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起，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狂飆開始橫掃中華大地，1966年6月10日伟大领袖在会上提出：“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9月5日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外地学生来京，国家提供免费交通，住宿和生活补助，从此开始了全国的“大串联”浪潮，大中學校里的革命干将们興奮不已，紛紛組成戰鬥隊，扒上火車，四處串聯。串联开始时只是单一的以北京为目的地，接着向全国各地方辐射分流，引发全国范围的客运高峰。甚至造成了原有运转秩序的全国性瘫痪。（注：以上摘自《维基百科》。）
我当时所在的中学是文革的重灾区，红卫兵们在革命的名义下做尽坏事。武斗抄家，迫害教师，欺凌同学，一片混乱。我们高中毕业班的掌權者們忙着管理班上同學的思想意識，尤其是要阻止出身不好的學生外出串聯。不过，他们到底还是没坏到骨子里，自己帶領全班到青浦赵巷鄉下参加“三秋”劳动(即秋收，秋耕，秋种)，从1966年10月下旬起在农村待到11月下旬才囘上海。不过，他们雖然阻止了出身不好的同学外出串聯，自己却也失去了利用免费乘车外出看看的机会。
11月中旬，报纸上报导了东北一群学生推着一辆板车，从东北步行到达北京的事迹。中央借此来鼓勵步行串聯，尽早结束免费乘車引起的客运混乱窘况。11月23日，我们结束了乡下的“三秋”劳动，在夜晚集队步行回上海。各人背着自己的铺盖，从青浦步行回上海市区。当地的农村青年跟我们相处了近一个月，已混得很熟。依依不舍地送我们一程，大家说说笑笑地走在公路上。一位富农的女儿也在其中。我看到她兴高彩烈的样子，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不知她回家后将会怎么想。听说我们班的革命男生们在她家小试身手，把在学校里专政牛鬼蛇神的恶行搬到乡下，不仅在她家墙上刷满了革命大标语，还把她家的那条大狗给杀了。
那次深夜步行回上海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漆黑的夜晚，只有我们这群人在公路上默默地走着。偶而，远处出现一个微弱的光点，引导着我们，渐渐走近，又渐渐远去，再陷入一片黑暗中。走了近50里地，凌晨4点走到虹桥路延安路口，沿路卖早点的铺子里已是灯火辉煌，店员们正忙着做大饼油条，开始新的一天。
回到上海时，免费乘车串联的高峰已过，但是步行串联还被允许。我家三哥已经和同学们一起步行串联，前往北京。我也渴望能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当年的我，生活在出身不好的阴影里，就和小梅商量一起外出步行串联。班上女同学中只有我和小梅属出身不好的一小撮。其实，也真委屈了小梅，她的父亲是某研究所的高级技术领导，还有秘书，可见职务之高，文革初期时被打倒，一下子成了走资派。小梅生性谨慎，便自觉地戴上出身不好的黑帽。只能和我作伴。小梅又联系了另外两位初三的女同学：小玲和小惠，组成一支“长征队”，起名为“永向前”。我们到学校去开了介绍信，证明我们是这个中学的学生，外出步行串联。这张介绍信和学生证在日后步行串联时常需出示。我买了块红布，做成四个红臂章，还用黄缎子剪了“永向前”三个字，绣在红臂章上。我以十二万分的虔诚做着这些缝纫，期盼着即将来到的步行串联。
1966年12月1日，我背上行军包，里面包着薄棉被和毯子以及换洗衣服，斜挎着水壶，右臂佩着自己做的“永向前”红臂章，准装待发。五妹送我到徐汇剧场，在那里与其他三位女伴会合。五妹眼泪汪汪地回了家，我向往着即将开始的野营生活，丝毫没感受到妹妹的悲伤。
四个女生集合后，向杭州方向行进，我们从徐家汇出发，沿着漕溪北路向南，大道旁都是红旗飘飘的步行串联队伍，或称为长征队，一队接着一队，没有间断，看不到首尾。走出市区后，一队队串联队伍渐渐拉开距离。
我们的目的地是井冈山，没有预先制定详细的步行串联计划，行程靠接待站提供的信息决定。那时在伟大领袖的大串联号召下，当地政府都设立了串连接待站，学校宿舍，机关办公房屋甚至民居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接待站提供食宿，茶水和地图。地图是简单的油印纸，标明离下一个城镇最近的线路以及下一个接待站的位置等等。
学生们在串联接待站的食堂里付一毛钱和三两粮票就能买到一份菜，白米饭无限量供应，由学生们自己在一个大饭桶里打饭，吃饱为止，实在便宜。看到不少当地居民也混进接待站，付上一毛钱三两粮票，饱饱地吃上一顿。沿路每隔二三十里路就有一个接待站，一般情况下我们步行半天后都能找到接待站，在那里吃了饭再继续前进。也没想到要带干粮，随身带的水壶里总装满水，不过在冬天，喝水不多。幸亏在冬天步行串联，如果在夏天，可能会中暑。
