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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哲宏长篇小说新作:《非占有的爱情》(第一章•2—3;连载2)

 

 

 

 

……

 

我是山西运城人。我爸爸,1975年从上海下放到山西,属于倒数第二拨儿“知识青年”,刚好就在我妈妈出生地的那个农场。要说吧,我爸我妈,可是有一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按说那时的他俩,可不般配的,就好比《西厢记》里的张生和莺莺,极不般配一样。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隔墙花弄影,疑是玉人来”!

 

当年的我爸,年轻英俊潇洒,堂堂一米七八的个儿。可他到了那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后,就宛如温室的花朵被移植到极地的冻原上那般,被无情的风霜打落得凋零萎蔫了。那起早贪黑的苦力活儿,他可是吃不消!比如说薅草这农活儿。在那辽远绿茵的一垄垄麦苗的田间,他总是被远远地,拉在了人家的后面,或者说,被别人生生地甩在了后头。往往是人们已经收了工,可他还在那里,闷憋着劲儿,要完成自己那长长的一垄的薅草任务。直到有一天,他吃惊地发现,本该属于他完成的那垄麦苗,已经有人不动声色地、偷偷地给他薅完了。在抢摘棉花的时节,当我爸在那总也摘不完的棉垄上,被夜色笼罩着,而旁人早已在白花花的棉海洋里消失的时候,那远处的地角上,总有一个朦胧的身影,像白花仙子一样地舞动着;当我爸感到肌肠辘辘的当儿,冷不丁他口袋里会冒出一叠儿煎薄饼来;当我爸那一大堆臭味难当的衣服,在床底下足足呆了半个来月,他也懒得打理时,有一天,它们就会干干净净地,乖乖地、整齐地出现在他的床头上……啊,那个一声不响的身影,原来就是我妈!

 

真是古老爱情的新传奇啊!时至今日,每当我哼起《美丽的神话》那首动人的爱情歌曲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我爸我妈来。就在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的那次,我爸不是像他家人所希望的那样考回上海,而是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太原的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并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的第二天,和我妈结了婚。我爸的这一举动,不啻为石破惊天、艳世骇俗啊!是什么,让我爸义无反顾地决定永久性留在了黄土高原上?要知道,在那年月,知青回城,特别是上海知青返回上海,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啊!当然,我妈非常漂亮,是那一带远近闻名的,不说是大美女吧,至少给她个小家碧玉的桂冠,那是全然当之无愧的!我爸挺自豪地对我说过,当年,有多少本地的小伙子,在陌头杨柳下,或在涸河的沙滩上,做着娶我妈为妻的美梦!我妈虽文化不高,只有初中毕业,可她那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她向有知识的男人靠近,并为之奉献出自己默默的无尽的爱。

 

我爸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运城县一中当语文老师,我妈则在城郊一直做着本份的农民,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姊妹仨,养大成人。要说就算我,是最不争气的一个了。我妹和我最小的弟弟,都考上了大学。我是老大,按说应该是先天地禀赋着我爸妈最佳状态的基因的——他们可是在最年轻的时候生的我,我爸二十四五岁,我妈才二十出头。可是那年高考,我却名落孙山,竟然只考了个中专,被成都经济贸易学校录取。当时我沮丧至极,可我爸则竭力安慰我。他说成都是个好地方,“天府之国”的中心呀,与我们山西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两个全然不同的自然世界。那里降水量丰富,气候宜人,雾霭润泽,植被茵绿。而更主要的,是历来以盛产美女而著称。我爸预测,我若到了成都,会比现在更漂亮。我记得他好像是这样说的:“一个大美女,将会在一个新世界中翩然诞生……”。正是他这句诗情画意一般的话,让我带着对新生活的渴望,毅然南下。

 

那一年,我18岁。

 

……

 

 

 

 

 

 

当我走出西安3号航站楼的出口时,才知道西安的机场原来在咸阳。而我正是要去秦都大学。专程来接我的,是个看来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长相不错。他那说话时略带腼腆、不敢直视我的神色,让我觉得他还没长大似的——近来我似乎开始以母性的视角观察青年小伙儿了。这是不是女人开始老化的一种端睨,我还未认真追究。他抱歉似的解释说,本来雄老师要来接您的,可他下午有课,只好让我来了。我们专门订了校车来接您。

 

