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朱锡侯教授
早就答应过写点回忆朱教授的东西，当时以为很容易，到执笔的时候，才发觉不是那么简单。首先，写什么？要写些既可慰在天之灵，又能抚在世之痛，且能为当事者所容之事――在那长歌当哭的年代里发生的事，却是谈何容易？
然而，不写，又老是觉得心头有所缺失，何况已经答应人家了。写就写吧，照事直书，顾不得是否各方都满意了，就算给过去时代的一个小小见证吧。
1960年，我被分配到昆明医学院生理科作助教，报到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正走向生理实验室，看到对面有个人牵着一只大狼犬从东大门匆匆地走进了：五十岁左右，瘦高个子，戴着一副黑框的深度近视眼镜，一件老旧的深蓝泛白上衣，长可及膝；下面一条同样质料的裤子，似乎曾被不整齐地扯去一截，长刚过膝。我们彼此略带诧异地点了一下头。他把狗拴在大门拉手上。那只狗的腹下带有瘘管，是只实验用狗。然后他也走向实验室，跟在我后面。忽然前面有人在叫：“朱锡侯，狗跑了！”“哎！”他紧张地答应一声，马上向后转，得得得地顺着走廊向北直跑。前面那人嘿嘿地笑了起来：“朱锡侯，狗往西边大门出去了。”“哎！”他又得得得地跑回来，转出西大门去追狗。
那人告诉我：他是右派。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生理学教授，法国留学回来的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双博士。
我从同事们露出的口风中逐渐知道：朱早年被捕风捉影地说是与胡风份子有牵连，日批夜斗导致他精神完全崩溃，两度跳楼自杀，可幸大难不死。朱从来胆小怕事，“整风”和“大鸣大放”期间，他都尽量敷衍少说。后来党支部以至党委轮番到家访问，“要向党交心”，设定题目问这问那，他怎能一句话都不说？不说就是“对党不信任”。不料一夜风云突变，阴谋，“阳谋”，“引蛇出洞”，风起云急，不久他被学校党委划为右派。经过无数次大会小会批斗交代，仍被说是避重就轻。苦闷之余，于是在一次批斗会上，朱突作惊人之语：在法国留学期间，曾嫖过一百个妓女，并且要求妓女签名留念――想以此“坦白”造成震惊效果，不再受缠斗。但结果还是过不了关：党委通过有关方面了解，根本没有那回事。这样他又被加上一条罪名：故弄花招，逃避斗争。
他心身交瘁，神思彷彿，每次写检讨，字体凌乱，他老伴都帮他细心重抄。读检讨时，被人发觉字迹不是他的，控他造假，他只好拿出原稿证明。他几次运动被整，精神陷入谷底，他老伴都感同身受，安慰支持。但当他被完全隔离受审挨斗，精神便崩溃了。
被划为右派后，他算幸运，没有被送去劳改或下放，只“留原单位改造”，做些打杂和饲养实验动物的工作。但也像狗一样，随时被人呵斥指使。 一个以左闻名的同事患有肺结核，一次吐痰不小心，吐在自己的大衣上。他见朱在近旁，竟然喝令：“朱锡侯，过来！”朱莫名其妙地走过去，那人把自己外衣上的痰擦在朱的身上。
几年以後，在一次教研组会上，主任宣布：党委决定，摘掉朱锡侯的右派帽子。朱几乎喜极而泣，随即在会上表态：“感谢党的宽大政策，尤其感谢党没有把他送去劳改或下放，不像其他右派，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立即受到严词纠正：“右派份子劳改下放，是罪有应得，是党对你们的改造和拯救。是谁弄得你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看来，朱锡侯在思想根源上还要进一步深挖认识。”朱吓得脸都青了，直打哆嗦：“是，是，我还要进一步深挖认识，进一步深挖认识。”假如因此而不能摘帽，那么一切都完了！
朱恢复了部分教学工作，给一个班讲课，兼带一组实验。对他来说，讲课不成问题，尽管荒疏多年，重拾回来还是容易。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细腻，深受学生欢迎，是全校讲课最有名的两位教授之一。但要带一组学生实验，对他却是个大负担，不仅实验操作已不熟悉，要重新练习，更因他有高度近视兼视网膜剥离，视力很差；还有，他的左手大拇指向外叉（人们告诉我，这是他第二次跳楼自杀时叉伤的），要进行某些实验操作会有困難。可是他没有或不敢要求免带实验，而是自己加倍努力，备课练习。有一次，他要求我帮助他练习制作一个生理标本，从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反复制作了几次还不放心，叫我先回去，自己继续练习。第二天带实验时，他告诉我：昨晚练习到十一点，今晨七点又早来练习了两遍，现在才比较放心。我听了很感动，一方面，这固然说明他一贯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另方面，又何尝不是有惊弓之鸟的心态呢？
