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娜与爱丽丝——5

 

       马蒂纳与爱丽丝

                   ( 5 )

 

   接连好几个星期,爱丽丝都没有到采购中心来。

    

    星期五这天天气不好,外面下着大雨。采购中心里面客人稀稀拉拉。

    估计不会有什么生意,奕丽于是拿出随身带着的一本中文小说看了起来。渐渐看得投入了进去,眼泪不由自主地随着故事的起伏和主人公的命运唏哩唰啦往下掉。没想到,爱丽丝这时进来了。

    见奕丽手忙脚乱地擦眼泪,爱丽丝满眼同情,体贴地说:“想哭就痛快地哭吧!没必要使劲憋着自己,那样对健康不好。”

    “没事!没事!”奕丽赶紧转移话题,“怎么这几个星期没来?”

    “身体出了些小故障。”爱丽丝在奕丽搬来的椅子上坐下,“前段时间,我总感到左手麻木。你看,手指都不灵活了。去医生那儿做了检查,没查出原因。但我被再三告诫,要警惕脑血栓,防止中风。总之,要注意这个、提防那个。唉!年纪大了,就像劳损的旧机器,不是这个部件坏了,就是那个零件磨损了,时不时就会出问题。这种年龄,千万不能生病啊,否则,真是雪上加霜。”

    奕丽没接话,她的情绪还没完全从小说故事情节中拔出来。

    爱丽丝抬起眼,关切地看着奕丽:“外国人在德国,很不容易,对吗?告诉我,为什么这么伤心?”

    奕丽连忙解释,她的眼泪是因为一本小说。

    “可以说给我听听吗?”爱丽丝问。

    奕丽把小说的故事大概说了说。爱丽丝听得很认真。不知是被故事所感动,还是联想到了其它事,她的眼眶渐渐有些红了,很感慨地说:“战争、爱情、生离死别,总是催人泪下。这个故事倒是让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前、二战时的自己。”

   “可以听听你的这段故事吗?”奕丽期待地看着她,问。以前,她只是在书本上读到过二战,还从没有与活生生从二战走过来的人谈过此事,更没有亲耳听过他们的故事。

   “现在不是讲故事的时间。这样吧,今天下班以后,我们到对面咖啡馆坐坐。”

    

 

     下班之前,奕丽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知自己今天晚点儿回去,然后,和爱丽丝一道,进了咖啡馆。     

     爱丽丝熟门熟路地点了一小杯她钟爱的红葡萄酒后,说:“今天我请客,你也来一杯,怎么样?”

     奕丽抢着说:“还是我请你吧!我怎么好意思免费听你的故事呢?”

     爱丽丝笑了:“果然!那本书上说的一点儿也不错!中国人跟别人一起吃饭,都爱抢着付单。你知道吗?自从认识了你,我就开始注意关心和了解中国的事。有关中国的书啊、新闻啊,我都很注意。可惜啊,这方面的报道和介绍太少了!”

    奕丽马上点头赞同,她问:“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俄罗斯打个喷嚏,德国就连篇累牍地大肆报道,中国同样是大国,德国给予的关注却这么少?”

    “很简单,美国俄罗斯在二次大战后,对德国施加的影响到现在还无处不在。人们怎么可能忽视曾经战胜过自己的对手呢?这个世界就是凭实力说话,现实得很。”爱丽丝喝了口红葡萄酒,“我不喜欢谈国家大事。还是说说自己的故事吧!”

