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古希腊神话的日常运用”的诙谐模仿
纳博科夫诙谐模仿最多的，莫过于弗洛伊德的文本了。他旗帜鲜明地断言：“在我看来，弗洛伊德主义及被其荒唐的理论和方法所玷污的整个领域是最可恶的自欺欺人的骗局。对此我完全拒绝接受”。[2]（23） 在纳博科夫眼中，弗洛伊德“荒唐的理论和方法”，首当其冲的是他假设：“所有的心理问题都可以通过古希腊神话的日常运用得到解决”。[2]（67）
纳博科夫所说的“古希腊神话的日常运用”，就是指弗洛伊德人格发展理论中的“伊底帕斯情结”（Oedipal Complex；或称“恋母情结”）。首先我要指出，在《洛丽塔》中，“亨伯特·亨伯特”（或简称“亨·亨”）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对弗洛伊德的伊底帕斯情结进行诙谐模仿的产物。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纳博科夫诙谐模仿的实质乃至走出他设置的“圈套”的关键。
时下国内许多评论文章仍然坚持认为，亨·亨的人格特征是“病态”的，他患有各种各样的人格障碍。他首先表现出的是一种倒置性的障碍——恋童癖。对性感少女的疯狂迷恋，是他最典型的特征，并且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减。他把“性感少女”定义为：9岁到14岁之间，不一定要漂亮，但别具魅力。“我占有了她们，她们并不知道”。亨·亨还患有其他的人格障碍。他经常产生一些古怪反常的想法、态度和行为（尽管按现在的标准，还没有达到精神病的程度），他几乎很少有社交兴趣，表现出与他人的距离感和极度冷漠。同时，他还有轻微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普遍怀疑；倾向于把他人的行为理解为故意的威胁或对自己的蔑视。例如，带着洛丽塔在美国到处旅游的途中，亨·亨老是产生这样的幻觉：有人跟着他们，想把洛丽塔从他手中抢走；他不允许洛丽塔与外面的人搭话，不希望洛丽塔跟同龄的孩子玩，生怕暴露了他继父情人的身份……
亨·亨的人格特征真的是“病态”吗？或者说，纳博科夫真想把他描写成有严重人格障碍的人吗？一旦我们悟出了纳博科夫诙谐模仿的妙处，自然地就会得出否定的结论了。
弗洛伊德不是说，儿童在三至五岁期间，若恋母情结发展不善就会导致其终生的人格障碍吗？那好，纳博科夫的诙谐模仿表明，我这里的亨·亨，根本就无所谓（或不存在）恋母弑父这个问题。他无所谓“恋母”，因为他的母亲在他三岁那年在野餐会上遭到电击而死。三岁，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刚好是幼儿恋母情结“开始”的时期（至五岁“结束”）。纳博科夫选择这个年龄他母亲去世，显然是特意安排的。既然母亲没了，“除了保留在最最黑暗的过去中的一片温暖，在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中，她什么也不存在了。我幼年的太阳……已经从那片记忆的岩穴和幽谷上方落下。”[6]（11） 如果说，这里“幼年的太阳”是对母爱的一种隐喻的话，那么对亨·亨来说，他的幼年就根本未曾享受过这种“太阳”，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他想要独占母亲的爱、并杀死父亲的强烈愿望——这正是恋母情结的要害之处。
更有甚者，亨·亨完全不存在“弑父”的问题。他并不排斥他父亲（自认为父亲是一个“文雅、随和的人”），而且俩人的关系还不错：“我亲爱的小爸爸，则带我出去划船、骑车，教我游泳、跳水和滑冰，给我念《堂吉诃德》和《悲惨世界》。我对他既崇拜又尊敬，每逢偷听到仆人们议论他的各个女朋友，就为他感到高兴。那些美丽和蔼的人儿对我十分宠爱，还为我深可慨叹地失去母亲而温柔地加以安慰，流着可贵的眼泪。”[6]（12）在亨·亨十三岁的时候，父亲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把他认为亨·亨需要了解的性知识都告诉了他。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就此得出结论：亨·亨不存在弗洛伊德所谓童年期“创伤性的经验”，或者“被压抑的经验”。相反，他“在一个有着图画书、干净的沙滩、橘树、友好的狗、海景和笑嘻嘻的人脸的欢快天地中长大，成了一个幸福、健康的孩子。”[6]（12）
