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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情殇1977》第九章

第九章

 

 

洪跃进福大命大,也许是因为他的脑袋大。这不,上苍竟然违背人间的意志欣然垂青于他:由于韦哲生的突然自杀,龚维忠显然是顾不过来,只好让这小子暂时躲过这一劫了。

尽管龚维忠指令洪跃进的事不要传出去——只在系领导、指导员和班级支部书记范围内知晓,可有关他“疯狂搞对象”的风言风语,宛如该死的地狱一般总在追随着他。最致命的惩罚是,洪跃进的考研申请,被龚维忠不假思索地就予以否定了。在总支书记看来,像洪跃进这样的犯“通奸罪”的道德败坏者,居然也能上研究生的话,那就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的大失败。结果是,洪跃进那张可怜的申请书,根本就没有被纳入系领导的讨论程序,就被丢在总支办公室的垃圾桶里去了。

另一桩惩罚是,他新编的女声小合唱《春之声》,本来已经入选新年元旦晚会节目的,却在正式演出的那天,给莫名其妙地拉下来了。这在洪跃进看来,不啻比他遭受龚维忠的过堂,更让他难过!因为在这首歌曲中,凝聚着他和常娟的爱情,他把最能表达他对常娟的爱的语言和旋律,都融汇进那二声部式的小合唱中去了。洪跃进发誓,以后再也不给文工团写曲子了。他得到音乐系那位作曲教授的指点,在放寒假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春之声》投给了一家音乐普及性的刊物《大众音乐》。

根据龚维忠的指示,洪跃进由向前进负责盯梢,常娟由那个作为卧底的七九级支部书记负责追踪。不得让他俩有任何见面的机会,更不得此类“通奸”事件——系龚维忠的一个关键词——再次发生。这样,在放寒假前的整个元月,洪跃进和常娟根本没有偷约的机会,顶多只能在食堂打个照面。更有甚者,为了杜绝他俩放寒假后偷偷搞在一起的可能性,荣崇德专门派人送他俩回老家过年。洪跃进被送上轮船,常娟被送上了火车。他俩还被限定了返校日期,并由荣崇德派人到车站和码头去接。

冬去春来。韦哲生自杀事件的风头已经过去,洪跃进又成了龚维忠工作的重心。本来,洪跃进已经在年前向龚维忠上交了三份《思想检查》,开学后,荣崇德在三月和四月又找他谈了两次话,把龚维忠的思想精神贯彻到家。常娟则经常受到吕永贞的纠缠。

1981年的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发。可对洪跃进来说,却是他最煎熬的日子。考研没指望了。他那想当作曲家的瑰丽之梦,宛如他儿时玩的那种一个个闪烁着虹彩的蓝盈盈的肥皂泡泡,“嘚儿”的一下,碰在他脸上,最后就只剩下那一丁点儿痒抓抓的湿气了。他不甘心啊!

况且,“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他想念常娟,想得都要疯了!他想跟她说说心里话,想把他的委曲甚至冤屈,娓娓向她诉说,想把他新创作的歌曲哼给她听,渴望抚摩她那滑柔酥香的肌肤。他近段老是失眠。只要他一躺在床上,他的想象力和回忆的能力,就空前地高涨,以至于他的整个脑袋,就像是橡木桶里翻腾喧嚣的酒,顷刻就要冒着那荡漾不羁的泡沫,哗哗地迸溅出来。只要他的脑海里,一旦浮现出常娟那对雪白的乳房在直条纹衬衫里鼓鼓挺起、并颤悠悸动的时刻,他那男根儿就霍地冲天而起,势不可挡。他直感到一阵阵火辣辣的东西,在他的双颊上焦灼燃烧,一种急不可耐的肉欲,从他的雄性根基唰地掠到了他干渴的喉咙,他全身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滴血液,乃至每一根神经都随之而震颤……啊!要是在过去那幸福的时刻,他的这般自然的欲望,本是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得以发泄的,或找到适宜的出口的。可此时,在这人的天然本能惨遭压抑的时代,他又只好以他早先使用过、后又决然放弃了的那种替代方式,来缓解他那年轻人的性张力了。他那只粗壮的右手,慢慢地,然而又是很不情愿地,可又不得不地向下身移去……移去……

