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安诚与李宗恩
王三叫我跟他去缪安诚家里搬一张双架床到学生宿舍。缪住一般职工宿舍，像邻居各家一样，在门口搭了一个小鸡廄养鸡。室内不足二十平米，分隔为一厅一房，厅里摆一张饭桌和几张凳子，边角堆放杂物；睡房一张床和一张双架床，双架床以前由他们的儿女睡，儿女长大后另住。 王三和我合力把双架床抬出，放在三轮板车上，送去学生宿舍。
缪安诚出身于云南一个大家族，父祖辈在法国和美国经商。缪安诚本人生在法国，长在美国，在美国考取了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过国民党时代的云南省卫生署（相当于厅）长。 1949年，缪家都出国了，他因听信共产党统战人员的保证，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到医学院教微生物学。 1956年“肃反运动”，缪被定为“历史反革命”，饱受冲击，仍被算作“统战”对象。 1957年大鸣大放时，在院党委一再保证和劝诱之下，他很小心地写了一张大字报，结果还是宣布“缪安诚一直存在着敌对情绪”，被划为“极右份子”，几番批斗之后，送去打石场打碎石。粉尘滚滚，腰酸臂痛，不管日晒雨淋，都要完成定额。一打就是几年。
王三跟我讲了那年头的一个故事：缪安诚的弟弟从美国回来探望哥哥，那时国外回来探亲的事很稀罕，他弟弟到了，院方才派人去打石场叫缪安诚回来。弟弟见到哥哥头戴破草帽，身穿补丁褪色蓝上衣，裤管一高一低，脚下一对脏破鞋，露出一只脚趾，当场忍不住哭了。
后来缪安诚调去图书馆做编目。 “文革”前，医学院曾组织在职教师医师英语进修，我通过测验参加了高级班，由缪安诚全程用英语讲授，学员回答也要用英语。每周两个晚上上课，白天他仍在图书馆做编目。
多年后，他叔叔缪云台回国，已经到了北京。他叔叔以前是云南大名人，这次回来是要投资兴建昆明煤气管道系统。这回阵仗就大了，缪安诚的身价蓦然飙升，医学院急忙派王三和另外一个人去给缪安诚清理宿舍，拆掉鸡廄，粉刷墙壁，又从院长办公室会客室搬来一套沙发。折腾了一天，面貌焕然一新。忽然又说他叔叔不来昆明了，于是又把沙发搬回院办，拆掉的鸡廄就由缪安诚自己重新搭盖了。
1980年代初，缪安诚死于腹腔“间皮细胞瘤”——一种恶性度很高的肿瘤。医学上认为，它的发病与长期吸入石料粉尘有关。
我于1960年被分派到昆明医学院当助教，几次去图书馆借书，先后遇见两位很特别的老人。我要找法、徳原版外文期刊的有关资料，两位老人给了我亲切的帮助，其中一位是缪安诚，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右派李宗恩。
李宗恩的际遇同样令人嗟叹。他原是享誉国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传染病专家。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昆明医学院。在图书馆工作前，他的工作是割草喂兔子。当时医学院流传一个让人笑不出声的笑话（哭话？）：反右前，李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极少数特级教授之一，月薪500元（大学毕业生工作第一年月薪才46元），划为右派后，降为一级教授，月薪360元。由于年老体弱，总算没像缪安诚那样被发配去做苦工，只是留在医学院负责割草喂养实验用兔子。他每天戴一顶大草帽，拿着竹篓和镰刀，蹲在校园草地上割草，背回动物室喂八只兔子。于是有人算了一笔账：360元除以8，养一只兔子每月要45元，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薪。不到一个月，兔子死了两只，每只兔子的喂养人工升为每月60元，比毕业十多二十年的老助教的月薪56元还要多出4元！
李宗恩后来患了心肌梗塞，据说当时有关部门“发掘”了一种少数民族的草药，可能对心肌梗塞有效，拿他来试用，结果白白送掉性命。听说，他死前曾要求：批准他在死后三天才火化遗体，因为人呼吸心跳停止后，器官细胞慢慢死去，感受痛觉的神经中枢——丘脑，大概要三天才完全死亡。可是领导嗤之以鼻：“大科学家还搞迷信！”当天就烧了。
一个蜚声国际的大学者，下场竟然如此悲惨。据说英国皇家医学会得知噩耗，专门发来唁电。
关于李宗恩的传闻不少，这里就不多写了。
内控份子, 废物、累赘
其后，保卫处通知我，转至解剖教研组做教辅员，同事对我很友善。几个月后，保卫处再通知我：回生理教研组。我请假回广州一趟，见到阔别近十年，历尽沧桑劫难的父母、女儿和妹们，吃了一顿难忘的“庆生宴”。
回到医学院，教研组安排我指导青年教师实验课和一个医师进修班，其中一个学员章俐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表面上似乎一切顺利，事实上一股幽灵一直在操控着我。