不仅亨·亨的童年期是一个幸福、健康的孩子，而且《防守》中的象棋大师卢仁更是有着“童年的光辉”。有一次在住疗养院期间，那位精神病学教授跟他大讲童年：“说详细点，我求你了。我对你小时候都是怎么忙活的很感兴趣，你怎么玩？我想你肯定有一些白铁做的兵人儿……”[4]（130）可是在这样的谈话中却很少能让卢仁活跃起来。尽管经常问到他童年情况，就刺激着他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童年的天地中。但是却出现了令弗洛伊德式专家尴尬的情况：一种是，现在要卢仁“把想起的往事用话语表达出来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没有成人的话语能适合表达他童年稚嫩的印象。”即使偶尔说到童年的什么事情，他也说得断断续续，很不情愿的样子——快快地说个大概，往往只提一个字母，一个数字，像是象棋中一步复杂的着法，蕴含着各种可能性。第二种情况是，卢仁在回忆时“往事也是空空如也”。也许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往事”到底都去了哪里？他的童年变成了什么？阳台漂流到了什么地方？那些在林中沙沙作响的熟悉小径都爬向了何方？“看样子那个遥远的世界仿佛是不可重复的”。第三种情况似乎更“离谱”了。卢仁从他的童年记忆中提取到的，不是所谓“创伤性经验”，而是某种“善和美”。如今的童年“变成了神奇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可以纵情畅游，有时候会让他极其快乐”。而且“父母的形象”如今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时间的迷雾使他们变得和蔼可亲”。这就是卢仁如今很愿意在自己的思绪中去游历的童年时代。[4]（132）
这样一来，对“古希腊神话的日常运用”，不过就是一把“开锁的玩具装置”，可是弗洛伊德学派的小后生却把它当成了“解读小说的真正钥匙”，岂不可笑乎？
三、对弗洛伊德式“释梦”的诙谐模仿
纳博科夫坦言：“我们的子孙无疑会带着同样的笑意和蔑视看待今日的精神分析学家，如同我们看待占星术和颅相学。以不学无术、邪恶的胡说八道对轻信的公众进行欺骗的最极端的例子便是弗洛伊德式的梦的解释。每天早上，我以驳斥那个维也纳庸医而得到极大的乐趣，那就是我回想和解释我的梦的细节，根本不用性象征或神秘的情结来说事。我建议我可能的病人也这么做。”[2]（48）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对梦的“性象征”异想天开的探索，就“有点像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寻找培根式的离合诗”。[7]（4）
弗洛伊德神侃说，梦不是随便做的。它必有其隐潜的内容，亦即梦的意义；而这种意义，要通过一定的象征方式，像楼梯、通道、钢笔、阳台等等，隐晦地、寓意式地表达出来。
可纳博科夫偏偏最讨厌“象征”与“寓意”。他自己曾解释说，“这一方面由于我与弗洛伊德式的伏都巫术有宿怨，一方面由于我厌恶文学神秘主义者与社会学家发明的概括化”。[6]（493）其实，梦没有弗洛伊德说的那么复杂，用不着什么“性象征”或“情结”便可得到解释。
纳博科夫曾用自己的梦的体验现身说法：“一个星期我有两次会做一个长长的噩梦，先前梦中曾出现的不速之客，会在多少有些重复的环境中露面——破碎印象如万花筒般的排列，白天思绪的断片，不负责任的机械意象，完全缺乏任何弗洛伊德理论运用和阐释的可能性，但很像人闭上困倦的眼睛，通常会在内眼睑的屏幕上看到变化着的形象。”[2]（29）
纳博科夫认为，“所有的梦都是白天生活现实变换了顺序之后的重新组合”。[8]（99）若要解释的话，不需要借助“象征”，更用不着“性象征”。比如，“只要我在梦中见到了死去的人，他们总是一声不响，不安，奇怪地抑郁，和他们亲爱的、快活的本人很不一样。我毫不惊奇地感知到他们的存在，置身在他们在世间生活时从来没有到过的环境之中，在他们根本不认识的我的某个朋友的家里。他们分开坐着，对着地板皱眉，似乎死亡是个黑色的污点，一个可耻的家庭秘密。”[7]（39）
在《透明》中，他用主人公休·珀森的例子诙谐模仿了所谓性象征。珀森一旦入睡，睡眠会使他进入一种类似精神失常的状态。他无法相信，体面的人也会做荒唐下流的噩梦，使夜晚变得破碎不堪，白天还在他耳边嗡嗡作响。不论是朋友们偶然讲述的噩梦，还是弗洛伊德有关梦境的论著中所记载的个案及其令人发笑的阐释，都远不如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的经历那么复杂，那么邪恶。就某些“噩梦主题的反复再现”而论，他可以与最好的精神病患者一比高低，因而可以说他经历了“做梦的痛苦”。