火红的五月,万象更新。外部的监管和盯梢,对洪跃进和常娟这相爱的人儿,反倒成了一种更有效的强化作用——一种与龚维忠等人的愿望相对抗的反作用力。他俩几经周折,恰似排除千难万险,终于有机会在那个东区树林里幽会了几次。

七月初,快放暑假了,常娟这才意识到,她的身子已有两个月没来那个了。她有点儿疑惑,便把这事儿告诉了洪跃进。于是,这对懵里懵懂的孩儿——缺乏必要的性知识哟,在那不知“性”为何物的年代!这对只知道做这事儿、却不知会发生“意外”的少男少女,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他俩困惑的大问题:我们是不是因为做了那事,就怀上孩子了,也就是人们不好启齿说的“怀孕”了?常娟真的怀上了吗?如果不是怀孕了,怎么就没有月经了呢?要是真的怀上了,那该怎么办?常娟急得直哭,娇嗔地责怪洪跃进。洪跃进是男子汉,理当承担责任。他花了几天在图书馆查医学书,才大梦初醒:常娟怀孕了!

他俩明白,要到医院做检查,才能确认是不是真的怀上了。于是这对不知深浅的人儿,惶惶然来到了市妇幼保健院。一开始他俩竟然都不知道,该到哪个科室做检查。常娟忸忸咧咧了半天,才从一个女护士那儿得知应该去妇产科。妇产科在一楼。常娟进去后,洪跃进在

走廊上,心绪忐忑地踱着步。这走廊刷着白石灰,过道的两侧涂有齐人那么高的翠绿色油漆,这油漆的怪异色泽令洪跃进极感不适,似乎有一股股热浪向他扑来。他汗流浃背,默默地祈祷常娟的检查一切顺利。

一个女医生,胖乎乎的,肌肉下垂的脸上,几乎看不到鼻梁,而那厚实的鼻孔却朝天仰视似的。她头也不抬地问常娟:“你怎么哪?”“没怎么。好像……好像有两个月没来月经了。”医生这才睃了她一眼。“你这么小,这么年轻,怎么会不来月经呐?”“我……也不知道嘛,所以才来检查的呀。”“你做了那个事儿没有?嗯?”“我……”。常娟一时没悟过来是什么意思。“你别装了。如果你和男人做了那档子事,你就可能怀孕了。你做了吗?”医生厚厚的眼睑紧盯住她。“我……我做了。”常娟吞吞吐吐地回答。“是和你丈夫做的吗?”“唔……”常娟一脸羞红。“作孽啊!作孽……”。医生边嘀咕,边摇晃着她那有点歪斜的头。

三天后,洪跃进一个人,像做贼心虚般的来取化验单。他一看结果,上面赫然写着:尿液呈阳性。他不由得吁了口气,恰似一颗悬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他想当然地安慰自己:阳比阴好;阳为正,阴为负。中国哲学史上都是这么讲的。阳,肯定没问题。他掉头就往回走。可他在街上走了一段,又觉得心里没底。你又不是医生,哪能知道阴阳什么的呢。他又赶紧折回来。到门口的“导医岗”,问柜台后面那个穿白大褂的女护士模样的人。“您看,这个上面写的……有问题吗?”“没问题。有喜啦!呵呵。”洪跃进当即像被人劈头猛打了一闷棍,身体晃悠个不停。

幸好是放了暑假,再加上最近对他俩的监管稍微松了些(因为这半年他俩的斗勇斗智,使得监管者们没法子逮住他们),这对冒失的人儿不得不考虑该怎么办的问题。要说吧,他俩一开始还真有点儿孟浪。特别是常娟,她那坚毅的眼神中,傲然透出对爱情的执着与天真——就像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看死神的面目那样浑然不知:“让我生下这个孩子吧,他可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啊!这娃儿,肯定长得像你一样英俊,脑瓜子儿里,必定全是满满的音乐……反正你年底就要毕业了,我就跟着你去生孩子。我的书不读了也没关系,只要我们有爱情……”。洪跃进毕竟已满了23岁,他不像常娟那么幼稚。他知道常娟的这番话不啻是天方夜谭。但他一方面被常娟的痴情所感动,另方面他的确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突发性难堪事情。他俩就这样,悲喜参半地犹豫着,拖延着。一晃,又过去了一个月。