谁都知道，凡是被共产党整过的人，在档案中留有“污点”，都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君不见：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劳改刑满释放后还是“劳改释放犯”？我虽然没有表面上的政治帽子（什么“份子”），却是已经被打入另册的“内控（内部控制）份子”。我自从被“隔离审查”以后，一切调动安排，都是保卫处而不是人事处或教务处办理，就是说，我是属于保卫处控制的人。 “内控份子”，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势不免拿来祭旗。即使表面无事，平时工作、生活、福利待遇各方面也低人一等，处处受压制，而只能哑忍无言。甚至后来我要结婚，女方都一再受到上面的劝阻，就是说，我在这个社会是个“危险人物”，连结婚都不行，还有什么指望？
恢复工作那年回广州时，父亲带我去见他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当年在兴宁一中读书时的张校长，已退休多年；张校长的妻子，是教我们初中三年级语文课的陈老师。
张校长和陈老师热情欢迎我们，还提起我初中毕业不须考试直升高中，并免去一学年全额学费的往事，说：“（兴宁）一中校史上仅有你一人”。他们问到我的情况，对我是北医毕业、在昆明医学院工作的资历很赞赏，主动向我提出：愿不愿意调回暨大（广州暨南大学医学院）？原来暨大的党委负责人，是张当年东江纵队打游击时的战友。陈老师也极力主张我调回来。
这本来是个大好机会，我很感激，可是心中却不是滋味，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过不了“政治审查”关。
回忆1964年，我和前妻玉鸥结婚后，为了避免长期分居两地“白头到老”（当时的流行语），曾托亲友想方设法调回广州或广州附近地区工作。我要求不高，只要到一个街区卫生院做医生就行。但是，几次申请都无下文。
友人介绍我去找某区卫生科的负责人。一个高大的北方女人出来见我，那人已初步知道我的学历和资历，客气地说：“我们这里确是需要人，也不是找不到人，但是要好的。”她收下我的履历表，要我两天后回来看结果。
两天后，我准时去到那里，还是那个北方女人接见。她平和地说：“我们暂时不招人。”我留意到她左手有意无意地显示一张巴掌大的纸，上面写着：爱人反革命(我前妻是“宗教反革命劳改释放犯”，1950年代全国大规模扫荡各宗教时被捉去坐了五年牢，释放后一年多，我跟她通过正式手续登记结婚)。
我心一沉，回去后本想不告诉玉鸥，但还是说了，彼此心头都蒙上一层阴影。
另一次，朋友帮我联系到离广州不远的一间兽医学校（中专）。一片空旷的丘陵地，负责人带我参观两排平房，说这些都是教室；又去看兽医院：由好几根栏杆围起的一块露天场地，只有占地不到四分之一的一角有瓦上盖，没有围墙，甚至连桌椅都没有。这也是医院？与我熟悉的医院相差太远了！脑筋一下还转不过来。
兽医学校急着要我去教生理课，临别时还强调：“马上就开学了，等着你来上课哦！”我虽然急于调回广州或附近，可是这里毕竟与我的想像差得太远，就支支吾吾地说：“我回去考虑考虑。”
不料回到昆医不久，人事处告诉我：“某某兽医学校来调你的档案，又退回来了。”接着又带点不无轻蔑的口气说：“不是我们不放你，而是人家不要。”故意把“不要”两个字说得重些。
我起初感到惊讶：兽医学校还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来调档案？随即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政治挂帅”，我这个政治有“污点”（那时只是与玉鸥结婚）的人，在这个社会里已经是“人家不要”的废物、累赘。
有过那几次求职失败的教训，现在更加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历，我明白调暨大之事不可为。显然张校长他们仍然以为我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却不了解这些年来我的遭遇和扭曲。一旦暨大来调档案又退回去，张校长陈老师一片热心，将情何以堪？他们怎能想像曾庆斯会落到这种地步？是人变了，还是世道变了？
何况，我已申请出国，虽然能否获得批准是未知数，但我认定那是我后半生的希望，会用尽一切办法申请的，因此婉谢了张校长和陈老师的好意。
他们显然感到意外，不过没有说什么，只说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找他们。
我很感谢张校长和陈老师。但是，事情非常清楚：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我的空间。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在那遥远的地方！”
| 夕林 (2013-08-26 18:33:18) |
|
那个可怕的年代！！ |
| 抱峰 (2013-08-26 20:51:33) |
|
委曲了先生.此处不养爷,就走吧. |
| 敏敏 (2013-08-27 01:14:50) |
|
李宗恩是江苏武进人，我也是江苏武进的。我妈妈也受文革的影响不小，从小就听她讲这些，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