珀森噩梦主题的表达还有这样的特征：在某些情况下，他能弄出此主题的“第一个初稿”，随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间隔里，又搞出不同的几个“版本”，细节有了改变，情节有了完善，一些令人厌恶的新情景添加了进来，但是每次重写出来的都是那“同一个故事”的又一个版本，否则那个故事也就不存在了。珀森确实做了不少色情梦。比如，在妻子阿尔曼达去世前后，连续数年时间，有一个色情梦特别频繁地反复出现（这个梦被一位精神病医生斥之为“过于直露”）：有人用鲜花装饰的大浅盘给他送来一个睡美人，垫子上放着可供选择的各种淫具。他还做这样的梦：他发现自己正在试图止住从空间结构的一道裂缝中滴淌下来的微小颗粒之细流。
纳博科夫“以最充分最犀利的反弗洛伊德力量”强调说：“一个人在梦中所受的折磨与他在清醒生活中的经历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直接的关系还是在‘象征’意义上来说。色情主题只不过是诸多主题中的一种，正如《男妓》在这位严肃作家（他太严肃）的全部小说中只不过是一种非本质的离奇东西”。[8]（75）既然色情或性主题不过是梦中众多主题中的一种，那么弗洛伊德用性象征来解释所有的梦，显然就贻笑大方了：“顺便说一下，珀森先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恨珀森太太的？没有答案。这种恨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他对她的感情的组成部分吗？没有答案。他曾经给她买过一件高翻领羊毛套衫吗？没有答案。当她发现套衫的颈部太紧时，他觉得恼火吗？‘我真要吐了，’休说道，‘如果你继续不断地用那些令人讨厌的陈芝麻烂谷子来烦我’。”[8]（77）
纳博科夫晚年曾真诚地告诫那些初出茅庐的文学批评家说：“如果你发现的象征不是你自己的脚印就自问一下。忽略寓意。无论如何将‘怎样’置于‘什么’之上，但别将‘怎样’与‘那又怎样’混淆起来。信任你的汗毛的突然竖起。在这一点上别把弗洛伊德掺和进来。”[2]（67）
四、对弗洛伊德“性的概念”的诙谐模仿
弗洛伊德在构想心理如何运作时提出了“恒定原则”。他假设人的“心理装置”竭力要使它自身存在的“兴奋量”尽可能地保持在最低水平上，或者至少使这种兴奋量保持不变。为此他杜撰出“力比多”（libido；性的能量）概念。力比多在量上是固定的、守恒的，性的能量（或爱欲能量）可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但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由于这个概念总是与生物学上的“性”（sex）有关，致使他对儿童心理发展阶段的刻画都带有鲜明的性色彩——所谓口欲期、肛欲期、生殖器期、潜伏期和青春期。
纳博科夫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性概念。他坚信，当面对人的“天性”（Nature）问题时，弗洛伊德用这样一种“性的概念”来解释一切，就犯了严重的推理错误。在《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他假借主人公之口这样诙谐模仿道：“因为‘性’（sex）一词的发音，包括粗俗的嘶嘶声和‘ks 、ks’的嘘声，在我看来是那么荒唐，我不禁怀疑这个词是否真的代表什么概念。说实在的，我相信我们在处理人性问题时，给予‘性’一种特殊的情境，让‘性的概念’流传（如果这种东西存在的话），并用它‘解释’其他的一切，是一个严重的推理错误。”[5]（105）
人的心理发展是由“性”决定的吗？或者心理障碍的出现是由于“性”没有得到满足所致的吗？其实，“肉体的爱不过是表达同一件事物的另一种方式，而不是一种由‘性管’奏出的特殊音符，你一旦听到那种音符，它就会回响在你灵魂的所有其他区间”。在这里，“性管”（Sexophone）一词是纳博科夫对“萨克斯管”(saxophone)的诙谐模仿（用Sex取代前缀sax），旨在说明性欲、性交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作用，并不像弗洛伊德所夸大的那么重要，似乎它就像从萨克斯管那里奏出的特殊音符，直接就能影响到你的心理（“灵魂”）的整个区域。例如，就心理健康问题而言，小说中的叙事者说，“即便我从某个可靠的来源得知克莱尔不大符合塞巴斯蒂安做爱的标准，我也不想把塞巴斯蒂安经常发生的焦虑和紧张归咎于他对性生活的不满意。”[5]（105）
