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曾经的知青

曾经的知青     

                              【中国】孙中人   

  中人,是我的四哥,准确地讲是我的四堂哥,他是我大伯伯的小儿子,我们相差六岁。在所有的堂哥表哥中,四哥是与我年龄距离最近的哥哥,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哥哥。

实际上,在我心里,四哥一直是一位心灵手巧又幽默聪明的哥哥。每次想起他,他那笑眯眯又有一点调侃的脸庞,总是会浮现在我眼前。同时,还会想起小时候,他把家里的院子种上蚂蚁菜花,到了夏天,蚂蚁菜花会开出五颜六色的花朵,真的色彩斑斓、争奇斗艳。要知道,那可是文革后期,没有人家喜欢种花,如果家里有一个小院子,大家都会种那时奇缺的蔬菜,而不会有闲心去美化周围。

这篇文章是四哥写他下乡的经历。知青,那份苦日子里,曾经有过无奈,也曾经有过拼搏。

 

   我的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国高毕业,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然而,我们却没有他们那样的学习机遇了。不光学习的机会没有,连就业也没有选择。用当时时髦的一句话描述:愿做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一九六六年,那一年我小学毕业,填写了中学报考志愿以后,我们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些小毛孩子来说,这次运动真不知道是悲剧还是喜事,那年我十三岁。

  当时的许许多多新事物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轰轰烈烈,都是青史留名的。由于每个人的家庭的出身不同,所涉及的境遇不同,所以现在对于文革的看法还是褒贬不一。其实对中国这个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国度来说,许多文化遗产被颠覆了,许多文明的传承已经没有了。也可能要很久以后人们会发现: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这句话的含义。

  一九六八年三哥下乡,他是知识青年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年级。一九七零年本来可以四个面向,有机会留城的我,因为父亲是五七战士,也必须下乡(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工厂、面向边疆)。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六日是我应该下乡的日子,但只有我的大木箱子下乡了,因为我的脚在前几日崴了,肿得老高无法行走。一个月后的九月二十四日我独自一人在沈阳的老北站出发(军阀张作霖修的),坐火车到马三家车站下车,车票五毛钱,独自背着行李徒步十八里路,边走边打听路,来到了兴隆堡公社老什牛大队,开始了我的六年农村生涯,迈开了人生独立的第一步。

  农村的生活现在回忆起来,感觉普通而又平凡,千千万万的农民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着,然而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活的孩子,感受却是既新鲜又恐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

  住的是青年点大房子,一共十二间房子,中间一间是厨房,其余分为两大部分,男宿舍五间通铺,女生四间通铺,都是南北大炕,炕的下面留了许多小方口,是为了让尾部的炕更暖和留的烧柴禾的地方:门灶。

  吃的是大饼子高粱米饭,白菜或者萝卜汤,连咸菜都没有,在青年点吃咸菜也是一种奢侈,绝不虚假。我们属于新青年,国家供应一年粮食,但也是和城市居民差不多,每个月几斤大米和白面,每周仅仅可以吃一次细粮。

  我们青年点开始有近五十人了,其中我们七零届二十一人,六八届的有二十多人,紧接着七一年又来了二十左右人。我在学校时比较低调,加入红卫兵时很费力,基本是最后才加入。我低调不是性格的问题,而是我的家庭关系和父亲的特殊身份。到农村以后我不再保持低调了,农民的生活和开心的方式打破了我的生活习惯,我已经融入到这个阶层,腰里系着一条大手巾,头上戴着草秸编的草帽。听他们讲笑话,到老农家里去蹭丰富的农家饭。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年我全年的收入是七十二元六角。拿到钱回家过春节时把钱交给爸爸。父亲领着我和三哥到太原街北面的秋林公司去,每个人花七十六元买了一个当时最贵最好的皮夹克----开封服装厂的产品。后来不知父母又从哪里要来购物券和手表票,又给我花一百二十元买了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这在当时的许多家庭中是不可能的,也许,这是父母为了安慰我们,尽可能给我们的补偿吧?

  下乡一年后,我当了青年点的伙食长,可能是我的率直和无私真诚,这个许多人不愿意干或者愿意干却干不好的职务,经过大家的选举落到了我的头上。当伙食长经历的大大小小事情,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和协调水平,也给我增加了另一个角色:青年点的副点长,点长是六八年的老青年共产党员。

  春天要种青年点的自留地,到生产队借犁杖、留自己青年点的义务工,年节要准备好吃的东西,到公社买供应粮借车,到县里买煤等等,许多我从来也没有接触的东西现在一一摆在我的面前。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一生一直缺乏一个东西:只会一直专注做事情,千方百计去圆满地完成任务,而忘记了通融人际关系,而这在当时和今天的中国都是行不通的。

  说起来也算笑话,那年下乡的小队政治队长和大队的一个五七战士到沈阳,曾经来我家吃过一次饭。结果不知道大队书记如何知晓了,被冠以开黑会,那是一九七三年,刚巧我又和青年点的一个女同学有些多余的来往,如此两件事,就使得我不得不调离这个青年点,转到一个新的知青点----新民县的大柳屯公社。于是,我重新开始了又一页的知青生活。

  也许是已经有了农村的劳动经历,在这个青年点艰苦的环境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下,我还是走在了前面,当上小队长和民兵连长都是这里的事情。在这里再一次邂逅爱情,并感受着人生的酸甜苦辣,履行着人生的职责,承担着最极端的没有太阳的晴空!

