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阳收容所到昆明收容所
同批送贵阳有十来人，两人一组一前一后，用绳子套住颈和肩，两人之间连着约一米多长的绳子。跟一般旅客共乘一辆客运汽车，我们坐在后面。我这一次还好，晕车不严重，没有呕吐。
贵阳收容所收容人员也有一二百，大都是“盲流”。和南宁等地收容所不同，日常事务由几个监趸管束，行政人员只作上层管理。众监趸作威作福，为所欲为。收容人员早上起来跑步，我以前呆过的收容所都是自愿参加，这里则是强迫，除非是病弱到不能动并经他们批准；而且硬性规定要跑够多少圈，速度不能慢，慢了就一鞭抽过来。他们惩罚人有一种残酷的刑法：把人两肘反绑背后，将绳子用力一勒，使两肘贴近，受刑人痛裂心肺，大叫一声，倒地哀号，他们哈哈大笑。
我洗了一件背心一条裤衩，晾在仓前操场上的晒晾铁线上，下午去收时，赫然发现衣服上面有好些灰白色小点点，“虱子”！我差点叫出来。原来别人在旁边晾了一条裤衩，上面很多虱子，沿铁线爬过来。我感到一阵恶心，连忙把背心和裤衩拿到自来水龙头下认真冲洗。
这里是我呆过的多个收容所之中最脏乱的一个，也是管理人员态度最横霸的两个之一。我想一因外面社会比较闭塞；二因这里的收容人员大多属于社会最底层，是常被欺凌的对象。不像广东一带比较开放，而且收容所以偷渡人员占多数，什么阶层的人都有。
邻铺难友跟我谈到贵阳在“文化大革命”巅峰期的滥杀情况，令我震悚不已：
红卫兵把一群“牛鬼蛇神”押到荒野，命令他们围成一圈，先读最高指示，再给每人发一把锄或铲，挖出一个大坑，收起锄铲后，一枪一个，不管死了没有，统统踢下坑里埋了。
两派武斗，一派的总指挥中弹身亡，手下部将给他打造了一个不锈钢棺材，再从俘虏来的对立派中抓出两个漂亮女学生，“砰、砰”，一枪一个，拖去垫棺材底，然后给头头举行风光大葬。
血腥残忍到丧心病狂的地步。然而惨剧何止贵阳？
我注意到一个二十来岁仍带学生气的收容人员，两只手都没有了，吃饭时用两个前臂的断端夹住碗，伸嘴去吃，大小便要人帮着解裤带。
同仓难友告诉我：那人的父亲抗战初期投笔从戎，打日本鬼子英勇过人，累升至连长，后来受伤复员，身上还留着一颗弹头没有取出。解放后，他父亲被作为“伪军官”枪毙了。 “文化大革命”一来，他母亲不堪批斗而自杀。他被红卫兵双手反剪绑了一夜，第二天双手已经变黑，送到医院截肢，成了这个样子。以后他流浪街头，参加了“丐帮”，成了小头头。难友告诉我：“在收容所也有他的喽啰，你看开饭时不是有人帮他拿饭，他大小便时有人帮他解裤带吗？”──抗日英雄及其家人竟受到那样待遇，后代沦落到如此地步！
在贵阳收容所停留了多天之后，转送昆明。同批十来人，只有两三个人被绑，我没有。坐的是夜班火车慢车，座位不够，我们大多盘坐在过道上，我坐近车门口。管教员疏忽，没有锁车门，假如要逃跑，等火车开始下坡加速时，一开门跳出去就可以了，但是我没有必要这样做，到达终点站后我示知管教员车门没有锁，他们还吃了一惊。
第二天早上到昆明，我们鱼贯走出火车站，坐上收容所的汽车。
久违了，昆明。九年前我从这里出走，回广州几次偷渡不成，迫得逃亡异国他乡，历尽千辛万苦，到头还是没能逃出如来佛的掌心，真是百感交集，无限惆怅。还有苦难，屈辱，和未知数等在前面呢。
但我同时也感到某种模糊的希望，似乎看到遥远的一线曙光。
经过市区，还是那些熟悉的街道，只是比以前更冷清，店铺也显得更残旧灰暗。
昆明收容所在西郊黄土坡，离医学院不远，规模跟贵阳收容所差不多，监趸也是一样作威作福，每天早上整队跑步，慢了不行，跑不完也不行。我经过好几个月的折磨，体力已很衰弱，有一次跑不到两圈便不支倒地，一个监趸走过来踢了我一脚。我迷迷糊糊慢慢站起，拖着虚弱的脚步走回监仓。
终点收容所一般都很快处理，可是我等了一个多月还不见有动静，不禁心焦。
终于有一天，我被叫去会客室，见到医学院来的人：一位是人事处长杨昌旺，另一位，我一下没认出来，杨说：“是王占元（总务处长）嘛。 ”
“哦，胖了。”两个人的头鬓都白了好些，我想到自己这些年历尽沧桑，会变成什么样貌？
他们两人对我应该没有什么恶感，因为我虽然不善交际，可从不惹事生非。他们甚至对我专业知识还颇敬重。一次药理教研组有一批做过实验的兔子要处理，由总务科卖给教职工。那年头肉食奇缺，人人都争着买。王占元也来了，可是他得知兔子注射过什么药，犹豫着不敢买。那时我刚走出总务科门口，听到里面有人说：“问过曾庆斯了，可以吃。”王才放心买了一只。
杨跟我随便聊了几句，没说什么时候接我出去，我也想不起要问。几分钟后他们就离开了。
杨、王来见我的事在监趸中引起一阵骚动：一辆吉普车，下来两个人，都是处长！自此以后，监趸对我的态度好了些。
我原以为杨、王来认人后，问题应该会很快解决，可是一天又一天过去，还是毫无动静。