小伙子说的雄老师我知道。叫雄杰,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的主任。我来之前就与他联系上了。我这次是专门“支教”来的,时间为两个月。今天是511(我生日后的第三天),我一直要工作到放暑假。秦都大学是我们华东大学的对口支教单位。去年底校方就下达通知,要求哲学学院派一名有高级职称的老师去咸阳短期工作。可我们院里的那些哲学大腕儿们,也就是所谓博导们,哪怕是年轻四十出头的,一个个似乎都不敢接受任务,特别是那些自称“纯正的”上海人,娇生惯养的,他们担心北方的生活条件艰苦得不行,什么水土不服呀,风沙大呀,还有沙尘暴呀,干燥呀,雾霾呀,吃不惯面食等等。看在院党委书记在会上一个劲儿地动员仍无响应者的份上,我主动请缨了。我是山西人,正好趁机会再感受感受老家一带的生活方式呢;更要紧的,是我可以中途跑回老家一趟(这里距运城很近),去看看我儿子。自春节和他待了一个月以来,一直挺想他呢。也许是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似乎越来越离不开他了。再说,出来支教,主要是为了散散心,改改近两年来我这过于沉闷死板的生活了。

 

大众车飞驰在通往咸阳市中心的机场高速上。我从车窗兴奋地观察到,午后咸阳的天空,远不是上海人所想象的那样糟糕,反倒是阳光明媚天蓝气爽。可我来时的上海市,正“入梅”呢,正阴雨绵绵呢。开车的师傅是个快近六十的男子,那黝黑前额上心电图式的横道道皱纹,深深地印刻着北方人的忠厚和质朴。我和他唠嗑起了家常,同时眼睛不时地瞄瞟一下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小伙子。不是说我一见就看上了他。他太嫩,显然不是我的菜。可眼前这份本不属于我的“菜”,倒是霍然启动了我那久远深邃的无意识欲望——我来支教,就像那些动不动就堂而皇之“采风”的艺术家一样——更何况我把自己当作个准艺术家呢,是想让自己碰碰运气,没准儿会找到一两次买春的机会哟!我这次来咸阳,也许能给自己创造一个感受或品尝北方男人的机会。我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心跳居然就加快了。我赶紧回过神来,正了正身子,调整一下坐姿,像是肩负有什么重大使命,立马就要去完成或实现似的。

 

汽车穿梭于校园两旁净是高大的槐树和银杏树的林荫道之后,停在了一栋楼房的拐角处。一看就是很古旧的教工住宅,只有五层楼,那点缀着斑驳污点的白黄色墙面,那从楼道内牵出的稀稀拉拉粗细不一的电线或管子,那厨房的窗台玻璃上流溅的原油般的污渍,你就知道它大概有多古老了。小伙子热情地帮我拖着行李,把我引进了第三个门洞里,边上楼边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这楼很少有老师住了,外事处把这个门洞,专门用来接待支教的专家,还特地修缮了一下。您住的这间,也就是二楼靠西的一间,前不久才装修好呢。他掏出钥匙,先开绿色的铁门,可在开房门的锁时,却怎么也打不开。他先打电话给雄杰,可他没接,可能正在上课;他又打外事处专管接待支教的小叶。小叶告诉他开门的诀窍:钥匙不能插得太深,要向外稍稍拉出那么一点儿,凭感觉轻轻地扭动钥匙才行。小伙子再一试,哇咿!开啦。

 

我来不及仔细察看房间,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吃饭的事情——我得有校园卡,才能吃上晚餐呀。我要小伙子带我去办卡。我们来到校务信息中心。专办校园卡的是个约莫四十多岁的胖乎乎男子,他在转头之时,下巴上那囊袋似的肉赘直晃荡。他带着颇为讶异的眼神,紧盯了我至少三十秒。我对男人的这种眼神很熟悉,无非是我那高雅娴静的气质,令他本能的赞叹!也许在我凌厉的气场镇慑之下,他似乎变得礼貌些了,要我把身份证给他。他仔细在看那上面的号码,我推测,他在看我的年龄有多大。他又快速地瞟我一眼,像是不解地暗自思忖,我为啥显得这样年轻。然后他要我坐在靠墙的一把无靠背的凳子上,眼睛直视前方那固定在他桌上的照相机镜头上——原来办卡还要临时拍照!我慵懒似的挺了挺腰身,双手随意地捋了捋齐锁骨那么长的鬈曲头发,眼睛正视前方。我用右边眼角的余光,睃见了小伙子也一直在认真地看我。也许是我洒脱飘逸的身姿和无所谓的表情感染了那个胖子,随着“咔嚓”一声,他由衷地发出了声“好嘞!”