八月初,还是在那个东边的树林里,洪跃进惊讶地发现,常娟的乳房增大了许多许多,宛如充盈膨胀了的圆嘟嘟的象牙球。特别显眼的是她的乳晕,不仅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好多——恍若那浩淼的湖面上,悠悠泛起一圈又一圈同心圆的波纹,而且它的颜色,也由原来的桃红色,变成了泛着黝黑的深褐色。更令人称奇的是,那乳晕上还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丘疹,状似鹅皮上的,大小不一哩。洪跃进在上面轻轻地抚摩,指尖上便粘满了黏糊糊的白色分泌物,闻起来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馨香。他再蜻蜓点水般的,在乳头上轻触一下,那黑褐色乳头,便变得硬挺挺、坚撅撅的。而常娟的下腹部,平素有如天鹅的颈脖一般平滑、光洁、柔软,现在呢,却正微微地向上隆起……

洪跃进此刻才从美的陶醉中猛醒:不能再等、再拖了!

市妇幼保健院。还是上次接待常娟的那个女医生。她边做检查边唠叨。“想做流产?你真是傻过了头哟。太晚了!小孩都已经四个月了……四个月,你知道吗?四个月的小孩已经很大了。几乎是不能再做流产了……你不要命哪?”常娟表示,您行行好,给我做了吧。我求求您哪。“求我也没用。你这是未婚先孕,是违法的!你知道吗呀你?就算我愿意帮你,可我也不能违反政策喽……”。常娟哀求,只要您帮我这个忙,您要我做什么都行。“这也不是你做什么的事情。这是原则问题!至少,你要做流产,先得拿个检讨来。要老老实实忏悔: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违法的、不道德的丑事。如果你检讨得深刻,经我们院领导批准,那我就给你做。”

当天晚上,洪跃进和常娟几乎一夜没睡,极度认真而又虔诚地写《检讨》。洪跃进运用了他刚学会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竭力使这份检查体现出从灵魂深处暴发革命的辩证意境。他写了满满五页的草稿,半夜才写完,凌晨由常娟用工整绢秀的字体誊清。

他俩以为,交一份忏悔的检查就可以了。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医院。可没想到,更大的麻烦事还在后头。先是手术费用问题。那个女医生开出了超出三百元的人工流产手术费。这对完全靠国家生活费补贴的这一对儿师范生来说,不啻为天文数字。令他俩焦心的是,短期内,不可能凑到这么大一笔钱。洪跃进根本不可能有钱,而常娟也不敢向父亲一次性要这么多钱。更何况,时间也来不急哟。

接着更糟糕的是,实施手术前,需要病人的亲属签字。常娟心里咯噔一下,腿都软了。她赶紧蹒蹒跚跚地出来,和洪跃进躲在翠绿色油漆走廊的角落里商量。这个字由谁来签?洪跃进毫不犹豫拍一下胸脯:当然是我签。可是接着,他俩都不由得苦笑起来:洪跃进算亲属吗?医生会承认他这个“亲属”吗?

恰如他俩所料。当常娟拉着洪跃进的手,栗栗然地走进诊室时,那个塌鼻子女医生的脑袋,竟摇得像货郎鼓一般。她盯视着洪跃进,似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是你?你就是……你就是孩子的父亲?天啦!作孽呀!作孽……”。她还是不停地横着摇晃脑袋,那坠掉的肥下巴,一时耷拉得更长了。她的厚眼睑在洪跃进身上游移不定。“你呀,你自己都没长大,竟然弄出个孩子来。唉,你……准备签这个字吗?”洪跃进坚定地点了点头。“哈哈!可惜呀,你没有资格,完全没有资格签这个字哟!”洪跃进又坦然地望着她,似乎在再一次肯定,他能签这个字。“那你就说说看,你是她什么人?你能算她的什么人?呵呵,说起来,你什么都不是。你既不是她的丈夫,她的男人,又不是她的父亲,或她的直系亲属。我们怎能让你来签字呢?”

