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情
三年多的时间在苦苦等待中流逝，直到1983年的某一天，医学院保卫处通知我，申请已获得公安部门批准。
我立刻发电报告诉广州家人及香港的大妹，请她转告在美国的爸妈和弟妹们。他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在广州的三个妹妹，两家都已先后出国，一家即将启程，全家最担心的就是我们。
申请终于获得批准，什么原因？我不知道，相信省侨办起了正面的推动作用；其它求神拜佛也可能起了辅助作用。当然，改革开放几年了，尽管昆明比较闭塞落后，出国的人还很少，毕竟大形势已经跟以前不同，人家帮忙也容易顺水推舟。
我又一次体会到：很多事情于人似乎不可能，上主则是可能的。感谢天主。
我和章俐请了假，同去北京美国大使馆领事部门办签证。女儿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一年级，准备毕业后再去美国。
领事部门的一个高个子美国人接见了我们。他翻看了一下文件资料，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发现只有一张三吋大的黑白照片，是我和现在在美国申请我们赴美的弟弟在我两岁他一岁时的合照，还是几年前姑姑找出寄给爸爸，爸爸如获至宝，马上拿去照相馆翻拍的。
他问：“其他的家庭照片呢？”
我 难过地回答：“在那年头全丢了。”
那人一怔，看了我一眼，没有再问什么，显然他了解“在那年头全丢了”的含义，一会儿就给办好签证。
领到了护照，也获得美国签证，我和章俐拿著办理出国手续的表格请医学院院长签字。院长原是附一院外科医师，升任医学院院长才一年多，他也是北医毕业，比我早二（？）届。他看著表格説：“你们怎么要去移民美国？中国没有饭给你们吃？昆明医学院没有工作给你们做？移民不行！去探亲或留学可以。”
我没有办法，去公安局外事部门诉说，负责人一听，有点火了，说：“你医学院先批准才推给我们，现在我们批准了，又说这个说那个。你回去，告诉保卫处直接打电话给我。”
我回医学院告知保卫处，保卫处的人立即进里面打电话。稍后那人出来，叫我第二天到保卫处办手续。原来是他们直接拿表去给院长签字。
我和章俐找一个晚上去饶主任家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饶这时已调升为省政协（或人大？）秘书长，听了很高兴，约我和章俐出国前到他家里吃一餐饭饯行。饶主任的饯行晚餐是几味家乡菜，其中一碟乳糁夹扣肉，是云南名菜，我以前只是听说。饶特别指出这些都是家乡菜，我们体会，毋忘家乡情。此情此意，令我和章俐难忘。到美国后，我与饶博生先生一直保持联系，1998年我给他写了一信，简述我当年越北流亡经历，他回信表示要将我的信摘写，分送侨办、公安、医学院，供作借鉴。我给饶的信及饶的覆信，曾连载于北美最大的华人报刊《世界日报》，2006年8月2－7日。
我虽然不能确定求神拜佛是否起了作用，以及谁帮过忙，还是尽可能打点酬神。我求过公安厅张某最多，所以先去见张，约好第二天晚上再来。第二天晚上，我拉了章俐的大姐同去，一是帮拿东西，二是让她认识张某这号人物，难保以后用得上。敲门后，张的十一二岁小女儿怯生生地来开门，说父母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我和章俐的大姐相顾一笑，心领神会，佩服姜还是老的辣，就把东西放下，告辞走了。
其他曾经拜托过的人，也分别送了一些东西。他们是否满意，又是否还有遗漏？就不晓得了。
还有一周时间，我坚持讲完最后一次课。讲完后，我不无感性地说了几句告别的话：“本来按计划，两周以后，我还要再讲一章内分泌系统，现在因为有其他事情（我当然不谈出国事），我请教研组另作安排，就不再讲了。”我轻举右手摇摇：“再见！”
没有料到学生们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
出国前两天，我和章俐决定再去市内的公园走走，也是抒发离国情吧。先去大观楼公园，在滇池边以大观楼作背景照张像留念。又租了一只小船，想再游一次滇池，我上一次游还是十多二十年前了。上了小船，一划桨，一股臭气冲上鼻子，不得了！马上上岸还船，没想到昆明人引为自豪的五百里滇池，已变成臭水湖！章俐说：文革期间有一年，政府号召“围海（云南内地人常把大一些的湖说成“海”）造田”，要机关学校工厂及市民都来一担担挑土填入滇池，说是造田可以增加多少粮食生产。结果田没造成，滩头尽是长些杂草；加上工厂任意排污，现在连鱼都不能活了。
我们又去了圆通山，特地去看了熊猫，出国后怕很难再看到这国宝了。又去看孔雀，回忆九个月前春节来游时，到处见到孔雀开屏，人们奔跑呼叫着：“啊！这里这里”“啊！那里那里”，那种高兴情景，莫非是个“好兆头”？
教研组为我们开了一个简短的告别座谈会。我特别说了下面几句话：“我不善交际，但是跟任何同事都平和相处，没有过节。那年代的一些情况，我很明白，是当时的政治气候造成的。”这是实话，也是谅解。
几位年青教师合买了一个工艺品温度计送给我们，直到现在我还用着。
我和章俐除了向各友好同事告别，也礼节性地去各领导家里告辞，然后，骑上单车，静静地离开医学院，心里五味杂陈。
我们回到章俐老爸家里，来送行的亲友及我的朋友和同乡很多，几乎把街口都堵了起来。随后，教研组的李老师和魏老师也来了，李是我的同乡同事兼朋友；魏是教研组副主任，比较尊重知识（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对我也比较友好。不知道他们看到那么多人送行，会有什么感想？回去跟教研组怎么说？
忽然一辆小轿车开到，众人让开路，车门开处，原来是饶主任！他说要送我们去机场。大家都很高兴，原来约好一位朋友借他单位的小车送我们去机场的，就不需要了。那时只有厅局级的高干才有专用车，于是我和章俐坐上饶的车，在众人惊讶和羡慕的目光下，直奔机场。章俐的家人和我们的一些亲友同乡随后也赶到机场送别。
我们先到广州，跟女儿及亲友们匆匆告别。
坐火车到深圳，过检查关后，走上罗湖桥，桥中央是中港分界岗哨，我走过分界线，稍停，回望片刻，一阵辛酸，心中默念：
“别了，苦难的祖国；别了，苦难的亲友。相信有朝一日，我会回来探望你们的。”
那是1983年11月18日。
在香港的大妹开车到九龙火车站接到我们。劫后重逢，自是悲喜交集。回到家里，大妹马上打电话到美国告诉爸妈：“大哥大嫂到了。”
“到啦？！……”颤抖的声音，没有再听到说什么。我知道那是喜极而泣。
全家感恩讃颂 上主。
到了自由世界，最开心的是，从此不再因宗教信仰受迫害，被意识形态所扭曲。多好！
(节选到此结束。感谢各位阅读，关心和鼓励。
我将外出一段时间，回来再读《海外文轩》。再见。)
| 天地一弘 (2013-09-02 16:35:37) |
|
是啊，自由真好。 |
| 阿朵 (2013-09-02 17:55:55) |
|
读后感慨万千！！ |
| 牧童歌谣 (2013-09-03 14:14:26) |
|
感谢曾先生的文章！ 我从头读到尾，太感叹了。 只祝福我们苦难的祖国，苦难的人民。 向曾先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