲调来自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的一首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不知是哪位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移植过来的，反正具有一半文盲一半流氓成分的王志香是做不出来的。请完罪后，牛鬼蛇神们就扛着大扫把开始扫街了，然后就是王志香等一干老娘们拎着火通条来检查路面的清洁度。
牛鬼蛇神们扫完街后可以回家吃早饭，这也是王志香的命令，据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好的政策，斗你、整你是为你好，牛鬼蛇神们能不感激地涕泗横流吗？早饭以后并不是没事了，那不太便宜他们了？还要学习、批判、揭发，总之，不能让你闲着。照王志香的说法，牛鬼蛇神们总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让他们忙起来，就没有精力搞破坏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