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隔离审查
所谓“隔离审查”，就是关起来写交代材料，再就是自我批判自我贬损的官样文章。我拿起笔就写，不起稿，也在正式上交的纸上写明“不起稿”。早就写惯了。
我写偷渡香港只写了有行动的两次，而对虽有联系策划但没有成行的没有写。可是第二天，审查组两个人找我问话，其中一人叫捷，是某教研组的党员负责人之一；另一个是新进的人。她们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不知道有心还是无意，把写着我策划另一次偷渡，但是最后联系不成的一份材料摆在桌上，然后平和地问我还有什么东西要交代。我一眼瞥见上面所写，竟是那次联系海丰渔民，被瞎子爆料的事，于是立刻承认并补写上。
她们作这样无声的提示，迥异于以往威胁恐吓辱骂或“挤牙膏”式的审问方式。我与同事一向平和相处，少有过节，可是，这在以前有可能么？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无情打击，残酷斗争”那一套，已日益丧失市场。我冰凉的心，竟泛起一丝暖意。
另一次我被叫去问话，是问我两次偷渡被捉回，送到兴宁收容所，最后被我蒙混过关的经过。其实他们早已掌握材料，我完全不需要隐瞒，全都照实答。审查组有人表示怀疑：怎么那么轻易逃脱？但另一个人，记得是总务部门党总支的负责人说：“我知道，抗战时我到过兴宁一带，那里山多田少，人多出外谋生。解放后偷渡香港的人也多，偷渡在当地不稀奇。”我听了后思忖，他这番话，会使审查组的人觉得：曾庆斯偷渡是受地方大环境的影响。这当然对我有利。
最后一次写交代时，在结尾，我坦然写道：“我承认外逃的错误，但是不后悔，因为假如我不逃，那么我现在是伤，是残，或其它什么的，谁知道？”— —这实在是一种含蓄的抗议，你们能够拿出任何事实来反驳吗？
隔离审查没有行动自由，时间倒是很多的，写完交代材料，我摆出一部《毛选》在桌上，却拿出中医书籍认真阅读，并作心得笔记。中医是祖国传统医学，他们不敢禁止。隔离审查前，我正在写一篇关于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联系的长篇心得。隔离审查期间，我担忧运动风头火势，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因此抓紧时间撰写，往往写到深夜，希望能赶快完成。守卫民兵们从来不过问我写什么。事实上，他们对我很友善，闲谈中露出口风，说我通五国外语（惭愧，只是能阅读专业书籍而已），曾在全国一流医学杂志发表文章，对我有一份尊敬。有几次他们直接来问病，甚至带小孩来请我诊查。我有家信或汇款单到收发室，他们很快帮我取来。我有时托他们上街时买点食品，也乐意帮忙。这些，在以前有可能么？经过“文化大革命”，人心向背，可见一斑。
可能上头又有什么风吹草动，隔离审查的看管突然严起来，信件要先经上面拆开检查；看守民兵背上一杆长枪；叫我出去锅炉房打开水时，民兵背枪跟着。
有几次，我和别的受监管人被指令在校园内劳动，常是打扫厕所——那种槽沟式大厕所。几个民兵扛枪在外面守着，我们进去，清扫，用水把积在槽沟里的粪便冲入粪池。臭气熏天，苍蝇飞舞，更恶心的是粪槽内蝇蛆到处爬行，女厕所染血月经纸随地丢弃。这也算是我人生旅途中一段难得的经历吧。
一天，审查组的人通知我，有两个人要见我。我觉得纳闷，是什么人？有什么事？我跟着去到一个小会议室，一眼看见同乡陈禄文和欧阳茂，前者是省三建公司的技术员，后者是省设计院的工程师。他们见到我，露出喜悦笑容，说“见到你就好了”，没再多说，随即把两盒已打开检查过的月饼和酥饼送给我，便告辞了。
我既感动又高兴，在“阶级斗争天天讲”，“划清界线”，六亲不认的年代，他们不怕受牵连，直接到审查办公室登记要求探访，勇气和义气都非比一般。后来我谈起这事，他们说：“怕什么？我们出身好，也知道你不会有什么事。”
我又一次感到：正派且有自己思想的人，人性不容易被扭曲。这次我被隔离审查，从看守民兵和审查组一些人人的态度，以及其它多件迹象可以看出：“官”跟“民”不同调。在以前，这种情况即使有，也不敢表露出来。
又过了几天，一向对我很客气的民兵组长带我去打开水时，忽然告诉我：“要放你出来了。”
我心里一喜，问：“你怎么知道？”
他没解释，只说：“是的。”
果然，第二天，审查组通知我：解除隔离审查。
