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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微的书信邮票

 

 

六十年代初的一个新年前夕,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被母亲叫到桌前,桌上放着几张贺年卡和一些信封邮票。母亲把笔递到我的手里,说:今年的贺年卡由你来写,你是小学生了,要向长辈们拜年。记得当时我在母亲的指导下,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平生第一张贺年卡,因为怕自己的字不够好,配不上漂亮的卡片,正式写之前,还紧张地在另一张纸上练习了一会儿。随后,又在母亲的指导下,写好信封,贴上邮票,跟着母亲走到巷口的一个邮箱,踮着脚把它们投了进去。这,就是我和书信邮票感情的开始。

我们家不是本地人,亲戚朋友全在外地,所以寄信收信比别人家多得多。母亲是个笔杆子很勤的人,在那个没有电话的年代,除非遇到大事拍电报外,平时全靠写信来维系与外地亲人的联系。母亲教我每隔一段时间,就给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写信,问候他们,讲讲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近况。渐渐地,我熟悉了写信和寄信。

大约在二年级暑假的时候,有一次,前院的一个中学生大姐姐问我,可不可以把我家来信信封上的邮票送给她,因为她在集邮。我把这事告诉母亲,母亲就送给她了一些,而我却因此注意到了邮票的奥妙。我跑到大姐姐家去看她整理邮票,知道了集邮这个有趣的活动,开始对集邮发生兴趣。

听说我想集邮,父母亲把家里的来往信件都搬了出来,一边清理,一边帮我把纪念邮票剪下来。那个暑假,我花了很多时间清洗邮票,配套整理,还跑到前院去和那个大姐姐交换,感觉好玩极了。亲戚们知道我集邮了,就常把用过的纪念邮票夹在信里寄给我,记得我有好多张很难弄到的珍贵高面值邮票,就是我外祖母送给我的,因为她和国外有通信。当然,文革期间,是不敢和国外有联系的。

真正对书信邮票产生依赖是认识我的先生以后。那些年,他经常被派到外地去学习或进修,一去就是三五个月。热恋和新婚中的我们,彼此一天到晚盼来信,写信寄信。由于他也有集邮爱好,邮票更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热点,只要一发行新邮票,我们就会立刻去买,互相邮寄,还在信封上写上请保留邮票,以防被人撕走。

八十年代中期,我随先生去德国留学,开始了在国外生活,书信更成为我生活中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是独生女,所以和父母的感情极其深厚,写信事无巨细,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那时,一封信在路上要走十多天,遇上节假日时间更长,我就和母亲相约,不管收没收到对方来信,每周都要写信。我们当时是穷学生,平日里省吃俭用,但对邮票钱从不吝惜。为了不让信件超重,我把信纸上的间隙都利用上,好符合普通信件的邮寄标准。

那些年我们集到的邮票都是高面值的,与此同时,家乡的父母亲仍在代我们购买新发行的纪念邮票。有个阶段是集邮热,购买纪念邮票需要早早地去排队,他们也就夹在集邮迷中间抢购,再寄给我们,令我们感激不已。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那时,我们来往的信件已经足足积累了好几个纸箱。

00一年父母亲出国来探亲,当时互联网的应用已经比较广泛了,电子邮件方便又节省,我就教父母亲上网写电子邮件。探亲半年间,他们学会了用电子邮件,回去后很快就买了一台电脑,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通信改成了电子邮件,只是每逢过年过节时,还会互寄贺卡和书信,以表厚重。当然,那时候电话也在国内家庭开始普及,我们也可以打电话了。

再后来,网上视频,手机短信,微信聊天,快递等等,日新月异,越来越方便,提笔写字的事离我们越来越远,书信邮票日渐式微。前不久,我参观了上海邮政博物馆,即原来的上海邮政总局,看到那些曾经非常熟悉的实物,阅读着一些史料,不由激起了我对书信邮票年代的回忆。我想,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书信邮票定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在那个不发达的年月,它们曾经为人们解决了多少令人难忘的思念和困难,带给我们多少希望,亲情和梦想啊!


( 此文于2017年7月22 - 23日刊登于世界日报文艺版,笔名:依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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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天地一弘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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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对于今天网络异常发达的中国人来说,非专业化集邮外,邮票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许多年不写信了。

 
漂流的船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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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有时还挺怀念写信的,感觉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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