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种发自内心、情不自禁的习惯，这就是乡亲、同事和邻居们一遇到什么难事，我都会条件反射似地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儿女们说我：“人家一有事，我妈就冲上去了”。他们不知道，我这个习惯渊源于于40多年前的一段亲身经历。当时，我遭遇了自己难以承受的巨大灾祸，是乡亲和邻居们帮我度过了难关。从那时起，感恩和爱的种子就深深地植根在了我的心中。

1968年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风巨浪把我这个寒窗苦读十多年的“老高三”骤然卷回了家乡。对我来说，回老家后能从生活上照顾体弱的父亲，也算是有失有得。我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已经鳏居十多年了，又当爹、又当娘，节衣缩食地供我读到到高中毕业。我想，自己可以去地劳动、做饭洗刷、缝补衣服，也可以陪父亲说说话，父亲此后的日子可以好过些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回到家里刚两三个月，父亲突然身患重病，猝不及防地撒手人寰了。我作为一个20来岁不谙世事的弱女子，刹那间陷入了天塌地陷、孤苦伶仃的无助境地。苦命的我，胞姐妹五个有三个被抱养出去了，从来没有担过事的大姐也已出嫁，家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而且，我家是十多年前从外村搬迁到这里的，跟前没有近亲本家。我在此前又一直上学读书，对村规民俗一窍不通，谁来帮我办理父亲的身后事？

就在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邻居和乡亲们一个个接踵而至。他们一边安慰我，一边忙碌着，有的给我父亲理发，有的给我父亲洗手脚、剪指甲，并嘱咐我找出新的和相对干净的衣服鞋袜给父亲换上。大队主任又让我写了个借条，借给我100元钱供出殡花费。生产队长亲切地说：“孩子，你不用拖着哭棍一个个求大家帮忙，家里和坟里用工我都会派，你就通知亲戚和准备家里的事情吧。”接下来的几天，去坟地干活和来家里帮忙的邻居和乡亲们都是不请自到，我只需给他们备好粮食和蔬菜。他们在筹划和做饭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想得周到细致。准备出殡那天的饭时，他们商量说：“亲戚和乡邻们送来祭祀的馒头不少，出殡后留下孩子一个人也吃不了，就吃馒头吧。”那时粮食奇缺，尤其没有白面，这么一来真是体面而节俭。

出殡那天，在邻居和乡亲们的帮助下，我父亲的丧事正按习俗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料半上午来了两拨亲戚打乱了阵脚。一是父亲的一个姑表兄弟，他嚎啕大哭，要求把父亲埋回原来的老家；二是父亲的一个姨表兄弟，他找到大队干部，说我和父亲住的是父亲的姥姥家，当然也是他的姥姥家，因此出殡后我就得从所住的房子里搬出去。对于第一个要求，我完全可以对付，因为把父亲葬在当地是他临终前吩咐的。对于第二个要求，我虽然愤怒，但想那是以后的事，并不妨碍葬礼的进行。可大伙不知就里，一时就僵住了。我正准备和总管去说时，人群中有人发话了：“梅她爹当初来时是写了纸的，他死了这个家就是梅的，不管他埋到那里都一样，谁也要不走这个家。今日这里都准备好了，就先埋在这吧！”说话的是老支书，他是我家来时写纸的中人之一。父亲去世之后我悲痛过度从未流过泪，但此时我却热泪盈眶。给我出难题的是亲戚，帮我度过难关的是没有亲缘关系的乡邻。

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父亲的性命，使我这个未成家的弱女子成了无根草。关键时刻，善良淳朴的乡邻伸出援手。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但做起事来体贴入微，紧要关头仗义执言。这份情意和大爱几十年来一直温暖着我的心，使我真心诚意地把父老乡亲当成了恩人和亲人。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离开老家到外地上学并参加了工作。几十年来，每回到老家，我都要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去拜望邻居和乡亲们，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尽力相助。有一次，一个大婶咳嗽需要吃梨，可满大街买不到。我顾不得向满脸疑惑的家人解释，就把带回家的梨都送给了她；又有一次，这家大叔得了重感冒，我没别的办法，就硬塞给了他们一点钱；队长大叔后来偏瘫了，我买了梨和罐头一口一口喂他吃；前几年，他的女儿身体不适，我带着她求医问药；村里修路通水需要赞助，我也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尽管这些不能报答他们的恩情于万一，但我在良心上毕竟可以稍微得到一些安慰。只要一息尚存，我就永远不会忘记父老乡亲！

                  ( 刊于《山西日报》2010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