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刘小萌与《南方周末》关于“回乡知青(返乡知青)”的对话(节选)

 

 

 

 

      刘小萌与《南方周末》关于“回乡知青(返乡知青)”的对话(节选)

 

 

南方周末:你提到知识青年里还有农村出身的回乡知识青年,他们人数最多,比城市知青的待遇和出路却差了很多。这究竟是为什么?
 

刘小萌:上山下乡活动的发起和初澜,主要是与回乡知青联系在一起的。直到文革爆发以前,官方从未讳言回乡知青是上山下乡活动的主体。后来,随着城镇知识青年掀起上山下乡高潮,回乡知青明显受到官方媒介的冷落。
 

1968年城镇中学毕业生大规模上山下乡时起,国家就规定所有农业户的毕业生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如果说文革以前少数农家子弟尚可通过艰苦努力考入高等学校,从而改换农业户门庭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他们的基本出路就只有子承父业了。
他们从农村中来,毕业后又要回到农村去,对这个似乎顺理成章的规定,许多农民子弟并不愿接受。即便是下放农村,他们也希望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子弟的待遇——顶着下乡知识青年而非回乡知识青年的名义。下乡知青固然带着接受再教育的重任,但作为一种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待遇,非回乡知青所能企及。动员时,他们可以申请到国营农场(或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工(或兵团战士),挣工资;下乡时,国家按人头拨给安置费;尤为重要的一点,在未来的招工、招生时,比回乡知青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叶的十几年中,农村的普及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回乡知青的人数因此猛增。他们一部分来自县镇一级中学,更多的则来自遍地开花的农村中学。文革”10年中,下乡的城镇知青共有1400余万,回乡知青的人数则数倍于此。
 

1970年代末,下乡知青大举返城之际,国家迫于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在想方设法广开就业门路的同时,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大量清退城市农民工。1978年初明确提出:今后城镇用工,基本上不从农村招收。需要补充职工时,主要是招收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也可以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当然不包括回乡知青,因为他们属于农民身份。1979年各地开始严厉清退农民工,被清退的农民工中包括许多回乡知青。这样一来,进一步凸显了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回乡青年与下乡青年在就业方面的不平等。
 

南方周末:这种不平等可以避免吗?
 

刘小萌:这种不平等,归根结底是由于城乡差别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政治体制造成的。在这种体制下,逐步形成一个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即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会。其轴心是严格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将全国人民划分为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部分。
 

与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的,还有住宅、粮食、教育、医疗、就业等项制度。在所有这些方面,非农业户享有国家提供的一些待遇,是农业户可望而不可及的。
 

两种户籍是一种身份限制,这种身份还具有继承性。城镇青年下乡时,虽由城镇户口改为农业户口,名义上是农民,却保留着档案,有专门的管理系统,有安置费、补助款,有国家平价补助的粮食、燃料,有招工、招生时的专门指标。乃至最后,国家按照对城市人口实行统包统配的旧模式,将他们收回城市重新分配了工作;而回乡知青的先天不足,只不过他们的父辈是农户,所以他们也就天经地义地被认为应该务农。是改革开放逐步冲破了城乡间的森严壁垒。

 

 

(文章来源于网络,特致谢)






梅子 (2014-09-17 04:35:02)

刘小萌,男,北京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双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8年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转回河北农村原籍,后上技校,当工人。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系,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史学硕士学位,专著《中国知青史——大潮》获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

 

木桐白云 (2014-09-17 08:09:42)

农民这个身份被歧视是一种认识上的缺陷,是人类文明史里的污点。

梅子 (2014-09-17 14:18:08)

以硬性政策卡死人,这种做法怎么都说不过去。