因为已经开学，实验室不能住了，保卫处的人带我去了一个宿舍房间。名义上同房间还有一个人，不过那人还在农村劳教，留下一张用木板木条钉成的小桌子。另有一张双架床，正好，我睡下铺，上铺放书籍衣物。比睡实验室又进了一步。
校内劳动
保卫处指派我跟校工王三栽种花木和做零杂工作。王三称呼我“曾老师”'，对我很友善。回想以前右派分子被人像狗一样呼喝叱骂，人的想法不一样了。事实上，不管去农场或隔离审查，我都不觉得人家看不起我，反而同情我的人居多；我也没有自卑感，我心底里从来没有认为我错误或耻辱。敌视我的人固然有，但我同样看不起他们，敢于报以不屑理睬的态度。
一天，我问王三：四季花园为什么那么残败？
王三说：“黄绍先死了以后就没人管。”黄绍先是从前的花匠，把四季花园打理得绚丽多彩，四季如春。
“黄绍先死了？”我大感意外。
“死了。”王三不无伤感地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1968年，即我被迫逃奔越北的那一年），说他是富农，半夜里倒吊着打死的。”王三接着说：“其实他也是穷仔，抗战时父母都死了，一个人流落到昆明，才十几岁。郊区一个花圃的老板收留了他，见他勤谨，招他入门做女婿。殊不知，他做了女婿是背时，算命佬也算不出，没有多久就解放了，他老丈人以前自己一家人担粪担尿栽花育苗，农忙季节请过零工，算是有剥削，被划为富农，黄绍先也就成了富农子女。斗他时，那些人硬说他在花坛上种罂粟花提炼鸦片。其实啊，那种花只是近似罂粟花，根本不是提取鸦片的罂粟。谁敢把鸦片公然种在学校的花坛上？不过，他们要斗你，轮得到你黄绍先说话？”
我听了毛骨悚然，感到一阵深切的悲哀，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头髪过早斑白，满脸皱纹，一年到头不管酷暑严冬，都在校园里埋头干活的木讷中年人。那时的四季花园，长年轮流长出鲜艳悦目的花卉；各种我不知名的树上，一团一团泥包着接枝。校道两旁优伽利树高大挺拔，树间灌木丛整齐葱郁。哪里像现在残败不堪？对那样一个勤劳木讷的人，也下得了那样的毒手，天理何在？
两年后，院党委宣读“文革”中冤假错杀案的追究和平反政策，说“五类份子”不在追究或平反之列。于是，像黄绍先（不过是“五类份子”的女婿）被残害致死，就像杀一条狗一样白了。我感到无比悲愤，以后我如果不想办法离开，三年两头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来，下一个受残害的会不会是我？
王三喜欢喝茶，休息时，喜欢跟我到宿舍聊天。他文化低，但是对很多事情有他直观的看法，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有一次他谈到电影《五朵金花》的主角杨丽坤，那么一个善良美丽的姑娘，被斗被打到发疯：“狗日的说她封资修，干她屁事？眼红妒忌才是真！”他给我讲了不少那几年批斗打杀及两派武斗的惨烈情形，以及各种令人发指的刑法：把沾油的竹签揷入指甲下再点火燃烧，说一天烧一个手指，到第二天要再烧时人就疯了，整天捂着手指哀叫“莫烧！莫烧！”；把干树枝插入肚皮肥油内，点火“烧天灯”；把人打得遍体鳞伤后押到山上，塞入汽油桶内，洒上石灰，从山上滚下来……。这类惨剧，我在越南时和回来后听过不少，但都不及王三讲得那么直接具体。后来我为出国申请事去公安局和省侨办“群众来访室”上访，也亲眼见到排队上访的人中被打伤打残的侨胞。
我被隔离审查写交代时明言“对外逃不后悔”，实在是一种悲愤无奈的抗议。事实历历，血泪斑斑，谁能说我不对？
| 海云 (2013-08-22 15:2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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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生，我读到你“不后悔”这段时，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如果不去越南，文革的苦难会如何？开始我觉得，文革中比你问题严重的人也很多，可他们即使被批斗，也挺过来了，比起你在越南的风餐露宿似乎也是差得不多，按照他们给你的罪名，似乎还没到要置你于死地的地步，所以，即使你不出逃，可能也能熬到这一步。 我父亲跟你是同时代人，文革前大学医学院毕业，文革中因为有海外关系也是被审查对象，并且在基层乡镇的卫生院工作多年，还被派下乡消灭血吸虫病......