    她用手转着面前的高脚玻璃酒杯,沉吟了很久,才缓缓开口:“ 我记得,那是1945年元旦节刚过。在我的记忆力,那个新年是黑色的、灾难性的。 我的第二个儿子刚满五岁,因为疾病折夭了。掩埋好他还没几天,我的小女儿又病了。一岁半的孩子,还不会说话呢,发着高烧,不吃不喝。那时我住在一个小镇上,家里没有汽车,没有电话。小镇上的诊所都关了——男人们都上前线去了,医生们更不例外。为了看病,我得带着孩子赶到十公里以外的医院去。在路旁的公共汽车站牌下,我们足足等了一个小时,没等到一辆公共汽车——战争期间一切都是非正常的。

    那一年的冬天异常寒冷,下午才四点钟,天色就开始转暗。孩子躺在童车里,开始撕心裂肺地哭闹,最后,呼吸急促,抽搐起来。我知道,我不能再无望地和孩子在冰天雪地里等下去了。我决定步行。直到今天,我还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寒冷、饥饿、恐惧、绝望,一起向我袭来——我丈夫在前线快一年了,生死不明;我的大儿子,刚满18岁,上前线才一个月,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他所在部队在法国遭遇袭击的消息,同样生死不明;我小儿子死了;现在,我小女儿又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我不知道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只知道死亡的阴影已笼罩在我头上,日子似乎走到了尽头。推着孩子,我在寒风中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用这种无助的方式,驱赶着心头的恐惧。就这么走着、哭着,全然不知,天已经完全暗了。

    一辆军用吉普车亮着车灯,从我身边驶过,又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军人,关切地问我,发生什么事了?我已泣不成声。他看了看童车里的孩子,转过身,双手捧住我的脸,用大拇指替我揩拭着脸上的泪水,说,上车吧,我送你们去医院。他的手是那么温暖,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支被烤化的蜡烛,全身瘫软,意志全无。我靠在他的胸前,只知道一个劲地哭啊,哭啊,泪水把他胸前的军服都打湿了。我相信,那个傍晚,我把自己一辈子的泪水都流尽了。真的,从那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没有再轻易流过泪。”

    爱丽丝说到这里,停了停。她发现,坐在对面的奕丽已被她的故事所打动,眼里噙满了泪水。

    “噢!对不起!让你流泪了。你瞧,这故事不怎么令人愉快,对吧?”

    奕丽忙用餐巾纸擦着眼眶里的泪:“以前我只知道二战期间被侵略国家所遭受的苦难。没想到,你们其实也同样遭受着痛苦。”

    爱丽丝说:“战争是什么?是生离死别。无论是战争发动者,还是战争受害者,都得面对这一点。讲到底,战争就是政治,是用生命去破坏旧秩序,换取新秩序,为自己争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您以前搞过政治?”奕丽问。

    “没有。我说过,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职业:家庭主妇。我不喜欢政治,也不喜欢搞政治的人,他们总是很滑头。可一个国家没有政治又不行。所以,有时候我们还得忍受那帮巧舌如簧的家伙们胡说八道。”

    “听您这么说,搞政治的人不怎么受人欢迎啊。”奕丽说这话时,想到了她的邻居“政治女人”绍尔太太。她问爱丽丝:“你认识绍尔太太吗?就是那个竞选市长的绍尔太太。”

    “她?我当然认识!不过,是通过报纸认识的。我没见过她本人。”

    “你肯定投了她一票,对吗?”

    “正相反,我反对她当选。”

    “为什么?我听说,她的政治主张符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呀!”

    “可她支持战争! 1998年政府决定出兵科索沃时,是她跳出来大放厥词,说什么德国政府完全有必要出兵,因为科索沃出现了流血、恐怖和镇压,没有民主和自由。我写信质问她,难道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吗?战争是政治,和平解决问题也是政治。德国通过发展经济,推动民主,实现了和平统一;欧洲利用欧元,把各个国家整合到了一个经济体系中——这是二次大战德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事实证明,不用战争,照样可以解决问题。如果只会一味地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那还要这些搞政治的家伙干什么?我坚决反对战争,不管它有任何理由。我也坚决反对主张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政治家,不管他的竞选口号有多么动听。当时,我甚至还给德国总理写了信,强烈谴责政府出兵科索沃,更谴责政府派兵驻守的决定。我认为,这就好比邻居家出了问题,你呢,带枪冲进邻居家,先不由分说把这家的男主人干掉,再顺带不小心伤了这家几个无辜的孩子,然后,在别人家划块地盘住下来,管这家的主妇今后如何改嫁、如何生孩子,对别人家的一切事情都指手划脚,横加干涉。这么解决问题合适吗?”

