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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广阔天地”里艺术禀赋的绽放(六)[《熊哲宏文学自传》连载32]

 

 

 

 

植树造林的活计干起来总是枯燥的。你有砍不完的丛林,挖不尽的树坑,置不完的树苗,还有那望不到天黑的时间绵延。好在我有办法放松自己,或自娱自乐。这就让我想起了下乡期间的“艺术生活”。

 

最简单、最容易被满足的娱乐是回公社看电影。只要听说公社的操场放电影,那就无论有多累,收工的时间有多晚,第二天要多早起;或者,无论风雨潇潇电闪雷鸣,大雪封山天寒地冻,我几乎一场都不拉下。这样子写你可能觉得我有点夸张了。因为雪季时信息封闭,你很难得知有电影,但确乎是有过那么一次,我们几个在大雪封山之际还享受过电影的温暖。那天那位令我们喜欢和尊敬的场长——我真该死!我竟然没记住他的名字。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特地叫我们几个早点收工(那天干的是在室内用手搓玉米),还让我们第二天早上再回来。真是天赐良机啊!我对场长的善举简直要感激涕零了。他也姓朱,但与朱狡狡适成鲜明的对照。这是两个有天壤之别的“朱”。他个子高大,浓眉大眼,是个挺帅气的农家汉。单纯的眼神透着他的质朴,憨厚的嘴唇吐着真诚的话语。他干起活来总是打头阵(可朱狡狡就耍滑头,还经常不在场里),还热心地教我们做农活。据说他家里还很穷(我见过她老婆一次,穿着很差的衣服)。我们都喜欢他,都和他亲近,我们有什么愿望和要求都只敢跟他说。当然哪,最后能否实现,还是得朱狡狡拍板——多半会被其否决的!“一元化”的领导,就是这样的嘛。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走点神,发挥几句。为什么像场长那样的好人只能当个二把手。在我们这样的独有天地下,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当官的,或当上大官的。你得有天赋(从进化心理学的意义让讲)。我归纳为两条:一是平庸。平庸与创造性相对。如果你只知道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别人给你什么样的葫芦,你就画出怎样的瓢来;上边下达什么指示,你就在下边亦步亦趋;总之,你与世上任何创造性行为毫不沾边,那你就具有当官的天赋。上下五千年的官,都是这么来的。二是歹毒。就是进化心理学所讲的“evil”(恶)。你必须是个心狠手辣置他人于死地的人。如果你能将他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或“无毒不丈夫”地将别人搞掉,那你就是适合当官乃至大官的人。

 

我此刻仔细一想,朱狡狡就属于这样的人。他当一把手就“顺理成章”了。而朱场长就只能打下手,而且我怀疑,他这个下手能维持多久,因为我在那里就区区一年。好了。如果你不甘于平庸,又过于善良,那我就劝你不要做当官的美梦了。我一生见过不适合当官的人(包括我的大学同学)太多了。而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40岁时鸿蒙初辟,50岁时铁板钉钉。今儿个就这样子写下了。

 

再这样写下去你会觉得乏味的。还是回到看电影的事情上来吧。那天我们一丢下手中的玉米,就赶紧做翻雪山的准备。你需要在帆布毛绒靴上再套上一双草鞋(起防滑的作用),再在膝盖以下打上厚厚的绑腿,在烤火房找一木棍当拐杖用,就可以出发了。从林场到山顶就几百米的岭,走起来相对容易,你连滚带爬就可以了;可从冰冻的山顶下山,麻烦可就大了。最近几天虽没下雪,可一直是封冻着,路上已积成了厚厚的冰面。这冰面光滑如镜,就连防滑的草鞋也基本不管用了。加之我们又心急,眼看天就要黑了,生怕错过了开影的时间。如果你按着平常的“之”字型盘山路走,势必会慢得出奇。于是,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霍出去了!我们一屁股塌在冰地上,一个拉着一个后背上的衣领,就顺着天然形成的冰面滑道,眼睛一闭,只听“嗖——”声向耳朵里直灌,就那么几乎垂直地往下滑。这一滑,至少就是四五十米。我在前面开道,许斌在后面压阵。只要有适宜的滑道,我们就采用这种方式。我们一连滑了几次,大约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到山底了。那晚我们看的是《第八个是铜像》。好像是阿尔巴尼亚或罗马尼亚电影。名字有些古怪,难知其意,但里面的爱情镜头,让我兴奋了好些时。影片采用的是倒叙法,一行人抬着男主人公伊卜拉欣的铜像,一次次地回忆——想必是有八次——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丰功伟绩。其中那个不顾生命危险爱他的漂亮至极的洋妞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那一帧帧令人魂牵梦萦的电影画面,那一曲曲扣人心弦的电影音乐,着实让我痴迷呆愣了半个多月哪!

 

看电影,那是我寻求新颖刺激、探求外面可能的世界的似乎惟一的方式。而公社放电影,也有惯常的模式:先放一阵子带有政治宣传色彩的幻灯片,然后再开影。我通常都来得早,目的是占有一个最有利的位置,那就是在放映机旁边。你就可以看到放映员是如何操作的了。那幻灯机看似简单,就那么一个小小的方形玻璃箱,里面放着一个电灯泡,一个圆形长筒将光线投射出去。可它又是多么的神秘莫测呀!放映员将一块块小方片放进卡槽内,“喀嚓”一声放映之后,又再换上一张。那上面五彩缤纷的“小”人儿,是如何变成“大”人物的呢?有关这“大”与“小”之间的转换曾激发起我多少瑰丽的想象啊!当然,那时的我,是想象不出个名堂来的。但现在我在纳博科夫的启发之下,终于明白我那时思考的,竟然关涉的是艺术的本质涵义啊!纳博科夫曾把玻璃幻灯片与显微镜相比较:在幻灯片上,一幅景色被缩小了;在显微镜下,一只昆虫的器官被放大了。前者激发了想象(艺术),后者扩展了知识(科学)。而艺术与科学的汇合点,则是通过缩小大的事物和放大小的事物来达到的。这“缩小”与“放大”之间的辩证转换或有机的平衡,正是艺术与科学的高度统一。这是多么富有哲学韵味的见解呀!

 

还有一次是金钟大队放电影,我们几个也赶去了(好像高禾生没去),那是夏天。收工后镰刀一丢就匆匆下山,在平地上走路还带着小跑。我经过家门口的街道上却不能停留吃口饭,因为没有时间,朝金钟大队部赶,还要半小时呢。看完电影已几近半夜,我们接着往回赶。我们事先就准备好了火把,每人手上两把,轮流地点着。先在平地上还有月光,可到山脚下时,那月亮姐姐竟然抛弃了我们钻到黑云层里去了。这时火把就更重要了,因为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刘红敏还换着帮我举火把。也许她觉着我在举火把时速度就慢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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