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2013年1月10日

一代中国人的眼睛

在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作家王鼎钧曾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他淡薄名利，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题”，风格多样，题材丰富，以丰沛的内在能量进行着源源不断的创作。身为一位经历过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等事件的作家，曾旅居台湾多年的王鼎钧在心中积淀了太多历史材料与画面。自1992年到2009年，他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以清晰脉络、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老作家并未将回忆录写成个人历练，而是借一己之受想行识，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以呈现一代众生的存在，试图唤起今人对那个时代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的关注和了解。该系列书籍的简体中文版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

（纪实《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王鼎钧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

　　身为一位经历过抗战、流亡、内战、白色恐怖等事件的作家，曾旅居台湾多年的王鼎钧在心中积淀了太多历史材料与画面。自1992年到2009年，他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以清晰脉络、藉个人离乱的遭遇显现火焰山似的动荡年代。老作家并未将回忆录写成个人历练，而是借一己之受想行识，以文学的求美、史学的求真、哲学的求解将血泪化成明珠，以呈现一代众生的存在，试图唤起今人对那个时代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的关注和了解。作品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该书简体中文版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

　　
现代文学潮流
　　
一

　　台湾的“现代文学”由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端，到六十年代蔚为大观，这件事对我有重要意义。

　　台北是大城市，我又在新闻媒体工作，及时接触到这个新潮流。依我个人的感受，画家似乎是开路先锋，一批被我们笼统称之为“抽象画”的作品陆续展现，我们看不出画的是什么，画家也不肯解释他在画什么。

　　写实主义独霸文坛几十年，如今出现反叛，当时我的周围一片迷惑惊诧的表情。我倒接受这样的画，我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幼年时期留下的一些记忆帮助了我。

　　抗战中期，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一度住在家乡的“进士第”里读书，进士第的房屋大半被日军焚毁，残存的墙壁上有烟熏火燎的痕迹。进士第的继承人，一位饮酒赋诗的名士，曾经指着残垣对宾客说：“你们说有人放火烧了我的房子，我看是有人在我家墙上画了莲花。”一位来宾即席得句：“广厦经焚留断壁，等闲指点绘莲花。”

　　我老早就知道医生对病人有“墨迹测验”，他把墨水滴在纸上，把纸折叠起来，压平了、再打开，他问病人墨迹的形状像什么东西，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答案。

　　我到台湾以后，陈果夫住在台中养病，他患了肺结核，退出一切活动。他写过一篇短文《抹布画》，他说每次用抹布擦桌子的时候，抹布留下的水痕油渍都是一幅画。

　　对我而言，这是欣赏现代画的基础教育。

　　然后是现代诗。

　　都说诗人纪弦是台湾现代诗的先驱，诚然，他在一九五三年二月就创办了《现代诗季刊》，三年后又组成“现代诗社”。对我而言，他的诗论驳杂浮泛，他主张追求诗的纯粹性，要求每一诗行甚至每一个字都必须是纯粹“诗的”而非“散文的”，他自己未能充分示范。他在文艺集会中跳到桌子上朗诵自己的新作，文坛惊为佳话，他有一些名句我们是笑着读的。

　　他的确是春天第一只燕子，只是许多人还听不惯他的鸣声。

　　然后痖弦、管管、大荒、杨牧、余光中的诗大量出现，这时正是五十年代的末尾。前后左右，多少人皱起眉头，抱怨现代诗“搞什么玩意儿”。我倒能有限度地涵泳其中。

　　
二

　　那时，人们对现代画的责难，集中在“堆砌色彩线条而无物形”，大家对现代诗的责难，集中在“上一句和下一句没有连结的意义”，因而拒绝接受。写小方块哗众取宠，我也曾说现代诗像打翻了的铅字架（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征信新闻报》副刊），戏言无益，我必须学习。

　　那时口出怨言的人大半受过高等教育，进入社会以后就停止学习，新生事物使他们由先进变成后学，他们很难适应。我则是个边做边学的流浪青年，三人行“皆是”我师，我对现代文学作出自己的回应。

　　了解这些作品，要从读它们的理论入手。那时候没见过有系统的著述，大学也还没有博士班、硕士班的研究生写论文，也不知道可以到艺术系旁听。多亏了几位先觉者启蒙，他们是张隆延，虞君质，顾献梁，于还素，他们热心为现代画辩护，作出许多解说。也许是诗画同源吧，他们的画论也成了我了解现代诗的钥匙。

　　我感觉现代艺术的理论和它产生的作品同样晦涩，尤其是张隆延教授笔下，有人形容为“每一个字都认得，每一句话都不懂”。我戏言对他的文章要“先懂后看”，读他文章不是入门修行，而是得道后反身观照，只有他的及门弟子可以当面质疑请益，得到他的真传，有人说他像亚里士多德。

