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个很大的话题，其实又是个非常个人化的小个案；这似乎是件需要花费口舌才能讲清楚的事情，其实又是没什么可多说、并且一说便俗的无言之语。
本文拟从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所谓关键词开始，软实力。不知什么时候，国人将文化叫做了软实力。也搞不清楚这算是权力的傲慢，还是官府的无知。文明国家的人们从来不把文化叫做软实力，最著名的例子便是，英国首相邱吉尔的名言：宁可没有印度殖民地，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这句话让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宁可不造航空母舰，也不能读不懂《红楼梦》。
《红楼梦》也罢，莎士比亚也罢，都不是什么软实力，而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即便就文明进化的角度而言，一部伟大的经典，也不在于什么实力，而在于呈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品质，一个民族的人文性格。文化是思想的、精神的、存在的，文明是技术的、物质的、生存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文化，但根据爱因斯坦质能转换公式引伸出的核物理以及原子弹开发，则是文明化的技术成果。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通常由其文化的底蕴支撑。欧美国家在文明上的遥遥领先，源自五百年前兴起的文艺复兴。
好几年前，一部似是而非的电视片《大国崛起》讲说了西方诸强的崛起，却遗漏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历程。该片居然没有扪心自问，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哪来的现代西方文明？这种凡事唯物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思想教条，也是一种心理定势。这种思维的核心是权力的骄横，金钱的崇拜。唯物的背后，是唯权的顺从。
虽然当今的西方世界，以实力而论，依然美国居首。但西方人评比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前十个国家时，并非美国第一，而是由意大利夺冠。因为五百年前的文艺复兴，是从意大利开始的。尽管美国军队在二战中拯救了欧洲以及遭受法西斯蹂躏的世界诸国，尽管美国的高科技始终领先所有国家，但这些文明成就还是比不上当年意大利在文化上的开风气之先。由此可见，被《大国崛起》所忽略的文艺复兴，具有什么样的举足重轻意味。
真要说起来，西方诸强各有一番人文风采。诸如，英国牛顿力学，法国百科全书派，德国古典哲学，美国《独立宣言》以及当年奠定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哈佛大学形而上俱乐部。如此等等。若以软实力论之，无法理解为何意大利居首。在软实力论者的眼里，意大利不过就是在艺术上领先而已。他们不会懂得，恰恰就因为意大利在诗歌、绘画、声乐等艺术形式上所开创的审美新局，改变了欧洲、从而影响了全人类的文明发展。
倘若说文化具有许多层面的涵义、许多种类的区别，那么审美就是其无形的神经中枢。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审美趣味，决定了其文化心理、乃至政治方式。比如，亚里山大的战争方式，可以从荷马史诗里找到心理原型。这在中国历史上，国共逐鹿选择的是《三国演义》的模式。同样，当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将审美目光聚焦于日常人生而不啻是十字架上的神明时，走出中世纪的欧洲新纪元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启了。
诸多研究中国历史演变的专家学者，最容易忽略的可能就是审美之于历史的影响。他们不明白，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早在有宋年间，就已经不声不响地开始了。可能也是因为如此，包括陈寅恪在内的文化学者，给予宋朝的文化景象以很高的评价。他们没能说清楚的只是，并非是理学的兴起、而是审美趣味的变换，导致了有宋迥异于唐朝以前的文化景观。其中，禅宗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禅宗在士大夫当中的深入人心，有了宋代与《文心雕龙》截然不同的《沧浪诗话》。因为禅宗的影响，苏轼与李白在诗歌风格和写作心态上，泾渭分明。唐朝的画家热衷于皇室贵族的仪态造型，宋朝的画家展示给世人的或者是山水间的气象万千，或者是《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市民风俗景观。比起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的大刀阔斧，有宋年间的审美情趣犹如随风潜入夜的春雨，润物细无声。但是，一样的深入骨髓。就连宋徽宗那样的皇帝，都醉心于成为一个书画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
