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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是个海 第十三章 我的三姐常安斯(二)

这张老照片拍摄与1941年, 母亲抱着不到一岁的三姐常安斯,左右站立的是大姐常以斯,二姐常路斯。 

 

(八)她睁着双眼来到这个世界 

 

我的三姐常安斯,一九四一年生于青岛。母亲梁今永曾经说,三姐是睁着双眼脱离母体来到这个世界的。当接生的妇产科医生与护士看到这个睁着眼睛呱呱落地的女婴时,都大为惊讶。父亲与母亲为她取了一个英文名字 Angela,中文译为安斯。这个英文名字出自于希腊文angelos,意思是神的使者。父母希望,这个生下来便与众不同的女婴,长大成人后,会以一种不同于世俗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父母的这个心愿,后来还真应验了。 

 

三姐天资聪颖,如果她生长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也许不会在年过半百之后才实现她儿时便怀揣的成为自然科学家的梦想。生活在二十世纪动荡无常的中国大陆,三姐的前大半生波折重重,充满了缺憾。她求学的道路坎坷不平,但在逆境中的她,一直坚守着理想与圣洁的心灵。

 

与中国大陆的同龄孩子们不同,三姐的幼儿启蒙教育不是以她的母语中文开始的。一九四六年,三姐五岁时,母亲把她送到青岛圣心修道院办的一个只讲英语的幼儿园。这个圣心修道院在青岛浙江路的天主教堂附近,是天主教圣方济教会于一九零二年建立的。修道院早期办了一个寄宿学校,只接受在青岛的欧美人士子女。但学校自一九一四年后开始接受中国富家子女。

 

圣心修道院是一个由德国人设计的建筑物,院内有小教堂、教室、餐厅……楼内设有壁炉,冬天可将暖气送到每间屋子里。当三姐被父母送进这家幼儿园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大部分欧美学生已经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学校里的学生大大减少,只剩下少数驻青岛的美国第七舰队海军军官的孩子。也许是因为学生少,学校没有钱去烧壁炉,三姐在冬天要在寒冷的教室里上课,她的小手被冻得都起了冻疮。我的母亲梁今永每天看到自己五岁的小女儿被冻得通红的两只小手,心痛不已。但她还是狠下心来,让三姐在这个修道院的幼儿园里待了两年。

 

母亲忍痛让三姐在修道院的幼儿园学习两年,自有她的用心。因为那时西方的儿童启蒙教育比中国传统教育提早两年。通常儿童们在幼儿园就已经开始学习英文字母与简单的单词和学唱英文歌了。母亲希望三姐可以从小就开始接受双语教育。

 

三姐七岁时,母亲在青岛江苏路基督教堂附近找到一家美国人开办的小学。她带领着三个女儿,我的大姐以斯、二姐路斯、三姐安斯,走进这家美国小学校长的办公室,向校长讨教: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个幼小的儿童,如果同时学几种语言,会不会把她的脑子搞乱了?


从事教育多年的老校长对母亲说:你放心,不会的。儿童的脑子如同是一塊海绵,它吸收知识的濳力无穷无尽,大大超出了我们成年人可以想像的程度。

 

你可以接受我的三个女儿在你的学校读书吗?

 

十分抱歉,我们学校因为校舍有限,只接受美国人的孩子。

 

你就破例收下她们吧。你看我这小女儿安斯,多么聪明的女孩,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拗不过母亲的央求,老校长最后破例收留下这三个中国女孩。于是七岁的三姐,和我的大姐二姐一起,于一九四八年,在这个完全用英语教学的美国私立学校开始了小学启蒙教育。

 

一年后三姐在这个美国小学读完一年级的课程时,她已经可以说、写简单的英语了。当学校于一九四九年五月结束这一年的学期时,共产党军队逼近了青岛市郊区。老校长与其他教师随美国第七舰队战舰返回美国,美国学校从此永久关闭,三姐的英语学习也因此戛然而止。

 

(九)插班生

 

在青岛新旧政权交替的一九四九年夏天,母亲梁今永在嘉峪关路六号的家里,为孩子们的教育犯愁。美国学校关门了,孩子们应该去哪个学校读书呢?

 

一天有个邻居朋友来找母亲聊天,她是个白俄老太太,因为逃离俄国十月革命而流亡青岛。这个白俄老太太出身于俄国沙皇时期的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她自告奋勇,说她可以用俄语在家里给孩子们上课。母亲与父亲商讨之后,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当时的新政权与苏联是亲密盟友,让孩子们现在学习俄语,她们长大后也许能用得上。

 

就这样,八岁的三姐在美国小学用英文读完了一年级后,重开炉灶,呆在家里用俄语读起二年级的课程来。母亲为了配合这位白俄家教,去书店买了一大堆俄文书籍,包括一整套昂贵的俄文儿童百科全书。

 

据我大姐常以斯回忆,在这一年的在家教育期间,那位白俄家教让三个孩子读了大量的俄文儿童百科全书。但我想像不出来,一个刚刚开始学习俄语字母的八岁小孩,怎么可能去读俄文的儿童百科全书?