大叶肺炎
一天早上起来，我觉得一阵冷颤，接着是头痛和胸痛咳嗽，勉强吃了早饭；下午开始发热，胸痛、咳嗽加重。我托人找监趸报告医生，没有回覆。晚饭只吃了两口便搁下了，听旁人说我夜里还发了梦呓。昏昏沉沉拖到第三天早上，我一阵胸痛咳嗽后，吐出一口铁锈色的血痰！我马上意识到是大叶肺炎，不能再拖了，于是挣扎着起来，穿上几乎所有衣服，勉力移步到监仓大院通往办公室的出口，蹲在屋檐下。
天正沥沥下雨，昆明一雨成冬，水珠溅在身上，脸上，我蹲着等，虽然发高烧，却因皮肤微血管收缩，冷得发抖。也不知等了多久，门终于开了。
一个管教员走过来，问：“什么事？”
“发烧。”我有气没力回答。
管教看了我一眼，叫我跟着出去，到医务室。医生给我测试体温。
“三十九度五。”医生低声对管教员说。
管教员问该怎么办？医生说最好送医院。
管教员叫所长来，所长一看，说：“送吧。”
管教员叫监趸拉来一辆板车，叫我爬上去，监趸推车，管教员押着，送到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照X光，是右肺上叶大叶肺炎，要住院。管教员跟医生交代了什么之后就和监趸回去了。
我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接受静脉滴注，呆望着天花板，百感交集。
我现在是病人？还是犯人？两者都是。我不主动和周围的病友说话，他们跟我谈话的也不多。看来他们知道我是从收容所送来的，也知道我是医学院的人。我坦承逃亡越南被送回，一个病友叹了一口气：“唉，为什么要逃去越南呢？”其他病友大概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感到惊异但又不敢问。尽管如此，几天里还是有三个病友将他们家人送来的菜分一些给我。其中一位，后来我回到医学院，还两次来探访我。
两天后热渐渐退去。
给我看病的几个医生，我都不认识。我想，附二院应该有我的学生，但是现在，我心里苦笑了一下，有谁愿意或敢来认你呢？也许还有批斗过你、抄过你宿舍的学生哩。岂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阶级斗争天天讲”，划清界线岂容模糊？连六亲都不认，你算老几？
然而，还是有一个人来看我，是张洁芝。她和我同一年但从不同医学院分配来昆医，现在是内科高级主治医师，她早就是党员，现在应该是领导层的人了。
张和我面对面站着，过一会儿才问：“好不好一些？”
“好些了。”我小声答。
又站了一会儿，张说：“有什么事可找我。”就慢慢走开了。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在省设计院的表弟，表弟当天下午就带了一些好吃的东西来看我。久别重逢，自有一番酸甜苦辣滋味在心头。表弟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很少人提了，各派武斗没有了，互相写大字报攻击还有一些，各个单位没有多少事情可干。他安慰我不要太担心。我托他尽快写一封信寄广州，告诉爸妈我已回到昆明。
又过了两天，收容所派一监趸来带我回去。回到收容所后，那监趸把我安排在一间三人住的病号房里。
终于有一天，一个管教员到仓里来通知我：“收拾包袱。”
不到一分钟我就把东西塞进包里，跟着管教员走到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所长挥挥手，叫我自己回医学院。
| panda11 (2013-08-16 15:4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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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老在文革中所经历的，真是触目惊心。。。谢谢您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
| 阿朵 (2013-08-17 16: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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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贵阳那段，真是怵目惊心！看到昆明这段，有些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