直到文革结束，调回南京也是经历了一番曲折。但可能因为生活在内地，我想他们再怎样，也没有想到过可以逃到国外去，所以，可能跟你处在云南和广东之地有关，加上你的妻子先逃港成功，所以促使了你一再的逃亡。 不过，后来我想到读过的一本书，讲到文革时广西的混乱以至于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是真的吃人肉）也许我对南方文革的丑陋程度不够了解，如果，真的是对生命有威胁，那么出逃倒是拣了一条性命。 读你这本书到最后，看到你后来幸福的再次组合的家庭，尤其你的小女儿健康的成长，我不竟感叹：人生确实不需要后悔！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没有那些的前因，哪有后来的后果。所谓的苦尽甘来，上帝的历练，所有的一切本是天意。 祝福你们一家！ |
| 曾庆斯 (2013-08-23 17:0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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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云女士，你好。 谢谢你好心。 你提到：“你如果不去越南，文革的困难会任何？”――首先，这不决定于情节轻重。节选中提到的花工；北医同学自杀（不止一个）；另外我原书中提到一同事的大嫂被割乳、破子宫阴道惨死；同劳动一学生的哥哥被列入处决名单，罪名是“海外关系”；我一堂表弟医生被塞入麻袋活活打死；我一中学老师只因父亲是（起义不久死去的)国民党师长，“国民党的孝子贤孙”，便被割耳、割舌、削鼻、挖眼惨死……。他们有多严重的情节？不是情节轻重，而是――无法无天！我当时被有组织的全学院性的大字报围攻，被敕令“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种对所谓“阶级敌人”的命令，我还有什么指望？情节会比他们轻？ 其次，即使熬得过来，会比风餐露宿好吗？――我的“节选”同时在《文学城》贴出，有一跟帖：“碰到昆医附一院外科的刘晓衡（应是刘筱衡）大夫。……文革中他被铁丝拴着两个大拇指吊在梁上，以后便无法做手术了”。这类的例子还少吗？是根据情节？还是无法无天？ 我逃越是在最血腥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昆医以肖星野（后来自杀）为首的军宣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抓我时，拼死一搏逃出去的。假如给抓回去，会有什么结果？ 我在越北流亡，日夜提防公安，吃百家饭，睡山睡沟。但我得到华人同胞掩护照顾，化解重重困难，我亦尽心为他们服务，彼此建立了鱼水深情。大环境虽然险恶，但小环境还有温馨，这一点，当时若留在国内，能有吗？原书中我几次唱：“……到处流浪，邪恶的世道迫使我流亡远方，长夜慢慢何时等得到天亮？” 流浪前后七年，年年初夏看见山间小径旁的岗稔又开始熟了，我都会触景生情，唱起“哪年哪月，能够回……”难道我不想回去？回不得也！文中也提到我睡牛棚两个多月，与两头大水牛为伍，但在国内被关进“牛棚”，还要写检讨，挨批斗，甚至挨皮肉之苦，此牛棚胜过那“牛棚”哪！ 广东的逃港风（内地人听起来可能如天方夜谭）对我当然有影响。前妻逃港成功（如原书中一节所述，她是在被推到比我还绝的绝境中拼死逃出去的），对我是一种负担的解脱，“我自己一个人，再困难都好办”。 越北流亡七年，毕竟还保住了一条小命。所以我说“不后悔”，正是“因为假如我不逃，那么我现在是伤，是残，或其它什么的，谁知道？”事证历历，血迹斑斑，谁能说我不对？ 庆幸 令尊文革中虽因海外关系受审查，还算没受太大冲击，你也没有因“狗崽子”被凌辱（文中提到的朱教授，他的读小学的小女儿，便被剃了阴阳头）。你有善良的心愿，一切都愿意往好处想。我希望更多人都能这样，世界会更美好。 你我都是有信仰的人。信仰使我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在人不可能的情况下出现一次又一次的奇迹。我在书中有感恩的叙述。 愿 主降福你全家。 曾庆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