 

在那位白俄家教的精心教导下,三个女孩的俄文学习进行得很顺利,到了第二年,母亲便把三个女儿送到在青岛八大关小区内离家不远的一所苏联学校了。一九五零年,九岁的三姐成为这所苏联小学三年级的插班生。

 

这所苏联学校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因俄国十月革命逃到青岛的白俄贵族家庭子女。学校里的教职员工也都是白俄知识分子。如果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这都是反革命子女。但当时由于中国的新政府拜俄国人为苏联老大哥,这个由流亡白俄在青岛办的苏联学校,啼笑皆非摇身变成为一个红色贵族学校了。学校的白俄老师们在一进门口的大厅墙壁上挂了一幅巨大的斯大林画像做为保护伞,以此表示学校的革命立场。

 

苏联小学规模虽小,却办得很正规且有声有色。学校里的学生们穿一套设计得很雅致的校服——女孩子是咖啡色的长袖百褶连衣裙,配以白色的领子。外罩别致的黑色背带围裙,围裙的正面也带有叠褶。

 

三姐每天兴高采烈地与两个姐姐穿着漂亮的校服去上学,她们走在八大关小区的的马路上,构成一道靓丽风景,羡煞了不少路人。这是三姐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校服。

 

虽然三姐是三年级插班生,在这之前只在家里学了一年俄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她在班上的学习成绩。大姐常以斯告诉我,三姐在班上的各科成绩名列前茅,班上的俄国同学无人可与她匹敌。她的俄国女班主任十分惊讶这个中国小女孩子展现出的惊人智力,竟可以在如此短时间内快速地掌握一种新的外语。

 

在这所苏联小学里,三姐除了学习文化课之外,还在体育课上学习打棒球,在音乐课上学习弹一种叫曼得林(mandolin)的乐器。每逢过节时,苏联小学的老师们会为学生们准备一些俄罗斯传统美食。其中三姐最喜欢吃的,是一个巴掌大的炸面球,里夹着粉丝、肉与蔬菜馅。炸面球松松软软,既好看又好吃, 这是她童年记忆最深刻的美味。

 

正当三姐在苏联小学可以得心应手地驾驭俄语,兴趣盎然地学习各门课程时,北京中央政府开始施实了一个新的教育政策:关闭取缔所有私立学校。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在中国大陆的许多著名私立大学开始被裁撤、合并重组为公立大学。在青岛八大关小区的苏联贵族小学,首当其冲被迫关闭,从此消失在青岛人的记忆中。刚读完三年级的三姐,不得已转学到明德小学又当了一次插班生。这是一所由德国神父白明德于一九零零年创办的百年私立学校。三姐转到这个学校一年之后,这所私立小学与原私立圣功女子学校合并,组合成为公立的德县路小学了。

 

德县路小学位置于青岛市中心,在天主教堂附近。从八大关嘉峪关路六号的家到城中心的学校,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五十年代初期的青岛没有公共汽车交通,三姐每天从家里去新学校上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时青岛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与人力车。十岁的三姐,大清早要背着书包,从嘉峪关六号的家步行至中山公园门口外的马车站,在那儿坐马车上学。那个年代的马车厢里有两排木椅,可以容纳四个乘客面对面而坐。马车沿着莱阳路、太平路进入城中心,到了栈桥后便向右驰入中山路。马车的路线是固定的,终点站在大窑沟。三姐在中山路靠近天主教堂的一个路口下车后,还需要步行一段路才可以到达德县路小学。

 

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当三姐第一次走进德县路小学四年级的一间教室里上课时,坐在这间教室的同学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她。这些青岛孩子们都很好奇,为什么这个与他们同龄的插班生,却看不懂四年级的中文课本?有的同学甚至认为三姐是插错了班,她应该转去低年级班上先把中文补习好。但不久后,同学们便对这个国语文盲插班生刮目相看了:她在很短的时间内,轻松地自修完一年级至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並在班上的期末考试中成绩名列前茅。

 

我好奇地问三姐:你还记得当初你插班到德县路小学,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学好中文的吗?

 

记不得了。但我只记得当时一位语文老师对我说,你的作文读起来怎么像是一个外国人在写中文?

 

这的确是三姐心中的一个缺憾。从五岁至九岁,在她的启蒙教育头五年里,母亲想让她接受双语教育的初衷都落了空,因为当时的环境只允许三姐前后分别接受英语与俄语的单语教育,她直到十岁才开始学习中文。当她用中文写作时,她的脑子並不是以中文做为母语去逻辑思维的。在五十年代初的青岛小学生中,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一个十岁的孩子,几乎每年都当插班生,並且每次插班都要从头开始学习一种完全不同的新语言,这需要有一个多么灵活聪明的小脑袋瓜去适应新情况呵!