  在第二个青年点,我曾经萌生了青春的爱意,然而,也是在这里我遇到了人生不可忘记无可名状的恐惧。一九七五年,我担任大队民兵连长职务,那年夏天新民县境内的养息牧河告急,各大队出车出人参加抗洪抢险,我是我们大队的领队。两辆马车四个人在公社抗洪指挥部指定区域巡视,漆黑的夜大雨滂沱,不是诗中有画的水天一色,是寒冷、漆黑不见五指的大雨中,看不见路看不见河流在哪里,穿的不是雨衣是蓑衣,戴的是草帽,水深已经到膝盖了,手电筒照出去只能看到一米远。浑身基本已经湿透了,人不敢走路,因为你看不到哪里是路,只能依靠两侧的树来判断大概的路在哪里。我们带了几把铁锹,拿在手里当作拐杖了,那时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几个人不用说抗洪了,其实只有束手无策,在这样的大雨中,我们找到家都是困难的,天空瞬间的闪电使我们能简单地看清周边的环境,权衡再三,我决定回去汇报情况再做打算。那个时候我记住了这个第一次听说和参与抗洪的河流名字:养息牧河。记住了汪洋无际的大雨,经受了极度的恐惧与寒冷,体会了无助的窘迫境遇,这一夜的惊险经历,在我的记忆和脑海里留下了深深地刻痕。

  还有一点点丑事,也不妨说出来大家一笑。在当伙食长的时候,青年点的菜地里也种上了小白菜和芸豆,由于青年点的前后院子比较大,无法像社员家一样周围栅上,有散放的鸡鸭就会来吃幼苗,驱赶鸡鸭的任务自然就是我负责了。我的做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小棍支起鸡鸭的嘴巴,让它们张着嘴巴回家,另一个方法是制作了一个弹弓,用小石块来驱赶吃菜苗的家畜,效果确实不错,但是一次我的枪法太准了,弹弓的石子打在一个鸭子的头部,当场毙命。如果我当时不去管这个死鸭子,也没有人会注意到是谁打死的鸭子,我做贼心虚地拿起铁锹在压水洋井的旁边挖了个坑,人不知鬼不觉的将鸭子埋了,万事大吉不露声色。事情过去了半年多,一个社员找上门来,让我赔鸭子,并准确地说出了埋鸭子的地点,我无可奈何地说:鸭子算我买的吧,给你钱,就这样我赔了人家两元五毛钱。事情过后,我一直在做两件事,一个是后悔,一个是追查是谁说出去的。后悔的不是打死了鸭子,而是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吃了呢?两元五毛钱是我半个月的零花钱呀!另一个事也查到了,告密人也找到了,是我们一起下乡的女同学,她父亲和我父亲一样,都是黑山县的五七战士,经常来往,我如何能报复呢?且不是诬告也不是告密,是当作笑话说出去,如此就算是鸭子我吃过了吧!

  我不是吃了一只鸭子,是吃了一只鹅。

  每年秋天前,青苞米可以吃的时候,每个队都要找几个看青的,专门来防止社员偷和家畜吃庄稼,我有幸得到这个机会,因为秋天的夜里很凉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披一个大棉袄,手里拿着一把镰刀。同样一要阻止私下里偷青苞米的,二也是要驱赶家畜防止祸害庄稼。在农村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农村的大鹅一般不怕人,而且还伸着脖子对着人叫,我刚巧就遇到了对着人叫的鹅,于是我手中的镰刀怒了,就突然发挥了作用,这个大鹅就做了刀下客,这次的我就做了一个出格的决定,把鹅夹在棉袄的里面,匆匆地来到村子边的一个下放户的家里,鹅在锅里炖着,我又去找了几个同学,一同来解馋,最后,当然还是要给鹅的主人赔款啦。现在说起来是笑话,如果当时可能会被批斗的,严重的话有可能就是四类分子中的坏分子啦!(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

  其实,我们下乡的时候,正是我们人生的青春时代,那个时期的我们应该在学校里学更多的知识,可我们过早地接触了社会的底层。人生很难评估你的得失,那些艰苦的日子,我们有过笑语、也有过恐惧、更多的时候是在苦苦的煎熬,在听党的话,准备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六年,从十七岁到二十三岁,我最美好的人生和应该学习文化知识的岁月,是在农村度过的,我是曾经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知青,知识青年,然而我们却没有知识。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转型中的奠基石,在后来经济改革的大潮中我们又做了一次这类的垫脚石。

  我妹妹前面说到的院子里面的蚂蚁菜花,几十平方米的地方,在我抽调回沈阳以后,全部改种韭菜了,春夏之交时的蚂蚁菜花五彩缤纷,每天都有开放的鲜花,那么大的一片小花海开已有十年之久了,突然全部清除,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不知道是留恋还是惋惜,但是还是彻底地全部转制啦!

  (注:企业转制,由国有制改为私有制,大批人下岗,好听的说法是待业,如同当年我们下乡一样,我们这一辈人有幸两次迈入了同一条河流,这也是我文里提到的第二次垫脚石。)

本文摘自《忆海拾贝》文集,购买请登录Amazon,搜索作者名Ann Xinan Su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