    “可是,你给德国总理写信,有用吗?”

    “不管有用没用,我必须表达我的看法。这是我的权利。”

    “中国有个成语,叫‘人微言轻’。说了等于没说,还不如不说呢!”

    “如果大家都这么认为,那这世界上还能有多少正义的声音?我记得有个新教神父马丁说过一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总理给你回信了吗?”

    “没有。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正义的主张是否会被采纳。你瞧,我们扯远了。我的故事还没完呢!”爱丽丝调皮地眨了眨眼睛,“接下来就是愉快的部分了。哎,刚才我说到哪儿了?”

    “您说,您像一支被温暖熔化了的蜡烛,在寒风中靠在一个素不相识的军人怀里,哭啊,哭啊,把一辈子的泪水都流尽了。”

    爱丽丝笑了:“你瞧,你把我的话都背下来了。听得真仔细!”她顿了顿,又陷入了回忆,“这军人叫奥利弗。他用车把我和孩子送到了医院,并一直陪着我。孩子被送进急诊室,很快脱离了危险。医院通知我,孩子必须留下住院,我不必陪着,可以回家。奥利弗又用车把我送回了家。那一晚,他是在我家度过的。在我记忆中,那一夜是玫瑰色的。”

  爱丽丝说到这,又停了下来。她的眼里,流泻着柔和的幸福光芒。

    “一定是发生了爱情故事,对吗?” 奕丽小心翼翼地问,“能接着说下去吗?”

  “当然!为什么不呢?你知道,任何愉快的时光我都不愿错过,包括愉快的回忆。”她呡了口红葡萄酒,接着说了下去,“回去的路上,奥利弗告诉我,他只有三天假,明天必须归队。本来,他是回家看看父母,可到家后才知道,父母几天前到南部亲戚家去了,他除了连夜归队,已无处可去。我邀请他进家坐坐,对这位在困难中帮助了我的人,我内心充满了感激。我点起壁炉,倾其所有,做了一顿我能做的最好的晚餐。然后,点上蜡烛,拿出家里仅剩的一瓶红葡萄酒。暖暖的壁炉,幽幽的烛光,宜人的红葡萄酒,可以想象,那是一顿多么有情调的晚餐!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地避开战争的话题,尽情享受着眼前的良辰美景。奥利弗真是个幽默的人,他不停地说笑话,也说了很多他小时候干过的调皮捣蛋的事,逗得我笑个不停。我对他说,奥利弗,知道吗?我已有好几年没有这样开怀笑过了。他深深地看着我,说,爱丽丝,你知道吗?你笑起来的时候,真是太美了!我们彼此久久凝视着,都感到有种特别的情愫从心头缓缓升起,有种异样的气息荡漾在我们之间。

  奥利弗那年28岁,已是个中校了。穿着军服的他高大英武。脱去军服,显得更加健壮帅气。我呢,当时38岁,面容姣好,身材苗条,处在女人一生中最有魅力的年龄段中。我说,奥利弗,明天一早,你还要回部队,早点休息,去睡吧!然后,我站起身,收拾起桌上的刀、叉、碗、碟,走到洗碗池旁。奥利弗跟了过去,站在我身后,双臂缓缓搂住我的腰,下巴轻轻搁在我头顶,说,爱丽丝,你知道吗?你在寒风中流的那些泪,把我心都浇透了。无论是哭泣,还是欢笑,你都是那么迷人,让我动心。爱丽丝,我爱你!我转过身,紧紧拥抱着奥利弗,泪水一下冲上了眼眶。奥利弗低下头,亲吻着我。我的身心都被奥利弗深情的吻烤化了。接下来,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奥利弗真是个甜蜜的男子汉!”