摘了右派帽子，平时气氛就渐渐和缓了。记得有一次，我无意中谈到，想去旧货商店买一部二手的英文打字机，没料到竟然那么贵，一部老爷机要一百多元，约为我两个多月的工资。他听了，略为犹豫了一下，问道：“你要打字？”我说我想学打字。他说：“我倒有一部，可以借给你。”第二天，他就提着一部小巧玲珑的打字机来，还教我打字的手式。
春节到了，他邀请我及另一位也是外地来的青年教师到他家吃水饺，说“你们在这里没有家，就到我家来过个简单的春节吧！”那时物资供应奇缺，要吃一顿包肉饺子不容易，他虽然有分给教授的特别肉票供应，一家四口，再招待二位客人，还是不充裕的。
不料这两件事被人作了汇报，在一次每周例行的政治学习会上（朱和其他“民主人士”另外学习，不跟我们在一起），我受到不指名的劝告：“资产阶级总会千方百计，包括施行小恩小惠来拉拢、争夺接班人。年青同志必须注意。”第二天，我就把打字机还给朱教授。自此以后，我们接触就更加小心和可免则免了。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这个“摘帽右派”当然逃不过浩劫，大字报围攻，批斗抄家，他多年呕心沥血写下的手稿被一箱箱拉走。连他的两个小孩（所谓“狗崽子”）也受到连累，读小学的小女儿被剃了“阴阳头”（把头发一边剃去，一边留着）。他最痛心那些手稿，文革结束后他几次要求还回，都石沉大海。
我因宗教信仰和海外关系，也遭大字报围攻和抄家批斗，最後被迫离开医学院，直到1976年才回去。却不见了朱教授！我担心他能否捱过那几年的风暴，小心打听之下，知道他在1969年所谓“战备疏散”时，被下放到江苏北部一农村，几年后，经过千辛万苦，才调到他家乡的杭州大学。那时情势已经比较缓和，我试着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有“得知朱教授仍然健在（请恕我唐突，写出这样的话），非常高兴”。朱教授很快给我回了一信：“惊喜接到你的来信，疑为隔世。”
以后，他的情况继续好转。我也移民到了美国。一天，我忽然收到他寄来的一本书：《都德散文选》。原来是他在老伴和两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并颇有成就）帮助下翻译的。我很惊讶他作为一位生物科学家，法文造诣竟那么深，能够翻译世界名著；更钦佩他在风烛残年仍然孜孜不倦地“作出一些事情”。他以他和老伴的名字各取一字合成笔名“朱梵”。我立即回他一信，除了表示钦佩和祝贺外，并写道：“朱梵”真挚地表达了“你泥中有侬，侬泥中有你”的情怀。它又象征着一棵相互依生的双茎合抱树，在经年风霜雨雪以至多次狂风暴雨中受尽摧残，但是熬过来了。而今得到一些阳光、空气和水份，又挣扎着在老树枯枝（幸祈深深宽宥我不敬！）上抽芽、发叶、开花、结果。……
心理科学在那年代被视为“唯心”，于是医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都被打入冷宫。否认科学的恶果只有自己尝，冒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几十年后才被惊觉。朱教授在风烛残年仍坚持教学八年，培养出一批有素质的心理学工作者，为填补人材断层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0年，他重访法国，与老同事见面，得知他当年研究未及完成的课题，被同事接着研究完成发表了，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获得国际大奖。回想当年抛弃良好的研究条件，一心回来报效祖国，却遭遇到那样的扭曲，不禁唏嘘。
朱教授去世了，他的精神和著作，必将遗爱人间。
本文曾登载于北美《世界日报》2000年12月24、25日。稍补充。
| 予微 (2013-10-06 06:0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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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朱教授伉俪熬过那个年代，佩服他的坚韧和治学严谨！ |
| 抱峰 (2013-10-07 07:28: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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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诅咒的数月,可悲的遭遇,可敬的人格,深切的缅怀,跃然纸上. 让我行个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