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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广阔天地”里艺术禀赋的绽放(八)[《熊哲宏文学自传》连载34]

 

 

 

 

七七年大约开春时节,我父亲只身一人调往铁炉公社文教组。至于为什么要调往那里,我想父亲首先是听从上级的安排(他一生大半时间都在鹤峰县各公社调来调去,先后在白菓坪、太平镇、新庄、下坪公社、五里公社,最后是铁炉),同时也可能考虑到那里与湖南省桑植县的老家交界,还有那里比五里坪的气候温暖得多,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待他安顿好后,就考虑给我更换知青点。他肯定不能把我丢在红梅林场(尽管当时母亲还在五里小学)。按他心中对我未来的规划(他当然从没跟我说过;只是我现今的推测),我在农村锻炼两或三年后,再通过关系把我抽上来,在铁炉的中小学当个教师应该是可能的。如果我能当一个称职的人民教师,他一定会心满意足的。他一生都认为教师的职业是神圣的。

 

我现在企图在记忆中沿着红梅林场的山山岭岭——特别是每天上工时走得最多的东山上那条朝天矗立般的泥路——进行搜寻,看看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刻是怎么样离开的。可我讶异地注意到其间竟有许多由于遗忘而造成的空白。对于我要调走,我那几个知青——包括进来不久的几个新知青——是如何反应的?我们的组长许斌是不是在拍手称快?因为他毕竟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我实际上还没怎么写到他。也许在我最丰满最详细的回忆中,他不过像是背景里的一个影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影子。我至少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才听说——从高中同学余东风那里——他成了鹤峰县城里的一名汽车司机。应该说,在那个年代一名职业司机还是挺牛逼的。他后来和谁结婚了?是杨晓燕吗?我在心里为他俩祈祷。

 

此刻更令我难堪的,是无论我如何反复敲打我的记忆之窗,都无法回忆起我和刘红敏分离的那一刻。是不是因为我要走,她觉得我们的关系难以为继而感到绝望,所以她就有意地躲起来了?或者是因为,她怕我看到她那伤心的眼泪而又担心我不在乎她的眼泪,也就只好不辞而别?或者再因为,她宁愿一个人偷偷地呆在我要路过的某个山岭上目送我远去,而她在那里默默地为我祝福?天啦!我那记忆的整个诗歌啊,就任你去纵情地想象吧!

 

我新一轮的知青下乡仿佛又开始了。铁炉的知青点在公社的农场(那里的地名和场名我都记不起了;可能与我待的时间短有关,大概不到三个月)。可那儿哪能叫“知青点”啊,就区区两个人,两个小伙子,先于我一年下去的。可它的地点呢,那可真叫做遥远啊,千里迢迢啊!相对于公社所在地而言,它可就是个偏僻的边陲啊!没有人欢送,没有人陪伴,你就一个人走着去吧。我进发的那天(大约是九月),天还没亮呢,我父亲专门请一个“力人”——这似乎是一个不敬的名称;但那里就是这样子叫的——为我背行囊。一个“肚皮”圆润的大背篓,被塞得密不透风,上面还架着个大包袱(里面是棉被),像个蘑菇云似的在我眼前直摇晃(因为他总是走在我前面)。到了路上我才知道,为什么这行李要背着哪,原来这路不仅一直是山路,又陡又窄,而且这路的总体走势是依山而渐次增高的,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如果力人挑着个担子(自然要省力些),两边的箩筐就会晃荡着撞击路边的土坎或岩石,那你就没法往前走了。他的力气可真大,一口气可以背上个把小时才歇息一下喘口气。因为时间不等人啊,要不然天黑之前你还走不到目的地呢。我就背了个二胡,还跟不上他的步伐。

 

我父亲在路途安排了“接待站”。约中午时分,我俩到达一所就建在路上的小学(路从小学操场穿过)。校长和一名厨师热情接待了我们。校长我先前见过一次,我就没有陌生感。他小个子,可脑袋挺大,装配在细瘦的脖颈上给人有点重的感觉。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张红通通的脸,红中泛黑,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可能是因嘴巴偏小之映衬的视差,你会觉得这眼大得太过了;可又因大头做背景,你再看时就觉得适中了。他给我讲路上的注意事项,还把他所知的农场情况作了简短介绍。

 

午饭早就做好了。除了时令蔬菜外,还有腊肉!这可真来劲儿!我至少吃了一大碗的纯肉。那半肥半瘦的大块儿腊肉,大得你是没法想象的!——一片儿肉,似乎就可盖住一个菜碗呢。那肥肉的部分白中泛黄,似乎是由不规则的亮泡编织成的花纹;那褐红色的瘦肉部分呢,以其横向的紧密度纹路检验着你牙齿的嚼劲儿。如果不是这顿腊肉作动力源,我可能在天黑之前是到不了农场的。

 

农场的主体建筑是一栋坐北朝南的大木屋,木板已发黑,可推断有些年头了。我和一个小伙子挤在一个房间里。这家伙不怎么好打交道,有点公子哥儿的味道,好像是公社某个头儿的孩子。我住进来他是不愿意的,三天两头找我的茬儿。我只好让着他。另一个小伙子厚道些,家在河对岸就是湖南的江口小镇(应该属江口大队)。我和他玩得多些,也谈得来些。他住在我门前操场对面新修的木屋楼上,这屋好像未完工,整个二楼都没有装修,他的那间房是由木板简单拼在一起的,想必冬天会冷得够戗。

