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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米汤》

 

《爷爷的米汤》

 

      五十年代末,我十岁,时值身体发育却遇上“经济困难时期”,别说牛奶、豆浆,连汽水也喝不起。这个夏天,我每天却喝上了爷爷特制的、美味的饮料——米汤。

      爷爷煮饭时,特意多加些水,煮开以后将多余的水舀出放凉,加些糖就成了味道绝佳的米汤。如果煮久一点,米汤变得浓些,面上长一层皮,就更好喝了。

      爷爷没有外出工作,是我们四兄妹的全职“保姆”。我爸爸带着“右派”的帽子,到了离家很远的一个林场“改造”去了。爷爷帮妈妈撑起了这个家,煮饭是他最主要的“工作”。

      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那一年,为了提高钢铁产量,家家都要捐出一切铁器,为大炼钢铁提供原料。我们家也砸了锅献了铁,不用煮饭了,和大家一样,进了街道集体食堂。刚喝了几天爷爷的米汤就没了。

      紧接着要“除四害”,那时连麻雀也算上一害。记得有一天刚破晓,全城锣声齐鸣,震天动地,竟然把天上的麻雀轰了下地!我捡了一只活的,高兴极了,把它养在小盒子里。没想到,第二天它死了。爷爷说:“它是被赶得无处藏身,没有吃的,饿死了。”这时,我才懂得,原来“饿”,也会死。

      第二年的春天,路边的树都没有长出叶子,光秃秃的树枝上爬满了毛毛虫,看得心里直发毛。毛毛虫牵着根细丝在树上荡秋千,挺吓人的。人们都叫它们“吊死鬼”。

      夏天还没到,空气已经热得让人难受,我更加想念爷爷的米汤。

      每天,我自告奋勇到街道食堂打饭。一开始,捧回的是满满一锅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不知道为什么,麻雀被赶绝迹以后,锅里的白饭变黄变粗糙了,没多久,饭只有半锅,配发了一些米糠饼和甘蔗渣馒头,再后来,街道食堂关了,各家重新开起了小灶,爷爷又开始煮饭了,只是我们每人配给的米却少了。

      那时候,人人都讲“穷则思变”。原来是“煮”的饭,变成 “蒸”的了。听说,这是一个有名大学的“创新发明”,叫“增饭法”:饭蒸好之后再洒上水,密封再蒸一次,让蒸汽把饭泡发,水份多了出饭量就多,原来的一碗饭,一下变成了两碗,可是吃起来像吸风一样,根本就不耐饱。

      家里沒有條件,小灶用不上正版的“增饭法”。但每个人都想能有多一点吃的,爷爷开始在饭里加蔬菜,加杂粮,让饭看起来多一点。后来,又有人发明了改良版的“增饭法”——“双蒸饭”。先将米在水了煮滚一阵然后捞出,置于笼屉里蒸熟,同样能“增饭”。爷爷也学着做了。他在煮米时适量放水,让煮成的米汤刚好四杯,够我们四兄妹喝。

      虽然没有了“大锅饭”,但是,我们又能喝上了爷爷的米汤。

      我上学都得经过荣华北街,那里有一家棺材铺。一天,铺前的石阶下来了一个人,他一头乱发,穿着一条破裤子,露出了苍白的大腿。他在那儿一坐就没挪过位。没人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的脚掌开始有点胀,几天后,整条腿都胖了起来,皮成了蜡黄色,后来,脸也肿了,眼睛变得越来越小。有人说,他是沾了棺材铺的晦气,也有人说,他是营养不良,得了 “脚肿病”。后来,他不见了,也许……应该回家了吧。

      这天,我放学回家发现爷爷不在,桌上空空的,没有饭菜,也没有看到我们期待的米汤。

      妈妈和爷爷很晚才回来,带回些馒头作我们的晚饭。原来,妈妈提早下班带爷爷看病去了。爷爷望着我们四个紧锁眉心的孙子,笑着说:“别怕,没事,就是脚有一点点肿而已……”

       “什么一点点肿,这是‘脚肿病’!” 妈妈从厨房冲了出来,她边说边用手指着我们,“你们都给我听着,以后再不许喝什么米汤了!”

      妈妈真的很生气。我们都噘着嘴使劲地点着头。

      为了爷爷,我们再也不“爱”喝米汤了,爷爷的脚也慢慢消了肿。

      爷爷的米汤成了我们永远的记忆。


(本文在5月18日《世界日报》上下古今版刊出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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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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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又苦涩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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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候海云,谢谢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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