 

办完卡,已经五点半了。小伙子接到指示,说带我直接去学校的餐厅,晚餐他们院长要给我接风。我们来到学校的第二餐厅,像是新修的,挺气派,共有三层楼,顶上呢,还有一个状似欧式尖顶模样的小楼层——这里便是老师用餐或校方接待客人的地方。我一走进去,但见宽敞的一排排大众用餐桌椅之外,还在北面和东面各自有三间小包房。小伙子把我带进北面的第三间。院长一行已经到了。我刚刚掀起那一条条塑料饰扣的吊帘走进来,院长便起身举手向我打招呼,一看这就是个身任要职居高临下的领导姿态。可当我走近他时,他却没有伸出手来和我握手,而我却把手向他送了过去。他在惊异之下慌忙再伸出手来,也只是碰了碰我的手背,就算是象征性地做了个表示。以我这曾从男人的全世界路过的女人来说,我当即暗自判定他为“猥琐男”。咋个猥琐的呢?就在他男人的心理能量不足。我所理解的男人心理能量,是指在任何漂亮女人面前,也敢于征服她的一种天赋的能量。一旦确认某个男人具有这种能量,我就会义无反顾地去爱他。二十年来,我都是这么爱的(当然我也是慢慢才具有这种自觉的意识的)。这院长大人呢,个子不高,和我差不多(我1·65呢),顶多高出我一二个厘米。不像个北方人,倒很像是江浙苏杭一带的人,长得很秀气,白白净净,五官匀称,但这五官的构成或布局,就像塞尚的画一样,竟然没有明显的线条或边缘线,就那么宛如叠合式的笔触彼此堆凑在一起。我不喜欢这种长相的男人,就像我不喜欢当下的韩国男明星一样。我断言这样的男人性格羸弱,优柔寡断,也许适合当官,但不值得你在“爱情”的意义上爱他。再说,我对当官的男人似乎有一种先天的免疫力,因为当他们在权力与爱情之间进行决断的时候,多半,甚或无一例外,会放弃爱情。

 

在座的,还有一个副院长,一看就是个北方的老实巴交的男人,在那里言听计从地,谨小慎微地,一味迎合着院长的言论。雄杰也来了。他一再对他未能到机场接我表示歉意。既然我们最早就在电话里打过交道,我在宴席上自然就会更多地关注他,毕竟我们彼此的合作就要开始了。可惜他的外在形象,实在乏善可陈!他坐在我对面。个子矮小,还挺瘦的,周身的幅员似乎比我还要小一圈呢。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那张脸,长得出奇地难看,特别是那双眼睛。一双单眼皮的小小眼睛,似乎深陷在像猿猴那样凸起的方形眶骨内。幸好还戴个宽边玳瑁眼镜,多少弥补了——或让人一时看不出——他眼睛小的缺陷。他的单眼皮呢,简直单得就像被刀削平似的紧绷在眼珠子上,当往下眨眼时,你感觉那眼皮就像是要被绷裂似的。脸上的颧骨虽小却凸得很高,这样一来,那面颊上的肌肉似乎就不够用了,也像是刀削似的与下巴拉成了一道厚皮,上面还有两道竖形弯曲的褶子。由于这皮下连一点肉都没有,就给人以六十岁老人那老态龙钟般的感觉——可我后来得知,他实际上才四十出头。不过,他的谈吐还是有范儿的,让你觉得他的哲学基础还可以。

 

院长问了些我的个人问题后就正式切入支教的工作事宜。我把我的想法跟他和盘托出。我准备做三件主要工作:一是给本科生上课。既然是支教嘛,就要让大学生实际感受一下来自名校的教授风采,这也算是他们的富份(但这话我并没有说出口)。我带来了两门课,一为《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二为《海德格尔和萨特哲学专题》。每周上两次,每次三节。具体上课时间由我和雄杰再行敲定。第二件工作是哲学的学科建设。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支教最有实际意义和效果的事情。我说我正在思考一个大致的方案,然后与系里的老师们一起讨论。雄杰说,他安排了明天晚上我和老师们一起晚餐,一来和大家见见面,二来集中商讨一下学科建设问题。第三件工作是做学术报告。我准备了三场报告:本科生一场,研究生一场,学院的全体教师一场。

 

宴请结束时,院长要雄杰带我在校园内转转,也有助于消化。我跟着雄杰,向东面方向漫步,走过新建的图书馆,便来到两栋稍显古老的教学大楼之间的一片玫瑰园。这园可真大!里面的玫瑰和月季正处于怒放盛开之时。我情不自禁地拍手称快:我刚好赶上了最好的开花时节。有空的时候,我要来这里写生、拍照。

 

夜幕完全降临的时候,我和雄杰漫步到了我住的那一栋的东拐角处。雄杰介绍说,这一片教工住宅共有五幢,我这一幢是58号;而他就住在我后面一幢的56号。我说有空时一定拜访他。他似乎吱唔了一下,没置可否的。他说明天上午,会带人来帮我开通网络,然后就消失在朦胧的黑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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