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眼睛,人的灵魂-莫言柏林“文化记忆”朗诵会

         秋天本是收获的季节,今年的秋天这种收获的感觉尤其强烈,在香港度假期间,喜闻我最欣赏的中国作家莫言先生荣获了我心目中的文学最高奖项--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虽然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是经由香港电视台我听不懂的粤语播出的,可是,我那份骄傲和喜悦的心情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这一中国文学界的特大喜讯,使我不禁想起六年前和莫言先生的近距离接触。那是2006年初春的一个傍晚,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在柏林世界文化宫举办了文学作品朗诵会,这也是中德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中国—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诸多活动内容中的一项:文学欣赏的第一场作品介绍赏析的主讲人就是莫言。        在讲台上,莫言面对众多欣赏他作品的中外读者妙语连珠侃侃而谈,幽默睿智的谈吐不时引来读者们阵阵的笑声。莫言说,这次是他第二次光顾柏林,第一次来的时候,东西柏林还被一堵大墙阻隔着,那天,当他正怀着复杂的感情凝望柏林墙的时候,一个德国老太太的雨伞不小心捅到了莫言的眼睛上,当时痛得他蹲下身子双泪横流。身边走过的德国人看到这一幕,都被感动了,竟然认为这个中国人胸怀德意志的民族大义,为两德人民的隔墙相望而痛哭流涕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莫言以他那部脍炙人口的《红高梁家族》一举成名,张艺谋和巩俐把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梁》带到柏林来,又在电影节上一举夺得金熊大奖,从此,德国的读者认同了中国这位作品中充满了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家。从这点上看来,还真是说不清到底是莫言成就了电影《红高梁》,还是张艺谋成就了知名作家莫言。继《红高梁》之后,莫言作品就开始在德语地区发行,包括三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长篇小说中就有德国读者比较熟悉的《红高梁家族》,另外两部是真实反映中国现实和社会生活现状的《天堂蒜苔之歌》和《酒国》。朗诵会上,德方美丽干练的女主持人在介绍莫言时强调:近年来,德国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已经逐渐由香港转向中国大陆,之所以举办这个讲座,就是试图探寻中国文学是如何诠释“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而通过莫言来接近中国文学也正是很多德国读者所期待的。        莫言坦陈,他作品的基础基本源于他记忆里的痕迹,他本人的切身经历在写作过程中经常会化身跳出来。他认为,一个作家真正的自传是隐藏在他的全部作品里的,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把他的人生经历和他对和他对生活的期待写进他的作品里。紧接着,莫言为慕名而来的读者们朗诵了他的新作-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的第一章。在这部长篇里,为了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他采取了古代章回小说的写法,而且不同以往莫言作品的大写实风格,而是用一种离奇古怪的叙述方式展现了1957年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大背景下,一个被含冤屈死的富豪乡绅西门家族的悲欢离合。故事里的主人公西门闹也曾家财万贯、妻妾成群,却在土改运动中被民兵队长的一粒子弹送进了阴曹地府。心怀不甘的西门闹面对地狱重重酷刑的折磨不屈不挠,发誓要重返人间为自己的前生讨回公道。阎王老爷被他的执著所打动,满足了西门闹重回人间的愿望,却没将他托生成人形。生命几番轮回,西门闹由人到驴,继而又变牛变猪变狗及猴子,直到50年之后才又变回一个先天有缺陷的大头人。莫言试图通过这些动物的眼睛观察中国近50年的社会变迁,在一次次轮回中,西门闹的人性离他的灵魂一点点远去,他的复仇之火一点点消亡……         无庸讳言,这是一部用另类笔法成就的宏篇大作,虽然莫言创作这部小说仅用了43天,但他感慨万端地说,这部作品实际上经过了他43年生活的沉淀和积累,西门闹的原型就是他小时候家乡的一个年轻的乡绅。当年主人公是一个坚决不加入人民公社的极端分子,直到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政府重新又把土地分给农民。主人公当年在众人眼里是一个愚昧落后又顽固不化的异类,可当历史进化到30年后的80年代,人们回过头来一看方醒悟到,原来他才是一个坚定的清醒者,只是这种执著的清醒却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使他从身体到灵魂都饱受摧残。这部小说的德文被译成《活够了》。

     有德国读者询问莫言如何理解他的另一部被译成德文的小说《丰乳肥臀》这个标题的含义,莫言笑答:“其实,‘丰乳肥臀’这四个字中文和德文在意义的理解上是有一定差异的,中文里它有着很多复杂的含义,让人联想到‘母亲、生育、土地、生命’等等符号,可是翻译成外文听起来却挺吓人的,假如你能把小说从头到尾读下来的话,就不会对这四个汉字产生岐义了。”莫言毫不讳言他早期作品的创作观念上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较深,可是经过了20年的沉淀和历练,他终于可以大胆地宣布:我已经和马尔克斯不一样了!说实话,我本人每次读莫言的小说都掺杂着半是欣赏半是惊悚的感觉,我欣赏他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时代感和磅礴大气的手笔,却对里面那些触目惊心的超极端的描述手段心存异议,比如《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在磨坊里为挨饿的子女们偷黄豆,为了不被发现自己先把豆子吞进肚子里,回到家里再呕出来煮给孩子们吃;《红高梁》里日本鬼子对九儿家的长工先是用尖刀挖掉生殖器,再挖眼睛、削耳朵的血淋淋的描写,包括这部新作《生死疲劳》里不吝笔墨地大量对地狱酷刑的渲染……我想知道这位大家在细致逼真地创作这些令人不舒服的情节时,究竟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所以,朗诵会结束后,我就这个问题和莫言进行了一番探讨。针对我的疑问,莫言回答说: “其实,我在描写这些情节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这里有对母亲的感激,因为关于母亲的情节不是我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确实发生在我母亲那一代人身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如果没有母亲们像动物返咀一样地喂养我们,就没有我们这代人的今天了。你提到的其他极端的情节描写,在国内文学界也有很大的争议,有人似乎认为文学创作只能表现美的东西,从我对小说美学观念上的理解,那种极端的东西反而更能衬托生命中的美丽,更能激发出觉悟不高的民众面对敌人的残暴渴望报仇雪恨的情绪。如果不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描写,怎么能唤醒麻木的民众?至于是否有必要写得这么过分地血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问题的心态也平和了多了,所以最近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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