我们常常沿着铁路走。因为铁路总是笔直向前伸去，是连接两点的最短距离。一队队长征队打着红旗，沿着铁路，满满跚跚地行进着。我喜欢走在高高的路基上，在两条铁轨中一步一步地踩着枕木向前走。从那里可以看到两旁的田地和远处的村庄，直到火车快来时才跳下路基，不一会，火车风驰雷鸣地呼啸而过。有时遇到客车经过，看到车窗里面挤满了学生，不时，从客车上撒下一大把红红绿绿的传单，串联队员们奔跑着去捡传单，有人笑着喊：“小心，别把大便纸捡来啊！”
步行串连的第一天，我们的脚底就打了不少泡。那年月没有旅游鞋，脚上穿的是塑料底的布鞋。很容易起泡。第一天晚上宿在松江，临睡前把水泡挑了，第二天忍着痛，一瘸一拐地继续上路。两三天下来，水泡变成老茧，双脚适应了这样的运动。只有小玲没能适应，脚瘸拐得越来越严重。第二天晚上宿在枫涇镇的学校时，我们找到半截竹旗杆送给小玲，她可以支撑着走路。从此，这根旗杆一直伴随着小玲走到江西南昌。有时，一天走下来，她手掌上都打起了泡。
我们的步行最佳速度是一小时走4公里，若以每天走8小时计算，一天能走三十多公里。事实上，我们一天很难走到三十公里，因为每走两小时就得歇上一会。步行串连的第二天，我们正在铁路边上歇着，遇到山東師範學院的長征隊，打著“向着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小旗，目的地是湖南韶山。这些大学生都是山东人，队长姓李，大家叫他老李，黑黑廋廋的，像个农民。双方聊起来，十分投缘，便結伴同行。在途中休息时，大学生们起劲地向我们四个上海女生聊起山东的好，女大学生们还唱起了“說山東，道山東”的民歌，至今我还记得那歌词：
“說山東，道山東
俺們山東哎，出大蔥
長山的棗，萊陽的梨，
煙臺的蘋果紅彤彤。
說山東，道山東
俺們山東哎，出英雄哪。“
那天晚上到达枫涇镇，住在中学校里，晚饭后，学校安排了文艺表演会，一队来自山东的文藝小分隊上台表演，唱唱跳跳很热闹，与我们结伴的大学生们在台下一看：“哟，那不是红皮吗？”原来那小分队也来自山東師範學院，是他们的对立派“紅旗派”，于是这些大学生们立即站起来，列队上台，先唱革命歌曲，然后向台下宣布：刚才表演的是裹着红旗的保守派，红旗派当然也不买账，在台上与他们争论起来，文艺表演会成了辩论会，底下的观众大为扫兴。
过了两天，在向桐鄉行进的途中，我和小梅也遇到了同班男同学组成的步行串联队，都是红五类的子弟，打着“东方红长征队”的红旗。见到我们两个“黑六类子女”，虽然是“他乡遇故知”，却形同陌人，越过我们，急速向前而去。
杭州距上海有三百六十华里，我们途经松江，枫泾，嘉兴，桐乡，余杭，走了六天才到杭州。这六天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杭嘉湖平原的富饶。嘉興地区的农村，家家户户周围都是桑园。高高低低的小丘上长着一人多高的桑树，桑叶大如人的手掌。嘉兴镇的小街很繁荣，行人熙熙攘攘，沿街小贩们摆着小摊，出售各种新鲜蔬菜和小吃，那竹蓝里油汪汪的肉粽特别诱人。可惜我们没有在小街上停留，只是匆匆穿过小街，去朝拜泊在南湖中的那艘小船：中共一大在此召开。
自枫泾起，我们与大学生们结伴同行，为单调的步行串联增色不少，他们待我们这些中学生就像小妹妹们，小惠很活泼，尤其讨人喜欢，一位女大学生还送我们每人一首小诗。步行第六天，早上从余杭出发，向杭州出发，六天的步行，大家都很累了，大部分时间都默默地走路，下午渐渐走近杭州城，沿路的景色也起了变化，沿路出现一个个大工厂，马路也越来越宽阔。大伙儿兴奋起来，加快脚步，向杭州前进。终于来到设在杭州近郊的接待站，被安排到位于天水桥的招待所里住宿。
| 漂流的船 (2017-12-28 15:24: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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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看过的最详细的关于文革初期步行串联的回忆，当时身在其中的人一定会记得这些，这是一段历史，写给后人看看很有必要。 |
| 一叶 (2017-12-28 15:4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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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评论！那是一段不应被遗忘，被掩盖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