“可是……可是我是她的爱人呀。我是她的爱人,我怎么就不能签哩?”洪跃进几乎是脱口而出,宛若没有经过大脑似的。“爱人?哈哈!爱人?嘻嘻……”,这医生猛地爆发出一阵狂笑,笑得前仰后合,连清鼻涕都噗地一串串,从朝天的鼻孔里喷到了水泥地板上。“爱人?你哪有权利说爱人这个词哟!亏得你还是大学生嘞。你完全不晓得,只有夫妻之间,才能叫爱人。你懂吗?‘爱人’这个词,专门只适用于结了婚的夫妻之间。比如说,当一个丈夫向别人介绍他的妻子时,就可以说,‘这是我爱人’;同样,一个妻子,也可以像这样向他人介绍她的丈夫,‘这是我爱人’。晓得吧?除了夫妻关系之外,其他任何男女之间的关系,都不能称作爱人关系。”她得意地看着洪跃进,仿佛她今天给洪跃进好好地上了一课。

“可我还是不明白。”洪跃进涨红着脸,再一次据理力争。“我想,一对男女之间相爱,就是爱人。只要是相爱的人,都可以叫做爱人。西方人把相爱的一对男女叫lover,也就是爱人,或情人。而男人在向别人介绍他妻子时,就叫wife , my wife ;没人在介绍妻子时叫lover的。”他深情地望一眼常娟,“我是她的爱人。我应该可以为她签字的呀。”“你不要再狡辩了!还跟我说起什么外文来,我可听不懂唷。我再说一遍。你不能签这个字。你没有资格。”她看到洪跃进傻呆在那儿,像丢了魂儿似的,态度又变得温和了些,似乎是动了恻隐之心。“再说,你自己还那么年轻,自己都管不好,哪能签什么字承担责任哩。唉,谁叫我是菩萨心肠喽……这样吧,我跟你们出个主意。叫你们的系领导来,他可以签字,他签的字才有效。”

“这……”。洪跃进喉咙里哽咽了一下。他不知再说什么好。

这对身背爱情重负的人儿,踉踉跄跄,沮丧地踱出了医院。一时间,他俩仿佛站在濒临深渊的崖巅之上,任凭怎么样呼号和呐喊,也不可能在眼前出现一座桥,一座能承载他们越过这道吓人的深渊的桥。这一对我行我素,视爱情为自己的生命的人儿,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世间的条条框框,迫使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惨痛的代价;而这代价的付出,反过来又使他俩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爱情。

天无绝人之路。心焦如焚的洪跃进,他那大脑仿佛死寂般的黑暗宫殿里霍地灵光一闪:我可以去找我们那位管行政的副系主任,那个和蔼可亲、心地善良,说着与我一样的乡土口音的老乡。他一直是欣赏我的,曾多次夸奖我的歌曲写得好。说不定,他会帮我?看在我们是老乡的份上。

洪跃进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晚上,来到副主任住的那栋房子一楼黑黢黢的过道上(系两户人家共用的厨房)。副主任刚风尘仆仆从外地函授点回来,正在吃晚饭。他热情地接待了洪跃进。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他沉吟良久。然后要洪跃进退出去,在门口等待,他说他要跟系主任打个电话。约十分钟后,他招呼洪跃进回来。他说他可以代表系领导签字,并建议常娟在学校的对口医院即市第二人民医院做手术,这样可以自己不交医疗费。末了,副主任善意地告诫他:“我只能帮你这一次。你好自为之,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嗬!”洪跃进当即双膝下跪,胡乱地拽起副主任那白灰色的短裤衩儿,边摇边热泪盈眶地说,“谢谢您救了我!您可是我的大恩人哪!我……”。

第二天,洪跃进和常娟去市第二人民医院办手续。第三天,副主任同他俩一道去了医院。他俩这早熟的、不为社会认可的爱情之果所带来的最棘手问题,终于在好心人的帮助之下,得到了妥当的解决。

 

 

“爱情是我们慢慢学会的。”马尔克斯曾如此说。这话用到洪跃进身上似乎再合适不过。如果说,他的爱情,起初只是作为对世俗压抑的一种反叛、一种抗争,那么,经过这个暑期的爱情磨难之后,他在这一学会爱情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成熟了。他开始试着反思他和常娟的爱情的意义。