我猜想,也许这是上帝故意把三姐从小就置于这么一个特别的环境,借此刺激她大脑中的轴突神经以及其外层的髓鞘神经,加速它们神经讯号的传导,使得三姐的大脑神经最终发育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超级大脑吧?

 

(十)青岛二中的学霸


一九五四年,十三岁的三姐以优异成绩考入了青岛二中。她在这所青岛最好的中学里渡过了她的少女青春年华。三姐在二中的一位同学林雅敏女士回忆说:认识常安斯还是在青岛二中的初中时期。印象中的她扎着两条过腰的大辫子,两个很深的酒窝,有一双忽闪的大眼睛,是个十足的美女。安斯很聪明,也非常勤奋。她是当年的学霸,她每次考试成绩高的都惊人,可她从没有一丝一毫骄傲的样子,永远平平淡淡,同学们都很喜欢她。

这张摄于1956年老照片中的三姐 (后排左一), 就是老同学林雅敏记忆中的那个扎着两条过腰大辫子的美女常安斯。 

 

在五十年代的青岛二中成为一个学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政治运动连续不断的年代,特别是三姐读高中的那三年,正值毛泽东发起了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19581960),三姐为此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学习时间。

 

从小立志成为一个科学家的三姐,在这段时间干了一件也许是她一生中最不科学的事情。

 

这事发生在五八年冬天,青岛人在毛泽东以钢为纲的号召下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纷纷把家里所有的铁器、锅子、铁门把手都捐献出来,二中校园里的操场上也堆满了土炼钢炉。当民间的铁器几乎荡然无存时,也不知是哪个学校或者教育局的官员把目光盯在青岛市东南部浮山脚下的一个依山面水的大麦岛村。在这个小渔村的近海有一个小孤岛,海水涨潮时,这个小岛与陆地相隔,但当海水潮落时,小岛与陆地之间祼露出一片黝黑的沙地。没有受过多少科学教育的官员看到这片沙地时,欣喜若狂,误以为发现了取之不尽的炼钢原料宝藏,便在二中发起了去到大麦岛淘铁沙的总动员。于是三姐与她的那些群情激昂的同学们课也不上了,他们来到荒僻的大麦岛海滩,冒着严寒,挽起裤腿,赤脚在冰冷的海水中把沙子用手一把把地捞到筛子里,再像淘大米一样均匀摇晃着筛子筛铁沙。可是,他们筛出来的铁沙质次量低,根本练不出钢来。由于长久在冬天的海水中弯着腰半蹲着筛铁沙,三姐与同学们的衣服被海浪打湿,每个人都冻得直打哆嗦。

 

在那个以领袖的个人意志来规划一个国家人民的思想与政治行动时代,许多违背科学与自然现象的事情频频发生。虽然三姐是二中的数理化学霸,但她脑子里的科学知识,在这荒诞的大麦岛海滩淘铁沙期间,一点也派不上用场。


三姐读高中时还干了许多不务学业的事。一九五八年全国的学校兴起了勤工俭学大办校工厂的风潮。二中这个青岛的重点中学不甘示弱,一举创办了海带厂、印刷厂、电镀厂、坩埚厂四个校工厂。三姐与她的同学经常利用上课时间去到这四个工厂干活:他们在电镀厂挂电镀条、在印刷厂检字排版、在海带厂把海带苗夹在海带绳上,然后乘坐在小木船上把海带绳放入海中……

 

除了创建四个校工厂之外,三姐与同学们还在农忙时节去青岛郊外农村干农活。一张模糊不清的老照片,留下了她与同学们在二中读书时挥洒汗水在田间的身影。这张老照片的上方印有一行字样:抢种抢收於胶南縣 1958 10. 2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正是青岛的初秋,天气还不太冷。那天一大清早青岛人还在沉睡中,三姐与她同学们已赶到青岛小港码头坐上了去胶南县的小船。他们在㬵南安子码头下船后,又步行了几十里乡间小道,才到达目的地村庄。照片上男生们手持的镐头,是用来在田地里刨地瓜的。照片上女生手持的镰刀,是用来割地瓜蔓叶。两个拿着竹筐子的女生,是负责把男生刨出来的地瓜捡到竹筐里,然后集中到地头上。

 

照片上的前排左起第三人是三姐。她穿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男女清一色的蓝布衣裤,她那双美丽的长辫子已经剪掉,大概是为了方便干农活吧。她盘腿坐在田地上,双手握着一把镰刀,实足一个农村女子的模样。用镰刀割地瓜蔓这农活,我在一九六八年插队潍县时干过,它的劳动强度其实不轻于用镐头刨地瓜,因为割地瓜蔓需要弯着腰,割一会儿就会累的腰酸腿痛,对于从城里来的女中学生,这可是一个艰难的磨练。 

 

三姐认真卖力地投入这些名目繁多的体力劳动,但她的体质其实本来就不怎么好,许多重活超越了她的体力负荷。她在那段时期伤到了腰,这腰痛病后来一直伴随她至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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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敬佩你的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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