在《防守》中，纳博科夫在描述主人公卢仁的象棋天赋时，以诙谐模仿的方式批判了弗洛伊德的性决定论。卢仁的教练瓦伦提诺夫为了有效地指导卢仁，“他还发明了一个特别的理论，那就是卢仁象棋天赋的发展与他的性需求的发展有联系，在他身上，象棋代表着他的性需求在朝特殊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卢仁处于内在的紧张状态是有益的，如果通过自然方式得以放松，恐怕会浪费了他身上宝贵的能源。出于这样的担心，他不让卢仁接近女性，对卢仁守身如玉的孤僻性格暗自高兴。”[5]（68）这里纳博科夫讽喻的是弗洛伊德的“升华”概念——人的性能量，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性行为，得到象征性的满足。卢仁正是通过下象棋而升华了他本能的性需求。
在晚年的采访中，当有人问及纳博科夫“您觉得最令人振奋的那种庸俗就是美国的性习惯的庸俗”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性作为一种风尚，性作为一个普遍观念，性作为一个问题，性作为一种老生常谈——我觉得这一切太乏味，难以言表。我们不谈性吧。”[2]（23）由此我联想到亨·亨的所谓“性反常”问题。已如前述，既然他在伊底帕斯情结时期的发展是正常的，我们评论家怎么就不能把他看作一个正常人，一个追求自己爱情和欲望的成熟的正常男人呢？首先，什么人正常，什么人不正常（或异常），或者说某人“变态”，其实就连心理学家也说不清楚，因为他们也提不出区分“正常”与“变态”的明确标准。一个人的某个行为，到底算是一种“功能障碍”，还是属于一种“功能正常”的反应，很难有划分的标准。既然在科学上——据称心理学是“自然科学”——都没有定论，干吗我们搞文学评论的，就一定要给亨·亨带个“变态”的帽子呢？
在这里，我顺便试图提出“亨伯特·亨伯特式的欲望”这一概念。其要旨是说，亨·亨的欲望，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年男子都具有的合理的欲望——专门指向年轻（幼）女子的身体的欲望；这种欲望既不属于所谓的“性变态”，也不是假道学家们谴责的所谓“乱伦”。当然，这一概念需要从多重角度加以论证。但无论如何，最后的结论应该是：任何一个想要把亨·亨对洛丽塔的恋情说成是恋童癖的人，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曲解亨·亨这个人物（及其作者纳博科夫）的误区。
就连亨·亨自己都非常清楚：“洛丽塔”是他主观建构的产物。“我疯狂占有的并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创造物，是另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况且，亨·亨的性行为，实际上是一门艺术。他有一句名言：“性不过是艺术的附属品。”更何况，他对所谓的“性行为”，“压根儿就不在意。任何人都能够想象那些兽性的成分。”而诱使他继续爱下去的，则是一项更大的尝试——“一劳永逸地确定性感少女危险的魔力。”
更何况，当今进化心理学已经一劳永逸地证明：男人对“繁殖价值”大、“生育力”高的年轻女人的欲望，是进化而来的一种专门的心理机制。亨·亨不过是被文学大师刻画到极致的典型男人而已。在亨·亨的“时间魔岛”上，一个男人与少女之间的年龄差，“一般总是三四十岁”，这样才能使男人受到一个性感少女的魅惑。但在我看来，亨·亨的一个最大失误，就是只顾自己的欲望满足，而多少忽略了洛丽塔的心中，“还有一个花园，一道曙光，一座宫殿的大门”。
从进化心理学的观点看，亨·亨与洛丽塔在一起交欢时，他肯定也没有“乱伦”的意识——尽管他一再说自己“卑鄙龌龊”，但那不过是纳博科夫的一种诙谐模仿。如果他真的有这种意识的话，他就不可能对洛丽塔产生那么强烈的欲望。进化心理学研究表明，乱伦不乱伦，与女孩年龄的大小（不管是洛丽塔12岁，还是18岁）没有关系，而是与血缘关系或“遗传相关度”有关（所谓遗传相关度，比如，父亲与儿子是50%[r=0.5]；祖父与孙子是25%[ r=0.25]；以次类推[0.125 ……]）。例如父亲与女儿的遗传相关度就高，而这个父亲与他的侄女的遗传相关度就低得多。这是科学常识。乱伦的意识是人的大脑中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任何正常人，都会有能力去抑制那些不合理的乱伦欲望。[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