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打架的事，大家都议论了，原来画家也打架呀？其实，主要不是画家打不打架的问题，而是当初美院的学生年龄偏大，和一般的高中应届入学的大学相比，也比较复杂一些。记得老院长肖锋有次开会，跟大家说一个故事，说他在美院外面听人家议论，指一个美院的学生，说远看象女的，进看象要饭的，问了才知道是美院的......就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仪表，不要头发留太长了，衣服太怪异了。
记得那时候这些“老”同学都穿大头靴子，其实就是一种劳保鞋，头发都留得很长，个子也比一般南方人高大，几个人一起在街上走，金刚一般，......这样的形象，不要说和其他的普通大学，浙大、杭大的很不一样，连其他艺术院校都没有这样“丐帮”的，我们“下乡”去上海的时候，在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呆过几天，和那里的比较小资的学生模样对比更加鲜明。
其实，连带班的年轻老师也都是差不多的样子，去上海的时候，带我们的王老师的女朋友就在音乐学院，他自己是沈阳人，在东北人里面也算比较帅气的模样，也蹬双高帮靴子，留长发。他的油画其实特别的静谧甜美，即使一盆水果、一把折扇，都画得细腻多情。
后来带我们去浙江宁波一带写生的梁老师是一个例外，他从美国旧金山的美术学院硕士毕业，来美院教了一段时期，现在在深圳画院。梁老师的画都比较抽象、抒情，和我们聊天，也都是比较感性的或者现代观念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速写本，“下乡”的时候主要就在那里画呀画的，他并不具体评论每一张速写的好坏，而是提一些命题，为什么要这样画，或者这样画下去的意义。他也是一个时髦和洁癖的人，有时候就谈他所喜欢的生活细节，或者说解释为什么他不穿我们类似的高帮靴子，或者留长发 － 他留个平头，穿牛津平底的鞋子，当然，他绝对不动手打架。那次在奉化，我们几个在住的文化馆楼上聊天，就听得下面“咚咚咚”一个同学赶上来，说赶紧准备打架！不由分说，我们把床架子都拆了，握在手里当铁棒，......听得下面人声鼎沸，探头一看，文化馆已经被当地人围得水泄不通，原来，这几位”老“同学在楼下文化馆舞厅里惹事了，这还了得？我们才十几个学生，哪里会是他们的对手。梁老师倒显得沉着，一面吩咐下面把楼道一定守住，一面打电话去联系他在当地的老同学，当地文化局的领导......尽管已经交上了手，我们这边有几个同学带了伤，好在警察赶到了，把楼下人都驱散，将我们保护起来......尽管后来这批当地的小帮派里有一个够朋友的老大，据说是“老广”在外面闲逛交的朋友，知道这事以后主动来握手言和，我还是比较相信这是梁老师的朋友的人缘，觉得他临危不惧，平底鞋比高帮鞋不差。
在奉化的时候，梁老师带着拜访了汪日章，这位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却也是位油画家，毕业于巴黎美院，曾经担任我们母校（当时叫国立艺专）的校长，这个时候还是浙美的艺术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那个时候美院里学生好象还不如老师多，年轻的老师和学生们都玩在一起，上课时也是一起切磋画艺，这些留校的老师尽管职称和地位没法和老一辈的教授相提并论，而实际上手上的功夫却都十分了得。前面那位王老师，就对学生很谦和的，我那时候油画画得并不好，他却言语中好象已经算我一个人物一样，让我觉得很受鼓励。上课的时候，这些年轻的老师都是自己动手画的，就觉得要和他们比试高下，把自己的技巧提升上去，直到现在，我在绘画教学中最信奉的原则就是老师首先自己要会画，必须自己画好了，才能“说服”学生向你学。
当然，老一辈的教授里面，也有很求实、严谨的老师，甘老师就是一位，他一开始的时候担忧我年龄小，后来看到我画画就释然了，一点没有固执保守自己的原有判断，这是年长的老师里难得的，他看到我画得快，完成得早，并不是象一些老资格的教授那样喜欢鸡蛋里挑骨头，来证实他永远比学生看得高，却说：不错了，要见好就收！去图书馆看看吧，那里有更多的资料可以启发你。
就这样，我经常在图书馆看书，美院的专业课时间是很长的，一个上午四节课，我有时候过了一半就去图书馆看书了。这里有当期的世界上所有最重要的美术期刊，在那个时代，就是我们接触西方艺术咨询的最重要的来源，不管在艺术行政上，在教学和评定上，这些资源并不是依据，但是也从来没有被截断过，这就是为什么浙美被新潮美术视为最主要的摇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