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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海拾贝-- 文革时期的中学生

 我家是在我上七年级的时候,从农村结束了走五七,回到沈阳的。 

 我也就此结束了在姑姑家的寄养生涯,搬回到自己家。一开始,妈妈非常想把我转到沈阳市第二十中学,一则离家近,二则那是一所以前的市重点中学。唉,其实妈妈不知道,在那个年代,哪个中学都差不多。几经周折,也没办成,只好按家庭住址分,把我转到沈阳市第二十三中学。 

 转去二十三中时,学校已经开学几天了。 

 又像以前转到姑姑家的学校一样,哪个老师都不愿意多要学生。我又被学校晒在年级的教研室里,这回好的是,还有一个叫玉英的女生从另一个学校转来,我们俩个一起等在那儿。 

 教导主任问了好几个老师,终于三班的孙老师同意接收我们俩个。那时,孙老师是一位三十岁出头的女老师,戴在一付眼镜,一脸文绉绉的知识分子样子。 

孙老师把我们领到教室,也不给同学们做介绍,直接就跟我们俩说,你们就坐最后一排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女生就怪怪地成了同桌,尽管班里其它的同学都是一男一女同桌。 

孙老师本人是那种文文静静、办事非常认真的人,记得当年因为一件小小的意外,她曾经把班里的女生,在放学后都留下,给我们结结实实地补了一堂女生生理课。孙老师也是主教语文课,好像我中学的几任班主任老师都是教语文的。 

七年级,是非常平静的一年,那时应该算文革后期,学校里照样是有许多学工、学农、和挖防空洞之类的活动,我们坐在课堂里的日子屈指可数,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学农劳动。那次全班一起去沈阳市郊的果园摘沙果(一种比苹果小的水果,好像在美国从来没见过这种水果),当时的规矩是,参加果园劳动的学生和老师,可以随便品尝水果,但是不可以把水果带回家,也就是说只能吃不能拿。那时我们都十五、六岁,班里一位淘气的男生,有一点儿得陇望蜀,他偷偷地把自己的上衣掖到裤腰带里,这样他的衣服就变成了一个贴身的大口袋,然后他把许多沙果放到衣服里。而另一个看到他这样做的男生更淘气,找机会偷偷地把他的腰带抽掉,偷沙果的男生赶紧拉他自己的裤子,没等他的裤子掉下来,沙果先滚了满地,那场景,把我们这些不知道情况的女生全给逗乐了。 

 八年级的老师姓冯,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老师,他旺盛的精力和雄赳赳的做派,正好跟文质彬彬的孙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要说呢,我这个人,从来都不是当官的料,从小到大也从来不去想这些事情。我的天性是把自己该干的事做好,剩下的就是想如何快乐地玩,对溜须拍马之类的事,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认为那是没能耐的小人之举。所以从小到大换了无数个老师,由于学习好,也没受多大歧视,可因为不会奉承老师,也从来没被老师青睐过,也就是说从来没当过班级干部。  

冯老师一来,就先来了个班级整顿,把班里的干部换了不少。一天,他忽然宣布,任命我为班里的小组长。我自己当时认为他一定说错话了,也没往心上去,因为班里七十多号人,有四个组,让我领导近二十号人,那是开玩笑。 

任命的当天,冯老师要求小组长和班委会的同学放学后留下开会。放学了,我刚拿起书包准备回家,冯老师竟严肃地叫住我,“百草,哪儿去?放学后开会没听见吗”?当时也真急了,跟冯老师辩驳说,“冯老师,您一定搞错了,我不是团员,也从来没要当干部!”只见那冯老师脸更沉了,一字一句地回答,“在我的班里当干部是谁想当,我就让他当的吗?我说你是干部,你就是,不是团员不要紧,以后发展你入团。” 

就这样,我被封为了班里的干部之一。 

一起转学过来的玉英,后来得知她是当时沈阳人说的那种“小马子”,就是跟街上的小混混有联系的那种。本来我不是干部,看在我和她是同一天到这个学校的,又同桌了一段时间的份儿上,她平时欺负班里别的女生,但从来不对我起刺儿。这回可惨了,不知道为何,她算盯上我了。那时我们已经不是同桌,她的座位在我的后面,她开始每天在后面使劲挤,还踢我的椅子。几天下来,我也火了,跟她吵了一架,告诉她,我这人谁都不怕,有理讲理,如果她敢再踢我的椅子,我就会有办法治她。估计她也没摸清我的路子,倒也真不敢再私下里欺负我了。 

事情远没那么简单,一天,学校组织看电影,小组长要负责从组里的同学那儿收钱买票,玉英开始捣乱,她非要买两张票。一般来讲,学生都一人买一张票,学校也没有什么硬性的章程,不让学生多买票,看着玉英一付挑战的样子,再加上怕她勾来外面的小混混,我坚决只卖给她一张票。这可气坏了她,口中愤愤地警告,“你等着,百草,这可是你自找的,到时可别怪我下手不留情!” 