    爱丽丝的眼神,似乎穿越时光的隧道,停在了一处让人心醉神迷的地方,那里鲜花盛开,青草芬芳,爱情的溪流唱着欢快的歌在生命线上轻盈地流淌,生命线两岸处处花团锦簇,鸟语花香。

    尽管奕丽很想知道后来的结果,但她明白,此时此刻她不能打断爱丽丝的回忆,更不能破坏爱丽丝的愉快。她只能静静地看着沉浸在往事中的爱丽丝,默默等待着她的下文。

    良久,爱丽丝缓缓开口了:“第二天清晨,奥利弗跟我分别时,送了个毛茸茸的小布熊。他说,看见小熊,希望你能想起我。我爱你,爱丽丝。记住,要欢笑,不要哭泣。希望这小熊能给你带来快乐。”

  “后来呢?你们后来还见过面吗?”奕丽急切地问。

  “没有。奥利弗和我丈夫一道,永远留在了苏联战场上。再也没有回来。”

  “噢!对不起!太遗憾了!”奕丽真不希望是这个结果。

  “是啊。太遗憾了!”爱丽丝顿了顿,接着说,“每年我都会一个人带着小熊、捧着鲜花到公墓去,跟奥利弗说会儿话。我总是说些快乐的事跟他分享。在他面前我从不流泪。我知道, 他不希望看见哭泣。我感谢他,那一夜的爱情,滋润了我的一生。我丈夫——就是第三个丈夫——一直对那只小熊感到好奇,他很想知道这里面的故事,可我从来没对他提起过。”

    “为什么?”

    爱丽丝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奕丽:“你有过外遇吗?”

    奕丽摇摇头。她的感情生活一直很单纯。大三同学聚会时,碰到了高她一年级的智文。智文对她一见钟情,对她展开热烈攻势。她本来对智文就颇有好感,几个回合不到就乖乖被俘虏了。毕业后的第二年就结了婚,之后心无旁骛, 一心想着的,就是“在一棵树上吊死”。

    “难怪!”爱丽丝露出了调皮的笑,“如果有了外遇,记住我的话:任何时候,不要在丈夫面前提起,更不要去向丈夫忏悔或炫耀。别指望丈夫会在这种事上原谅你、理解你或跟你一道来分享快乐——这样的男人还没出生呢!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不说,什么也别说。”

    奕丽突然想到了马蒂纳,想到了前不久她在电视台接受的那一番公开采访,还有她说的“有什么不好意思?这世界上,不是男人就是女人,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干吗不能说?又不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事!” 她第一次发现,德国两代妇女之间的观念其实也有很大差别。

    “我可以问一下吗?在第三次婚姻之前,您有过两次婚姻,三个孩子,还有一次外遇。您的第三位丈夫并没有介意您的前两次婚姻,仍然跟您结了婚。难道他还会介意你在这次婚姻之前的一次外遇?”

    “那当然!性质不一样啊!前两次婚姻都是正大光明受宗教肯定和法律保护的,而外遇就不一样了,那是一种不诚实行为,在当时那个年代是会受到舆论严厉谴责的。就算在今天,外遇也是违背上帝教导、不符合《圣经》教义的,它的不诚实性,仍然受到否定。唉!谁让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呢?对我们的不完美,上帝是会原谅的。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要给自己的婚姻增加隔阂和障碍。”

    奕丽点点头。她明白过来,在这种事上,中国人看重的是贞操,德国人看重的是诚实。






梦娜 (2012-03-08 19:31:04)

 

都发到5了,这篇读完了,我得从头再读。

 

的确是这样,”中国人看重的是贞操,德国人看重的是诚实。“

刘瑛依旧 (2012-03-12 22:41:46)

闹了半天,你是 “从脚到头” 反过来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