他深深地感激常娟。她毕竟才二十岁啊!她为他俩的爱情所付出的代价,无论如何都比他洪跃进要大得多。他永远也忘不了那曾经的一刻:常娟从门诊手术室,由一个护士搀扶着,颤颤巍巍地拖着脚缓步走来。她的脸色像蜡一般苍白,平日那宛若熟樱桃般的红唇,此刻变得全无血色,她那平素有着海绿色纤细血管的手背,就像涂上了一层层雪花膏那般的洁白……洪跃进的心里顿时就像被剜了一个洞似的隐隐作痛。他惭愧莫及,想把脸扭到一边,不让常娟看到他那自我谴责的样子。可是,常娟倦怠憔悴的面颊上方那两只大眼睛里,却丝毫没流露出哪怕一丁点儿责备他的神色。她那依然明媚流盼的眼神仿佛在告诉他:爱情,也许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不好说,这一定就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我们只付出了代价,而没有得到什么别的。实际上,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学会了爱情,享受了爱情;我们成长了;我们长大了……

开学初,洪跃进收到《大众音乐》寄给他的两份样刊,他去年年底投稿的《春之声》在第四期上发表了。他高兴得就像猛喝了一顿甜甜的蜜似的,乐不可支。九月五日,那是洪跃进要赴市第一师范学校教育实习的前一天,在树林幽会的老地方,两个历经爱情磨难的人儿,又紧紧地拥在了一起,共同分享这只有天赋的创造性才能产生的成果。常娟虽经一个多月的恢复,但她的身体仍显得十分虚弱。洪跃进认为主要是营养不良所致。尽管他在假期尽了最大的努力,比如他吃的菜中那几块薄薄的肉片儿,总是仔细地搜检出来给常娟吃。他把自己省出来的饭票,保证她每天一瓶酸奶,还给她买能防暑降温的酸梅汤、橘子汽水、冰棍什么的,但毕竟他的财力有限。曾有一天,他对常娟允诺说,等他当了大作曲家,赚了好多好多的钱,他保证每天都让常娟有肉吃。

树影摇曳,凉风习习。洪跃进目睹这一年前他俩第一次在此约会的场景,禁不住百感交集!啊,这一年,他的变化,他俩的变化,该有多大呀!为了爱情,他们失去了许多,同时也得到了令那些不敢涉足爱情雷池的大学生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在恋爱中体验爱情,在爱情中感受生命的意义,在爱的磨难中学会懂得爱情的意义。这清醒的意识,对当下此刻的洪跃进来说,宛如一道强劲的闪电猛然划过他那激情的涟漪翻腾悠荡的脑海。他俩依偎着坐在干涸溪沟的泥沙上,时而陶醉般地哼唱这新发表的曲子,时而又絮叨呢喃地规划着他们爱情的未来……

洪跃进倾情投入长达一个半月的教育实习。除了课堂教学《哲学原理》五个课时(讲授“马克思主义意识论”)、当班主任每天跟学生们在一起外,他还独创性地办了一个“歌曲创作小组”。他把全校中师生爱好音乐创作的学生召集起来,给他们讲歌曲创作的方法和技巧。当然,音乐理论方面的知识,他讲得不多,也讲得不深,他主要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经验,现身说法,启蒙解惑。当他实习完毕离校的时候,该校音乐教研室的老师们,还给他送了一本《贝多芬传》和专门用来作曲的五线谱薄哩。此番教育实习的经历,使他看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他觉得毕业后回到大山区当个音乐老师,也是挺不错的。

 

 

李天豪,尽管作为214宿舍的成员一直在唱着主角,可他与彩珍的关系,我们却一直秘而不宣哩。现在,应是揭底的时候了。

79年春节期间,彩珍巧妙地蒙骗过了李天豪她已怀孕四个月的真相。当时她想,因为才四个月,还有做人工流产的可能性,如果李天豪知道了,就会逼她去做。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知道这件事。到了这年的五月,孩子已经七个月了,再也不能做人流了。彩珍这才决定告诉李天豪。她给他写了封信,通知他“……我们的孩子已经七个月了。你就要当爸爸了。我想他准是个男孩……”。