这回我也害怕了,如果玉英真地勾了外面的小流氓打我一顿,那可太吓人了。赶快跟冯老师汇报了这个事情,冯老师根本不怕,对班里大家都喜欢、又有体育细胞的一位女生(燕子)说,“你今天的任务就是保护好百草,无论谁敢碰她一下,你就领着咱班的同学先把小混混打到,再给我抓起来!”事情发展地太出乎预料,感觉好像又在搞武斗了。可那天无论在学校,还是晚上看电影,都没有任何人企图袭击我。到了第二天,才知道,当时也在我们学校读书的冯老师女儿,在电影散场时被一个女流氓打了,幸好傍边还有其他的同学相助,她被打得不严重。 

过了几天,那玉英竟跟我说,“百草,我叫人打谁,也不会打你,我就是给那个姓冯的一点颜色看看。”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中学里,班级的最后一任班主任老师姓张。张老师也是主教语文,我对他教的课一点也没有印象,能记住的是,这位老师极其喜欢文艺表演,当时班里搞的《长征组歌》大合唱,曾经风靡全校。考上大学后,曾经和设计院的另一个女生,她也是张老师的学生,只不过比我高一级,一起去看张老师,张老师竟说,“哇,百草,太意外了,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学习也挺好,一直以为你就喜欢唱唱跳跳呢!”当时又有哭笑不得的感觉,明明是张老师喜欢让我们搞文艺演出,怎么反过来说我喜欢唱唱跳跳呢?! 

我的中学时代,正是文革后期,四年里,学校一直按毛主席的学工、学农、又学军的方针办。随着学校,背着三横压两竖的行李,去农村拉练过;到沈阳市郊的果园给果树杀虫、摘苹果过,现在每年秋天,都会领着孩子们去摘苹果,我们当这是家里的一个郊游活动,是一种乐趣,可那时候天天干这个活,也就只能算是苦力劳动了;在中学期间,曾经当过一个月的车工,至少这个工作我很喜欢,手扶车床,慢慢地车出平滑的零件,有一份收获的喜悦;最苦的,也最不愿意干的,就是挖防空洞了,夏天顶着烈日炎炎,大家一锹一锹地挖土,真是口干舌燥、汗流浃背啊! 

今天的孩子们,估计都无法理解和想象我们当年的中学生活。现在回首,其实,那样的日子,我们是荒废了许多宝贵的时光,可也留下了不一样的记忆,人生就是这样,你无法说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浪费了青春。当年吃的苦,让我们更是感恩今天的幸福生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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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杭州阿立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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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里还男女同桌啊?看来东北忒开放Cool

俺们学校也有个农场,一个学期要住那里。吃饭前要唱“山丹丹滴那个开花唉。。。”,唱的不够响木有饭吃。

农场里的水蜜桃真的是水灵灵、甜蜜蜜。可是不让俺们吃的(回家时可以买一点)。只有让俺们巡逻保护桃园,又没人看住俺们的时候才能偶尔偷吃。又还是有人被抓住。Cool

 
百草园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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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难道南北方区别这样大?不男生女生一桌,何来同桌的你?还是北方好,给大家留下美好的青春回忆。

我们去的农场都蛮大方的,可以随便吃,就是不许拿。

 
杭州阿立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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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啊,刚听到《同桌的你》,就想闭门造车吧?还是现在介么开放了???

原来说的是北方的事儿。

 
百草园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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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歌词作者一定是北方人了,我们都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同桌。今年回去聚会,还跟以前同桌的几位帅哥合影呢。

 
如玉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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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作者是高晓松,北京人。他写这首歌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司马冰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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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人看,小时候就是积累知识和经验的时候,什么样的经验都是人生积累,都是自己一生宝贵的财富,这里知识也是广义的知识,至于书本知识,多学点少学点不太重要,美国小学生课业负担那么少,就算中学课业重点儿,可数理化比中国学得少多了,不也照样成才吗。

 
百草园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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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太对了,其实一个人的知识程度,跟他上学的年头可能不是线性关系,一个人的阅历,对其影响更大。我非常喜欢美国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童年少年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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