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研究生的时候，C教授指出了我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腼腆。作为艺术家，应该个性更放得开，待人接物要有一种强势，而我呢，退缩和过份的随和，还有说话细声细语，尤其是爱整齐，爱干净，没有一种艺术家的“大气”。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自己也感觉到了，虽然我根本上一点都不惧顶碰领导，最后表现出来的结果好象是最得罪人的是我，可是在方式上，我永远不是那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形象，反而是一种沉静、斯文的印象，碰到强势的对话者，几乎就不会有我发言的机会。
这样的情况，在国内的单位里就马上表现出我没有说话的“气场”，也就是C教授说的“弱”。直到到美国来，才发现我的这种“弱势”其实是正常的礼貌和谦和，即使我不争，别人也会等待我的发言，所以现在其实我是“一弱再弱”了，如果回到国内，估计就是“非你莫属”里面那个留法“晕倒男”的结果了。暂时不这样说下去，先讲讲那个时候C教授的故事吧，其实C教授并不真的了解我很多，他以为我的腼腆真的就是因为我自信不足，或者因为自卑而产生的抵触情绪，他认为我缺乏广泛交际的能力，对于艺术家来说，就是缺憾。但我深不以为然，他不晓得我的谦和、文气，并不证明自己没有勇气，如果是必要的事，没有东西会让我犹豫的。的确，上研究生没有多久，C教授就发现他太太染织系的女生都一个个做了我的模特，甚至全班的女生都跟着我到西湖的苏堤上去摆Pose、拍照片了，才证明问题并不象他想像的“严重”。
但是我喜欢整理东西，把我的小工作室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真是一个缺憾了。的确，你去看看那些摄影家拍的艺术大师工作室，都是满地的油彩，堆得厚厚颜料的调色盘，斑驳的画笔杆和杂乱的草图，唯一只有艺术家的眼睛，透过尘埃，闪亮出来。C教授说我这个人太理性了，作为艺术家，需要更多的感性；虽然他欣赏我的文笔和理论研究能力，但是就我的个人气质，他并不认可那是艺术家理想的类型。但是他不了解的是，其实就对真理的态度，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我的执著，即使到了头破血流，我都表现出其他人不敢有的义无返顾、快人快语，他后来真的领教了，不是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
时间过得太快，许多事仿佛就在昨天，有一次跟他的冲突，就是发生在我就他对一个本科学生的态度上的批评。那次我们综合绘画在北京搞展览，为了搞出一整套的成果来，除了展览，我们还要印一套画册，但是经费非常有限，我主动负责来解决出版印刷的事，到上海联系了纸行和印刷厂，由他们出赞助，系里再以“集资”的办法凑了一些钱，终于把画册印出来了。我记得这种“集资”，也覆盖到每一个学生的身上的，虽然数额不大，但是毕竟他们每一个人都出了一份力气。到北京的时候，C教授就安排学生跑来跑去分头派送这些画册，虽然表面上是慷慨的派送，实际上每一本都有登记的，结果有一个学生搞丢（或搞错）了一本，C教授就当面大发雷霆，拼命数落他，并要那个学生自己想办法（赔）；我早在一旁看不过去，想打个圆场，说：算了算了！他又不是故意的，不要紧的，我去印刷厂再搞几套出来补上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看到画册印出来的时候数量很大，是有宽裕的，只是最后挑出所要求的数量来给客户的）。没有想到C教授更加火大！“你以为你做好人啦？！如果印得有宽裕为什么不早说？？？......我们这里就是要公事公办！”，我顶嘴：“学生已经贴了钱来这里义务劳动了，怎么可以这样较真？！何况纸行和印刷厂赞助我们，也主要是为了学生啊！”......就这样你来我往，吵起来。事后我果真到印刷厂要了好几本宽裕的，再加做了精装硬封面送给C教授，算作一种赔礼，这件事才过去了。
当然，跟C教授最后一次冲突，是我已经留校以后的一年里，我在那篇“路西法效应”里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系里那个时候已经积极地搞起创收来（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可能那个时候系主任是有提成的，我说是“可能”），但是至少后来轮到系里应该给年轻老师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来解决他们的学历问题（除了我，其他人都没有研究生学历）时，他寸步不让，结果年轻老师就安排义务教创收项目班级的事多有情绪，由我直接反映给了C教授，他火冒三丈，召开系会议来强调组织纪律问题，被我当场顶碰：我并没有用“大气”的艺术家应该有的铿锵有力的声音和他争论，我只是轻轻地说我认识的道理，提出系里的收入应该透明，应该照顾大家的利益，课外的创收应该和实际的个人发展结合等要求。
第二天，他停掉了我的课，并且请求院方对我进行调查，所有的其他年轻老师马上屈服了他，都改口表衷心；后来的路对我来说变得出奇的艰难，我却明白自己其实并不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