李天豪一见信,可傻了眼,不啻一记晴天霹雳!他回想起大年三十晚上的那一幕幕……他依稀记得,他当时就有点儿怀疑的。天啦!我,我这么精明的一个人,竟然被彩珍给骗了!这个小娘儿们,我饶不了她!一定得让她,把孩子打下来。他急匆匆赶回老家,要找彩珍算账。可在她家里就是找不着她的人。问亲戚朋友们,都说不知道彩珍去哪儿了。就近的亲戚或朋友,能找的,他都找过了。他花了三天时间也没找着,只好垂头丧气返回学校。

这一次,彩珍是躲在她很远的舅舅家里。八月份是临产期,彩珍怕李天豪暑假回来闹事,就决定在舅舅家生孩子。后来,生的是个丫头。可整个假期李天豪并没有回来。他准备破罐子破摔。他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好办法,只好自认倒楣,也只好自我欺骗:只要我不认这个孩子,谁能知道,谁又有什么办法能证明,这孩子就一定是我的呢?再说,我又没跟彩珍结婚,我又何必,或有什么义务,要对这孩子负责呢?就算要我负责,我也愿意负责的话,不过就是给孩子抚养费。给就给吧,反正我以后有的是钱。还有,要是有人从道德上谴责我,或用什么方式惩罚我,我就叫屈:是彩珍欺骗了我,她偷偷生下孩子,可我并不知情。我也是受害者。我真的是个受害者。

唉,就这么着吧,就这样子拖着吧。拖一天,算一天。等我考上了研究生再说。万一,彩珍要找我麻烦,要来告我,我就假装答应跟她结婚,叫她等到我毕业后就结婚。先把她哄着吧,哄到我考上研究生的那一天……

他李天豪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想通过自我欺骗的方式,被动地处理他与彩珍及其孩子的关系。当他80年春节回家时,他居然是大年三十晚上才到家,偷偷地在自个儿家里住了几天,就开溜了,连彩珍家去都没去。

彩珍呢,自有她的想法和计谋。纵然你李天豪,老是躲着我们母子俩,可这孩子是你的,永远都是你的。这个帐,无论如何你是赖不掉的,总有一天,你会认这个孩子的;只要你认这个孩子,你就会和我结婚。所以,李天豪不来,她也就不去他家找他。独自一人,默默地抚养着这个爸爸不承认的孩子。

在整个大三期间,李天豪一边继续追着白兰,一边准备考研。渐渐地,他发现白兰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就宛若迢远处格外美丽的地平线上的那一棵橡树,又恍若云蒸霞蔚的天际上的那一道彩虹。在白兰一次次地暗示他“这是不可能的……”之后,他决定卧薪尝胆,一个心眼儿奔自己的大业。他瞄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研究生。一来可以提升自己的学历,二来为今后到省党政机关当干部奠定基础。他期盼着,等他到了省委省政府工作,就既可报向前进的一箭之仇——“是他抢走了我的白兰”,又可补偿他那“酸葡萄心理”——没有你常白兰,我照样出人头地。

天遂人愿!李天豪考研终于成功。他以全体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国人民大学响当当地录取。他在第四学年的那个暑假就拿到了《入学通知书》。他尽可能地保密,不让他家乡的任何人知道。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彩珍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得知了此事,正好是在李天豪九月初准备上北京的时候。彩珍那颗一直期待了四年的与他结婚的愿望之心,就恰如天空霍地坼裂开来了的那般,最终彻底绝望了!她几乎没怎么犹豫,就以农村妇联主任“为姐妹们维权”一般的气慨,一阵风也似的,雄纠纠踏进了龚维忠的办公室……

结局可想而知。李天豪的研究生入学资格被取消!等着年底毕业分配。

还是在214室成员毕业离校之际,向前进才道出了彩珍告发事件的原委:据说那一天,彩珍抱着已满两岁的女儿,风尘仆仆地闯进政治信仰与思想系总支办公室。她径直将孩子,往龚维忠面前的办公桌上一掼,边号淘大哭,边诉说伸冤:“……党的书记呀,你管不管啦,这是李天豪的孩子啊……他李天豪不要我们娘儿俩啦……您可要救救我们呀……”。那龚维忠先是一怔,然后仔细看了看孩子的长相。他可是认得李天豪的嗬!不出数十秒钟,他正气凛然地往桌上狠狠一拍!“他妈的!又出了个更大的现代陈世美……我要管!我当然要管!这共产党的天下,岂容他李天豪如此这般的草菅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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