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送瘟仪式


在“中国”政府封闭各地居民区实施防疫筛查期间,我们观察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有趣现象:住宅区被封的初期,区内居民似乎与前来封锁他们,对他们进行核酸强检的专业防疫人员及防疫志愿者建立了“异常良好”的关系。

居民们不但主动配合强检,还纷纷对防疫人员的工作表示感谢。有在小区内发起募捐,向防疫人员捐钱捐物的,也有向防疫人员献花致敬的,甚至还曝出有居民让自己的小孩当面为防疫人员跳舞。

这些自发和半自发的群体行为引发了全国的热议。

但甚少有人发觉:这其实是一种社区性的宗教仪式。

在“感激”“酬谢”防疫人员的同时,相应的流言早已传遍全区:很大一部分的新冠感染都是防疫检测所致,防疫人员在“防疫”的同时也在不断传播瘟疫。

事实上,这种复杂的两面性正是古代中国瘟神的形象。

在一般居民眼中,身穿生化防护服,只露出双眼的防疫人员有一种非人格性,非人而近乎神,他们正是新冠瘟神的化身。

在古代中国,地方上一旦瘟疫流行,先民们立马就会倾社区之力,举行送瘟神仪式。

仪式上,先民由代表向瘟神像献上酒食、衣冠、香花、金钱、纸马纸船等物,希望瘟神受用之后能心满意足,“布祥风于此境,移神化于他方”(《道法会元》卷四四《清微禳疫文检》“津送神舟疏”),简而言之,就是请瘟神速速离开本地,到其他地方去传播瘟疫。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防体弱的儿童成为瘟疫的牺牲品,先民们还有让未成年子女戴上纸制的枷锁,在瘟神庙会上盛装游行赎罪的习俗,寄希望以诚心感动瘟神,使其庇佑游行儿童,额外开恩,饶过他们小命。

毫无疑问,古老的仪式在21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规模复活了。

也许,它从来就没真正死亡过?

在集体潜意识中,不少居民希望可以通过盛情款待防疫人员使他们得到满足,感到“不好意思”,从而带着新冠瘟疫一去不返。为此居民们乐意劳命伤财,甚至不惜暂时性、象征性地献出自己的孩子。

如笔者在《吃人或防疫隔离的三个阶段》中所述,这是典型的群体在面对灾难时的第一阶段心理,确切地讲,是处于第一阶段早期。

古代人的上述送瘟仪式一旦难以奏效,疫情持续蔓延至一个月以上,那么,他们将会启动力度更大的送瘟仪式,从文送变成武送,从软送升级为硬送。这次对瘟神不再是客客气气地礼送出境,而是变成责骂殴打神像,若祂还不识相收瘟,便对祂采取最终措施,将神像烧毁或是沉水。这属于灾难群体心理第一阶段的晚期。

将目光转回当下,比管控更严苛的封控隔离政策阻滞了社区居民的交流,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类似现象的出现。但程度究竟能有多大?要从根本上杜绝现象背后的群体心理,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一旦真的因防疫隔离而缺粮,那么可以想见,居民们将在短时间内再度狂热化,冲破薄弱的阻隔重新聚集成群,与防疫人员的成规模暴力冲突将无可避免。当初对后者有多爱,如今就对他们有多恨。这将发生在真正进入第二阶段退缩期的前夕。

狂热源于迷信。

迷信之为迷信,正在于人们确实信仰着某种东西,但却不清楚那种东西到底是什么,甚至,都没察觉到自己正在信仰它。

在中国,迷信从来就没真正死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