 

农场坐落在平行绵延的巍峨群山的半山腰上,这里地势平缓、开阔,好似一个个平台依次叠加而起,适宜种植庄稼。除适宜种玉米、黄豆、绿豆、高粱、土豆红薯外,还有少量的水稻田。因而在这里建农场应该是合适的。但规模不大,约二十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农民。我要感恩的是场里的谷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一开始我就跟着场里的人这样叫他。他和一个儿子在场里劳作。应该快七十了,至少有六十五吧。他非常喜欢我。最初的结缘是因为二胡。因为初来咋到常感无聊,就拉二胡解闷。没料到这一下后来竟成为场里的一大盛事。每当我拉时,门前的人就渐渐地多了起来,把门口挤得个水泄不通。有打探究竟的,有好奇看热闹的,也有在二胡上像推磨那样摆弄几下的。在这些朴实的农民眼里,会拉二胡,那简直就是“神”了。咿!你那胡琴的筒子里为什么会发出声音来呢?你的左手掌为什么会在弦上频频颤动、并上下移动哩?你的右手为什么要在两根弦上擦过来擦过去呢?这大抵就是那些围观的人向我提出的问题。在这些人中,有一个老人渐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不像那些年轻人往门里挤,而是静静地蹲在门边的土过道上专心地听。往往好事起哄的人都已经离去了,可他还在那里,直到我完全结束了才走开。谷伯就这样俨然成了我最大的知音似的,他可是比我同住的那个瘪三似的小子强多了。那家伙一见我拿起二胡,仿佛头就开始痛了,双手抱着个脑袋在床上滚来滚去;有时听的人多了,他就更烦了:“有什么好听的!不过就是个嘶哑的破锣声,像嚎丧的!”

 

后来我跟谷伯交流。他说他年轻时也拉二胡的,“只是扯不像……扯得不好听……有好些调子不会扯……(那里的土话将演奏二胡叫“扯”二胡)。我惊讶地发现,他过去居然会拉三种弦,即G52弦,D15弦,F63弦。都是自学成才的,没有人教他。他还询问过我37弦和26弦的指法。见他那热乎劲儿,我还让他在我的二胡上试试。只是毕竟由于年纪大了,几十年没拉,太过生疏,双手似乎已经不听使唤了。他的那双粗糙不堪皱纹密布斑痕累累的大手,特别是那凹陷淤黑、边缘残缺的手指甲,此后我就一直将它保存在了记忆库中的透明小囊里。

 

记得印象最深的农活是收薏仁米。谷伯自然成了我的师傅。薏仁米好像是那里的特产,作物高大,枝繁叶茂,米粒硕大,那一串串沉甸甸的颗粒穗随风拖曳,让收割它的人们爱不释手。薏仁米外壳的颜色仿佛浓缩了大自然万千之色的精华,有纯白色的,有纯黑色的,有黑白混杂的,有麻色的——上面点缀着棕褐色的小麻点儿,宛如大海里的一种斑纹小海螺。有空的时候,我就对这些带壳儿的东西进行艺术加工,用竹签儿把米仁儿一一去掉,然后用细绳将它们一颗颗串起来,带回家作为“珍珠项链”送给母亲。

 

我不得不赞美人的记忆之至高无上的成就,让我能够还原我离开农场时谷伯送我的那一刻。那是我接到华中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回场里取东西。仍是一大清早,我仿佛还能闻到那操场上夹杂着树叶青草味道的沁人心脾的空气。谷伯就在那些送我的为数不多的人中,开始时他默默地走着;当我走出操场到了场房的拐角处时,只听一个嗫嚅着有点颤抖的声音说:“哲红……这个……这个你拿着吧……”我猛然一怔地抬头,只见谷伯那高大身躯的背躬得更很了,他那明显颤抖着的手在衬衣胸前摸索着,好半天似的才从里面摸出一张五元的钱来,又像一个帕金森综合症者似的那样颤动着手臂,试图将钱塞在我的手上。谷伯的手平时并不颤抖,那是因为他激动!我根本没料到他会这样。但我的第一本能反应是不要。我怎能要他老人家的钱呢!“你就拿着吧……你好上大学用……钱不多,我就这些……

 

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五元钱啊!这钱,不知在他的手上,捏攒过多少次了;要不然,你是没法想象那钱币上的褶皱是怎样形成的。他又是多么舍不得花掉这五元钱呀!这五元,仿佛就是他的命根子钱,他能用它解决多大的燃眉之急啊!可现在,他就要把它送给我了。“哲红啊,你……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了……你要远走高飞了……”是的。他知道,他送我的钱,是不会有回报的。可他就是愿意,他就是觉得值!在它上面,该承载着多少他对我的期望和重托啊!因为盛情难却,因为义重恩深,我几乎是含着热泪接过了谷伯的钱,并紧紧地攒在手里,依依不舍地和他告别。当我转过一个大山湾子再回头时,谷伯还在那儿遥遥伫目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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