一种文化通常在与另外一种文化的碰撞之中，产生新的能量获得新的形式。佛教传入中国后，至唐乃大，及宋结果。按说，倘若有正常的长生环境的话，那么即便是宋代润物细无声式的文艺复兴，也能生长成参天大树。无奈的是，一棵小草被挤压在两块巨石的夹缝里。一者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再南侵，一者是程朱理学构筑的意识形态之于民族心灵的严重摧残。内外夹攻底下，一路走得极其艰辛。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就像一场始终无法和合的性爱，在一次又一次的延宕之中，消耗着原有的元气和应有的锋芒。磨蹭了一千年，依然原地徘徊。相比之下，欧洲的那场文艺复兴，一击即成；比中国晚了五百多年，却赢得了此后五百年的辉煌。
因为一再的延宕，致使中国式文艺复兴不仅生长得非常曲折，而且不像欧洲那么光彩夺目，而是若隐若现。要不是《红楼梦》的问世，这场断断续续的文艺复兴恐怕很难成立。就像莎士比亚奠定了英国的民族文化，《红楼梦》标出了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成就所在。莎氏戏剧承继了古希腊传统，《红楼梦》则径直从《山海经》神话起笔。正如文明是递进的，文化是回溯的，借用老子的说法便是，回归到婴儿状态里。正如早先周公建制和孔丘立说开始周孔伪型文化之于中国历史长达两千多年的覆盖和扭曲，《红楼梦》的划时代意味在于，将中国历史划分成了《红楼梦》之前的历史和《红楼梦》之后的历史。《红楼梦》之于华夏民族的意味，不仅不亚于而且远高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民族的标记性。
《红楼梦》之后的清末民初，本当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天赐良机，犹如春秋战国一般充满人文创造的可能性空间。除了满清王朝大一统集权专制的日渐松动，尚有东西方文化碰撞造成的嬗变效应。然而，历史却极其诡异地将这个民族推上一条谁也料想不到的歧途。野蛮战胜文明，孔家店被打倒之后赫然崛起的，是比程朱理学更为僵化更为专制、以乌托邦主义为标榜的意识形态。民国年间短暂的文化复苏，转瞬即逝。承接《红楼梦》文化命脉的两位宗师，王国维自沉而亡，陈寅恪则壁立千仞。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再度沉潜，几近消逝。
这场劫难于文革演变至极端，完全应验了《红楼梦》洞若观火的预言：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倘若说八十年代是文化的再度苏醒，那么九十年代开始的人文精神重建，无疑是在文化废墟上的历史努力。这样的努力所承接的乃是自《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陈寅恪的文化气脉。其特征与其说是开拓，不如说是守灵。灵魂由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一语道破：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相比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当今的文化重新审视的目光所至，不止是孔丘立说，而且更是对商周之交历史剧变的寻根究底，其中既包括对那场战争的反思又包括对姬昌演易和周公建制的质疑。正如《红楼梦》以《山海经》神话为起点，对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有必要上溯到河图洛书。这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之于未来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与能够回溯到多么久远的上古文化和上古历史，是完全对称的。
但是，不管历史文化的审视多么的至要重要，中国式文艺复兴依然以审美为导引。《红楼梦》所提供的，首先是迥然有异于往昔的审美情趣。以男人为主宰的历史，在少女诗词里被颠覆，更不用说，假装分别信奉儒道释的达官贵人遭到无情的讥讽。且不说金玉良缘如何惨遭木石前盟的挑战，即便是屈原的《离骚》，也被《芙蓉女儿诔》弄得灰头土脸。由此可见，那个横遭姬发指责的“惟妇言是用”的商纣受辛，是多么可爱的君王！不说是贾宝玉式的，也至少有着贾宝玉般的侠骨柔情。
商纣与妲己的历史冤案，一则在于周公姬旦与孔丘、司马迁前赴后继的历史伪造，一则在于华夏民族在审美意识上的长年孱弱。王国维指出过，中国文化在美学上的惊人残缺；陈寅恪道破的是，中国哲学在形而上层面上的相当贫乏。中国式文艺复兴要复兴的，无非就是审美意识，逻辑思维。
倘若说一个民族的愚昧在于其思维方式的刻板低维，那么其丑陋则丑陋在审美意识的长年累月的空缺。头脑僵化，言语刻板，表情呆滞，千人一面。贫穷时低头哈腰得不行，富裕时虚荣夸张得令人瞠目结舌。这个民族似乎不喜独立思考，而热衷于一哄而上。对照《山海经》神话里朝气蓬勃的华夏初民形象，今日的中国人丧失那样的尊严，久矣。审美，不啻是艺术的修养，更是气质的高贵。高贵的气质，源自丰富充实而清纯明净的内心世界。淳朴有淳朴之美，谦卑有谦卑之相。最高贵的有时恰好是最谦卑的，就像箕子亲王不动声色地开导打下朝歌的武王姬发一般。最美丽的有时是最淳朴的，就像林黛玉的凄恻绝唱《葬花辞》，天然无饰。