　　这时洛夫、覃子豪、余光中都是新诗的发言人，对我而言，余光中长于启蒙，他能把诗论用优美的散文表达出来，流畅显豁，情趣盎然，有人说他像罗素。由他挂帅的现代诗论战，议论纵横，大破大立，从中国古典文学引来内力，化入西洋的外家功夫，试图建立现代诗的正统地位。洛夫说诗也很雄辩，只是（那时候）晦涩一些。他们的诗论又是我接受现代小说的基础。

　　现代艺术能在台湾开花结果，这几位先驱者功劳很大。

　　依我自己感受熏染的顺序来说，然后就是现代小说了。

　　在我阅览的范围内，现代画和现代诗都是先看见作品后看见论述，现代小说却是先看见许多评介。起初有人介绍法国的“反小说”，接着有人介绍日本的“新潮小说”，同时有人提出新小说、变体小说或意识流小说，归纳起来，大家说的是同一事物。最后余光中统一命名为现代小说，然后又衍生出“现代散文”，“现代”一词从此成了气候。

　　那些对现代小说初期的介绍很零碎，一鳞半爪散见于作家自己凑钱创办的杂志，大学的校园刊物，《中央日报》的副刊登过一些，算是很难得的了。那些杂志多半寿命短促，作者的名字也很难记住，现在已无从列举。

　　
三

　　依照那时的说法，牛顿的物理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加上若干了不起的科技发明，使人类以为已经掌握了宇宙的秩序和大自然的法则，产生了极高的自信，这才产生唯物思想、专制政权和写实主义小说，小说才有那样精确的描写，那样严谨的结构，那样合理的情节，人物有那样明显的性格，作家们又自许如何如何冷静客观。

　　可是他们说，后来发现世事是荒谬的，漂亮的抽象名词空无一物，人性是浑沌的，言行常受潜意识支配，生活是混乱的，事件和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只是前人一厢情愿，所以小说的伏线高潮全是人为捏造，什么有头有尾有冲突有解决，也难再表现人生启发读者。所以现代小说的结构呈现一种经过设计的混乱。

　　新内容需要新形式，新形式需要新语言，五四以来那种文从字顺、清楚明白的“国语”不够用了，写实主义冷静、准确、沉实的语言不合用了，常情常理常态既然逊位，语言中约定俗成的文法修辞岂容恋栈？诡异、暧昧、飘忽都成为选项，形式和内容这才可能浑然合一。

　　我有对现代画、现代诗的初步了解，容易接受这种小说，再从这种小说对诗画产生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同出一源，互为姊妹。我也悚然憬悟，自己经历了战争，战争确实使人生混乱无序、孤立无依，那处境实非言语所能诉说，严重威胁我的宗教信仰。然后经历了台湾一个又一个经济计划，工商业兴起，价值观改变，人际关系以昨日之非为今日之是，我时常要把人生理想和圣贤训诲颠倒过来迎接，不管你想什么，反向思考就行了！我听到沙特、乔埃斯的名字，见过卡缪、福克纳和卡夫卡的中文译本，大概知道他们说什么写什么（三十年后我有一次文学大补，遍读这几位大师的中文译本）。我“四十而惑”，没想到一时变局乃是出于普世主流，我受的教育遭遇无情的挑战。

　　后来陆续读到胡品清、杨耐冬、何欣、颜元叔各位教授对现代小说的论述，也读到陈绍鹏、李英豪、叶维廉对现代诗的论述，他们的论文渊博严谨，也比较难吸收，但是我从报刊零星得到的概念和启发，都可以在各家宏论中找到根据。

　　如果这是现代文学的基要信仰，那时我觉得罗门和洛夫的诗，七等生、聂华苓、隐地的小说，张晓风、张菱舲、林怀民的散文，都是它的化身。我主编《征信新闻报》的“人间”副刊两年半，曾在报馆当局不以为然的气氛中刊出七等生六个短篇，在“大报”副刊之中密度最高。隐地的现代感强烈，年纪虽轻，“感觉”和“表现”之间极少隔阂，他的几个短篇深受文坛注目。隐地多才，除了短篇小说，七十年代写散文，八十年代写诗，九十年代写长篇，创作生命悠长。

　　台湾的现代小说好像是沿着“中道”发展的，台大教授夏济安竖起《文学杂志》的大纛，想把我们渡到彼岸，他以彭歌的《落月》为第一艘船。余光中眼中的现代小说，不仅包罗陈映真、黄春明、白先勇，也延请写实主义大家朱西宁、司马中原入座。后来“现代小说的知音”齐邦媛教授更是表现了大爱，她的《千年之泪》一书遍览一百五十八本创作，西西、李昂、东方白、王祯和、施叔青、陈若曦、张系国、萧丽虹、苏伟贞一一相许。这几位批评家（尤其是齐教授）使“现代小说”离开基要派的窄门险径，汇聚为高峰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