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一点公共政策思考

         公共卫生政策,还是任何公共政策的决策,民意肯定是个考量因素,是需要,和应该考虑在内的。对民意,民心要做出合理,正当,恰当的回应。但是,公共决策不应该跟着民意转,跟着民意跑。因为,民众的构成非常复杂多样,民众的知识结构,教育水平,人生阅历,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认知参差不齐;利益和利害关系也不同。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有时会利害相抵。当然,看待公共事务的立场和角度就会非常不同。而公共政策决策,譬如这次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公共卫生政策决策,涉及非常复杂的专业知识(譬如,流行病学,微生物学,传染病学,临床医学,经济,政治,法律,甚至国际政治,国际博弈和竞争等等),很多人不但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有些连基本的知识储备,经验,思想能力可能都不够,是否有能力分析重大,复杂的社会公共议题,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这本身就是一种民意和民情,是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就好比是一个人生病,其诊断和治疗方案,需要征求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的意见,而不是民众投票或者民意来决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投票,民意式民主,七嘴八舌,民众大辩论,其作用和意义在公共政策和治国理政上是非常有限的。这种民主的适用范围需要加以限定。我的思考是,公共政策决策,需要专业人士,社会精英主导的,多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层次参与的公共政策决策模式。

        中国古代是王权,加士大夫执政集团,加乡绅和民间自治,加民心民意的一整套政治制度。中国古代的帝王,是国家,族群的代表和象征,具有凝聚国家,族群,和延续文明的重大意义,在这一点上,所有人类文明中可能大同小异。另外,中国古代的帝王和欧洲不同是,中国的帝王基本上来源于中国民间(开国帝王多数来自民间,其后代是继承制。如果治理无效,在中国文明中,被认为失去政权合理性和正当性,而被后一个朝代取代),他们基本上继承中国文明。而且,由于中国文明的开放性(非一神教,非宗教性),中国文明,文化,和政治制度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而不断演化。中国文明,和民众授予帝王管理国家的权利(政权的程序正当性),同时,中国民众,和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思想制度,譬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得民心,顺民意”,等等思想都对王权在思想理念和历史事实中起着限制和制约作用。实际参与国家治理的大部分是儒家士大夫执政集团,这样一个集团,本身就来源于中国民间(不是欧洲的世袭贵族),接受中国社会文化的陶炼,再经过科举制度体系,进入治国理政阶层,他们和民间社会基本联系密切,他们收集民意,他们的政策建议,需要,应该,也会某种程度上反应民意,民心和民情。钱穆先生说,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独裁专制制度,是说不通的(尤其在和西方对比的语境下说不通)。

        今天的中国,基本延续了传统的精英治国,和贤能政治这个模式和复杂体系,所谓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等等。对中国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超级大国,具有明显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弱点,不足当然有很多,这是任何文明,文化,国家,族群都存在和难免的,是人类共通的问题。

      中国文明,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至少是最成功的之一。当然,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很多方面需要做深,做细。

 






关令尹 (2020-02-02 01:29:26)
碰巧过年回家,所以才能暂时实现隔离。单纯的风俗因素而已,何必扯到制度上?中国人喜欢互吃口水不分餐,这是东亚民族独有的野蛮风俗,在欧美早就被革除了。不分餐制也是造成此次疫情扩散的关键因素,这是否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制度缺陷?
关令尹 (2020-02-04 09:34:16)
“儒家士大夫执政集团并非世袭,源自民间”是一派胡言。帝制时代中国的文盲率超过九成,能考科举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应举需要大半脱产乃至全脱产攻读,社会上只有极少数家庭负担得起。翻翻历代科名录就会发现,90%以上的进士都出身地主家庭,其父就是朝廷官僚。地主占全民比重不超过5%。5%家庭的子弟占据90%的当官机会。所谓科举制,不过是变相的世袭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