九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流于媚俗；九0年代以后的中国绘画，失之夸张。前者让官府点头，让读者摇头；后者让画商见利，让艺术堕落。电影取悦奥奖，奥运讨好全世界。教训是，有钱不等于有尊严，有权不等于得人心。文学、绘画、电影等等的诸多工作者们，可以籍此换得纸醉金迷的世俗人生；只是，功名之门一旦被敲开，他们的作品旋即被扔进垃圾堆里。因为这只跟谋生有关，了无存在的诗意。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绝不是什么人的功成名就，而是众多艺术家默默无闻的奉献。他们的共同境遇通常在于，官府恶之，学府拒之，诸奖远之。他们之中不乏如同曹雪芹那般孤寒寂寞，或者就是“荒江野老屋里的二、三素心人”。他们之中有像王国维那样一了百了者，有像陈寅恪那样壁立千仞者，有像章太炎那样叱咤风云过后安安静静地偏居一隅教书育人者，有像李叔同那样大彻大悟而遁入空门者。他们的人生非但与功名绝缘，而且往往不是坐牢，就是流亡。然而，正是这样一批无名无臭之人，为华夏民族建造着文化的森林。当造树的前人撒手人寰之后，乘凉的后人是否记得他们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在世的功名都弃之如敝履，更何况虚幻透顶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这样一批人的植树造林劳作。植审美之树，造文化之林。这样的劳作，跟人们所谓的软实力毫无关系。这样的劳作与制造航空母舰迥然有别。因为审美乃是天下最无用之物，但审美能力的有无，却是一个民族是否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基石。能够制造航空母舰，与当年游牧民族能够制作弓箭长矛并无多大区别。一个民族有没有莎士比亚戏剧或者《红楼梦》垫底，才是野蛮与文明的泾渭所在。所谓崛起，不是武力的竞争，而是审美光照的有无或强弱。倘若说，审美是天然的免于恐惧之自由，那么审美能力的有无则是人之为人的首要前提。审美是鹰的特征，是鸽群般的浪漫，而不是家禽的骄傲或绵羊的温顺。
以《红楼梦》为历史地标的中国式文艺复兴，不为王朝的更迭为转移，也不被任何专制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所左右。犹如石缝里的小草，坚忍而顽强。倘若这将成为一片茂密的森林，那么却首先从一棵棵孤木开始。前景是可以遥望的，无所谓乐观或悲观。狂风暴雨过后，太阳照常升起。是为记，与众共勉。
二0一二年十一月九日写于哈德逊河畔 此文刊发于二0一二年十二月《财经》杂志）
李劼，上海市人，1955年出生。当代作家，红学专家，著名文学批评家。现居纽约。
| 雨林 (2012-12-11 13:2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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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云回国，忙碌之中，已经发了两篇“看不懂”为题的思考。在文轩引起热烈的讨论。今晨读到李劼先生的长文，转在这里，为大家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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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融 (2012-12-11 17:0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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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转帖，学习了。 |
| 木桐白云 (2012-12-11 21:5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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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努力 |
| 天地一弘 (2012-12-11 23:3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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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被历史和权力蒙蔽了，只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审美价值慢会渐渐形成，和权力无关。 |
| henrysong (2012-12-13 06:5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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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看了一遍，觉得本文立论非常有失偏颇，完全没有抓住欧洲文艺复兴的真谛所在。把红楼梦推上中国文艺复兴地标的地位，估计即便是专门研究红楼的所谓红学专家，也不会有多少人能够苟同。 |
| 雨林 (2012-12-14 02:4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